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较真”

讲宋代理学，必言“程朱”，“朱”即朱熹，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元明清三朝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巩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有个鲜明特点——较真，这体现在学术、作诗词与做官等方面。

《宋史》记载：“（朱）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之上何物？’”这时朱熹才四岁，可见其自幼就具有强烈求知欲。朱熹一生学问推崇“格物致知”，穷究事和物的道理，不仅对儒家典籍深学精研，对当时的科学也有相当研究，以至于20世纪世界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朱熹学术思想体现在他写给宋孝宗的一道奏疏上——“探渊源而出治道”和“贯本末而立大中”，从而“格物致知……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可见，朱熹对其学术极为自信。同时期学者张栻曾说：“朱元晦（熹）英迈刚明，工夫就实入细，殊为可量。”朱熹为官时常在辖区讲学论道，整顿和创办了一些县学、州学，创办或重建了很多书院，如重建白鹿洞书院和重整岳麓书院，他还亲自制定“学规”，编撰教材，主持讲学。朱熹著述甚多，“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影响深远。

朱熹的诗词自然和谐，构思精巧。“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首《春日》诗脍炙人口，貌似游春踏青的观感，其实并非如此。泗水地处山东，北宋末年被金人侵占，生于南宋的朱熹从未北上，不可能在金朝的“泗水之滨”游春。实际上，诗中的“泗水”暗指孔门，因为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因此，朱熹的泗水“寻芳”是指讲求儒家圣人之道，“无边光景”指儒学涵盖极其广大，“东风”暗喻教化，“万紫千红”借喻儒家思想多姿多彩，朱熹更是将儒家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化万物的“春风”。这其实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如此用心，体现出朱熹做诗的“较真”。同时也寄寓着他对沦陷在金人手中的国土的怀想。“较真”的风格，在他的很多诗词中都有体现。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朱熹任南康军行政长官时，“兴利除害，值岁不登，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他还总结救荒经验，形成了“丰年筹措米谷—平时经营社仓—荒年放赈”的“社仓”模式，？“社仓”成为当时及后世备荒的范本。同时，他请求朝廷对捐米赈灾的富户进行奖赏，但朝廷迟迟没有回应，朝廷要提升他，他“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不接受升官。此后，浙东大饥荒，宰相推荐朱熹去领导赈灾救荒，朱熹第三次提出对此前在南康军捐米赈灾的有功人员进行褒赏，朝廷不得不采纳，“纳粟赏行”。朱熹将浙东的救荒工作与整肃吏治一体推进，“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成效显著，原本对其不看好的宋孝宗也称赞：“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朱熹为官不畏权贵，敢谏敢为，敢于同腐败官员较真，同时也关注百姓负担，注重风俗教化。朱熹的从政思想体现在他淳熙六年（1179年）的一道奏疏中：“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追求做圣人，是朱熹一生的信念。他曾回忆：“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他也教育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朱熹曾冒死跟皇帝汇报：“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到底是哪四字呢？——“正心诚意”。他在自己努力做圣人的同时，亟亟进谏皇帝也要看齐古代“圣王”。

朱熹71岁去世，“朝廷以其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训说立于学官”。同时期的爱国主义诗人辛弃疾盛赞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尽管朱熹的道学在南宋孝宗、光宗、宁宗朝陷入学术、政治上的波澜，时伏时起，但他的学术思想影响力却与日俱增，被后世尊为“朱子”。清朝康熙帝曾评价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惟其敢于“较真”，才可坚贞立志，才可得真学问，才能经世报国，其“源头”正是朱子的济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