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东西》：一部真正属于当代的女性喜剧

电影《好东西》由邵艺辉编剧、执导，宋佳、钟楚曦、章宇、赵又廷等一众演员主演，在 2024 年的影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豆瓣开分9.1，有网友称其为年度佳作。

这部影片作为《爱情神话》的姐妹篇，继承了导演邵艺辉的风格，通过紧凑且富有深意的对话，巧妙地探讨了性别认同和情感纽带等社会话题。

与《爱情神话》相比，《好东西》展现了邵艺辉在女性意识和创作身份上的成熟。影片不再以男性角色“老白”为中心，而是直接聚焦于女性，讲述她们的故事。影片围绕三位不同年龄的上海“沪漂”女性，描绘了她们在都市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

对于女性观众而言，《好东西》是一次愉悦的观影体验。它不仅为女性观众提供了共鸣，还与当代女性生活同步，更是中国电影界的新鲜血液。它借鉴了“小妞电影”的形式，并加以女性主义的创新，打造出一部真正属于当代的女性喜剧。

醒来的女性，雄竞的男性

片中两大一小三位女主，无一例外，都是“醒来的女性”。两个大的，一刚一柔，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困境和伤痕需要处理，但她们从未放弃自我，去过一种依附于他人的生活。

宋佳饰演的单亲妈妈王铁梅，是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常见的独立女性形象。一出场，三言两语，王铁梅就把宣称要“为爱结扎”的前夫哥怼得哑口无言。

事业上，王铁梅写过极具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刚刚入职一家名为“好东西”的自媒体公司，担任主编；生活中，她既当爹又当妈，独自带娃、搬家、通马桶、换空调滤网，是无所不能的“超人”。

邻居小叶则是一个选择成为“恋爱脑”的独立乐队主唱。她就像银幕外许多顺直女的代表，忍不住为爱情牵肠挂肚，但也会为了维持自尊而强装洒脱。约会对象胡医生说自己Not into LTR（无法进入长期关系），小叶便谎称自己早已结婚生子。

受原生家庭影响，小叶的内心十分缺爱。按现在流行的心理诊断术语来说，她绝对是“讨好型人格”，一句夸赞便能让她十倍以报，“快乐倒贴”。但即便受伤，她也从不否认对爱的渴望.毕竟，就像她所说，“男人还是很好玩的”。

还有铁梅的女儿王茉莉，更多时候，大家都直接叫她“小孩”——实际上，直到现在，邵艺辉的妈妈也是这么喊邵艺辉的。“茉莉”听起来太过女性化，“小孩”不偏不倚，刚刚好。她展现了一个没有受过传统性别规训、“正直勇敢、有阅读量”的孩子会成长为什么样子；她还拥有超乎9岁小孩的智慧，总能犀利地指出成人世界的不合理之处，让人怀疑她是不是从胎教时就接受了波伏娃和上野千鹤子的洗礼。

当然，《好东西》里并不缺失男性角色。但无论是章宇饰演的“奶狗”小马、赵又廷饰演的“软饭男”前夫，还是任彬饰演的“渣男”胡医生，都不过起到某种“工具人”般的作用。他们既没有推动女性人物成长，也不是她们觉醒的诱因，仅仅是“课间十分钟”的娱乐项目——这一点，从电影海报中就可以发现。

《爱情神话》海报中，几位主角围坐在桌旁，老白和李小姐位居正中。邵艺辉说过，老白是她理想中的男性的投射。试想，现实中有一个有钱有闲、会做家务，甚至还会道歉的男性，绝对大受欢迎。也因此，邵艺辉必须让老白中年发福、穿Polo衫，才能让人物更加可信。这些细节就和李小姐、格洛瑞亚、蓓蓓的潇洒叛逆、游刃有余一样，终究是为老白锦上添花。

男性角色成为镶边，三位女主则占据了海报的绝对C位：中间是打扮成凡·高的小孩，右边是扮演成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的铁梅，左边是扮演成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的小叶。金斯伯格和弗里达都是享誉全球的女性主义精神领袖，她们的抗争经验和精神，也巧妙呼应了铁梅、小叶的个性与人生。

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的观众，会在发现这些“彩蛋”时会心一笑——从不断被提及的上野千鹤子金句，到直播间里卖的大热女性主义书籍《看不见的女性》和《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再到铁梅T恤上印着的“Yes， I’m a feminist（是的，我是女权主义者）”和“I Dissent（我反对）”。

这不意味着《好东西》的女性表达是悬浮、说教的，恰恰相反，它是如此具体，融入主角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我们当下生活最理想化的面貌。

进化形态的“小妞”电影

“小妞电影”一词源自英语俚语“Chick Flick”，指的是以年轻女性为主角，结合爱情与喜剧元素的电影类型。尽管“chick”一词原本带有贬义，但现代女性主义者却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强调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

1961年，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标志着好莱坞“小妞电影”类型的诞生。90年代，由茱莉亚·罗伯茨和梅格·瑞恩主演的《诺丁山》《电子情书》《西雅图夜未眠》将这一类型推向高潮。进入千禧年，《律政俏佳人》《穿普拉达的女王》等影片的流行，使得“小妞电影”逐渐衰落。2009年，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开启了中国“小妞电影”的序幕。

然而，近年来，国产“小妞电影”也面临着与好莱坞相似的问题。它们往往以“年轻傻白甜”或“大龄剩女”为典型，简化和刻板化都市女性形象，忽视了女性真实面临的困境。正如电影学者帕特里夏·艾伦斯所言，“小妞电影”助长了女性的“父权无意识”。

但观众对“小妞电影”的需求并未消失。这类电影的本质是用幽默的方式呈现现代女性的小问题。这些问题虽不宏大，却能精准地反映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和传播价值。

简而言之，生活充满压力，都市青年们需要“新小妞电影”，就像姐妹间的茶话会，需要足够有趣和犀利，才能吸引人。

《好东西》之所以受到好评，是因为它全面升级了“小妞电影”，满足了女性观众对银幕形象的自我认同需求，同时摒弃了“小妞电影”的父权文化，开启了新的2.0时代。

解构爱情神话

在传统“小妞电影”中，浪漫爱情是主要情节，女性角色的成长往往与男性紧密相关，需要男性的帮助或认可才能实现。

但在《好东西》中，爱情不再是神话，不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女性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生活的调味品。

这种处理方式更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观，颠覆了长久以来的爱情传奇。更重要的是，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只有在女性联盟中才能找到真正的身份认同。

《好东西》的三位女主角展现了不同的成长困惑，但她们共同建立了一个超越血缘的“母系”大家庭。男性角色如前夫、小马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者，而是退居二线的参与者。他们不会破坏女性之间的联系，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相互成就。

在这个新的家庭体系中，三位女主角互为母亲，互为伴侣，相互支持，共同抵御成长路上的风雨。正如萨拉·艾哈迈德所说，“女性主义关乎我们如何相互扶持”，“它可能是一条脆弱的绳索，在恶劣的环境中被磨损，但它足以支撑你，帮助你在破碎的经历中生存下来。”

电影接近尾声时，小孩第一次登台打鼓，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当音乐的观众。而小孩真正的兴趣在于写作。铁梅问小孩，为什么要写《我不再幻想》这篇作文、为什么不能写点乐观的故事？小孩回答道：“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自信，才能直面悲剧。”

这句话出自铁梅生小孩那年写的一篇报道，甚至她自己都忘记了。我们不清楚小马是不是真如自己所号称的那样读过铁梅的所有文章，但可以确定的是，小孩用心读了，还悄悄把母亲当作榜样。而她，将带着这种乐观和自信，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

来源：豆瓣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