美俄重启战略稳定对话能否为双边核军控铺平道路

今年7月，美俄在瑞士日内瓦重启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讨论未来战略稳定和核军控问题。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美俄举行的首轮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也是两国在今年2月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举行的首次战略对话。在当前美俄关系仍陷于紧张、双边核军控结构关键支柱濒于崩溃、双方围绕新技术武器开发和部署的军备竞赛加剧的情况下，美俄开启战略稳定对话能否为双边核军控注入新的动力，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战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进程

战略稳定的概念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指的是拥有核武器的敌对双方相互维持军力大致平衡，从而迫使双方都避免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的状态。战略稳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动态复杂互动的产物，其中核军控对维持战略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

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战略稳定一直是美俄军控谈判和达成协定的中心目标之一。1973年，美俄正式达成了《防止核战争协定》（Agreement on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1990年6月，美苏发布联合声明，更新了两国对战略稳定所包含内容的理解，把战略稳定界定为战略关系的一种状态，即“通过减少战略运载工具上的核弹头数量和给予高度生存系统的优先地位”，建立双方接受的“战略进攻和防御关系”，来“消除第一次核打击的动机”。

冷战结束后，美俄围绕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举行了一系列战略稳定对话，陆续达成多个双边核军控协定。如：1972年，美苏达成《反导条约》，这是两国首个核军控条约;1987年，美苏签订《中导条约》;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签订《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俄关系下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中断了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对话。2016年，奥巴马政府欲继续寻求与俄罗斯开展战略稳定谈判，但被俄罗斯拒绝。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俄恢复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从2017年9月至2020年8月，美俄虽然举行了多轮战略稳定对话，但双方不但没有就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协议，美国还先后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使双边战略稳定的基础遭到破坏。

拜登政府上台后，对其前任的核政策进行调整。拜登政府于2021年3月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把减少核武器的作用和开支、寻求达成新的军控协定作为美国核政策的目标，宣称要致力于“防止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重建美国作为军控领导者的信任”“与俄罗斯和中国在影响战略稳定的一系列新兴军事技术开发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对于拜登政府的这一诉求，俄罗斯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美俄双边关系分歧加剧、对话停滞的情况下，俄罗斯也希望通过对话把美国拉回到谈判桌前。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今年6月举行的美俄峰会上，美俄同意重启双边战略稳定对话。

近年来美俄战略稳定基础受到削弱

战后，美俄战略稳定一直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基础上。双方在长期的核竞赛和核对峙中逐渐形成和确立了一系列指导双边核关系、维护战略稳定的原则。但是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后，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基础持续受到破坏。

首先，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要点是确保本国核力量能经受敌方第一次打击，或在第一次打击后仍有一部分核武器生存，而美俄为维持其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生存性和可信性、强化慑止对方发动核打击的能力，都致力于核武器现代化，在大幅增加维持“三位一体”核力量（必须同时具有从海洋、陆地和空中投送战略核武器的能力）开支的同时，还大力开发新的运载工具和核弹头，这使得美俄之间的战略进攻性力量平衡不断被打破，加剧了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的风险。

其次，美俄为规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军控协定的限制，夺取军事优势，把核投放能力常规化作为加强军事能力的一个方面，竞相开发和部署包括精确制导的高超音速导弹和高超音速助推滑翔机在内的新技术常规武器和低当量核武器，这破坏了战后以来美俄核战略稳定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之上的原则，潜在地模糊了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间的界线，可能加剧在冲突和危机发生后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

再次，特朗普就任后，美国大力加强导弹防御并把俄罗斯列为主要防御对象，这进一步削弱了美俄之间的战略平衡，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部署和研发能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的新的投放系统，从而引发了美俄之间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近年来，俄方大力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并把开发重型、多弹头分导再入大气层、液体燃料的、以发射井为基础的“莎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有能力突破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最终保证。

最后，近年来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技术、高超音速、量子计算、网络空间、定向能力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的军事运用和突破性发展也对美俄战略稳定起着不可预见的作用。例如，人工智能化的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造成军事环境的日趋透明，可能使核潜艇比过去更容易遭受打击，从而削弱了长期被视为“核威慑力量可生存性最终担保者”——核潜艇的能力;由于监视技术改善使其能向高效率攻击力量提供实时瞄准信息，导致陆基导弹可能更容易遭到攻击;网络空间能力的进步增加了潜在的威胁，从而带来了核指挥控制通讯系统（CN3）可能被攻击，导致被攻击方担忧核指挥控制通讯系统被中和（受网络攻击后失效）而发射核武器的风险。

美俄战略稳定对话前景如何

根据美俄首脑6月16日在日内瓦峰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一个关键目标是“为未来军控和减少风险措施奠定基础”。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专业的和实质性”的对话中，美俄就当前的国际安全环境、危及战略稳定的威胁和保持战略稳定的途径、军控的前景和减少风险的措施、未来战略稳定对话会议的总体安排等交换了看法。双方同意在9月再次举行会谈，在此之前，美俄将举行非正式会议，“决定专家工作组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议题”。尽管美俄在恢复战略稳定对话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迫切性，但能否达到上述目标、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还大有疑问。

首先，美俄在战略稳定对话的优先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主张把对话的重点放在两国面临的非常复杂的一系列核武器问题上，包括《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6年到期后的续约问题、俄罗斯新核武器系统和战术核武器问题等，对于是否把太空、网络空间或其他领域的问题纳入战略稳定谈判，美国则“将视情而定”。美国以其导弹防御系统不是针对俄罗斯为由，明确反对将之列入对话。此外，美国还希望与俄罗斯讨论把中国拉入核军控谈判进程的问题。俄罗斯则主张“任何影响战略稳定的东西都应纳入对话”，包括“核和非核武器以及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导弹防御和网络空间等议题也应纳入战略稳定对话，并且中止部署被《中导条约》禁止的陆基发射的中程导弹，以达到“一种新的安全平衡”。俄罗斯还主张不仅把中国，而且把英国和法国都纳入核军控谈判。美俄双方在对话议程和重点上的分歧必将影响对话的顺利开展。

其次，核军控谈判能否取得成果是影响美俄战略稳定对话的关键因素。《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俄之间目前硕果仅存的核军控条约。拜登上台后，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剩几天就要过期的情况下，才同俄罗斯达成协议，将该条约继续延长五年。新的战略稳定对话虽然与美俄之间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的军控协定谈判有所区别，但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后，美俄双方不再续约或者不能达成新的军控协议的话，那么美俄双方将自1972年以来首次没有军控条约对其核武器进行限制，这将对双边战略稳定造成极大破坏，并直接影响战略稳定对话的成效。此外，将新技术武器的开发和部署以及常规武器的战略使用列入军控谈判也将使核军控谈判复杂化，而且日趋增加的进攻性网络活动已成为影响双边战略稳定和相关谈判复杂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都使得美俄核军控谈判难以取得成果。

再次，美俄的核准则和核态势将对其核力量的数量和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双边的战略稳定对话。在美国方面，拜登政府虽然把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作为核政策的中心，但仍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大幅增加对核武器投入的政策。在俄罗斯方面，核力量在俄罗斯防务战略中起中心作用，俄罗斯历次颁布的军事准则都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在核声明政策上不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美国把俄罗斯列为主要竞争对手也加强了俄罗斯对核武器的战略依赖。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美俄关系状况对双边战略稳定对话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将产生一定的影响。美俄核战略关系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受制于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的状况，反过来又对总体关系的紧张或缓和产生影响。近年来，在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下，美俄双边政治和外交关系以冲突和对抗为主要特点，在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伊核协议、网络空间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冲突加剧，都把对方视为长期的战略威胁。因此，虽然美俄就战略稳定进行对话可以为双方在关系紧张时保留一条沟通渠道，但在双边关系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核军控谈判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