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责任下的“中坚青年”，如何努力向前？

摘要：“中坚青年”的流行，一方面体现出结构视角下当代青年群体在生活工作中面临多种限制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反映该群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因素有效互动。“中坚青年”在面临多重角色限制上具有相似性，但在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上，角色冲突内容及与角色增益比较上，对角色紧张的态度和应对上，都质疑了欧美经验。其原因来自结构层面的家庭主义传统奠定的基础，社会经济环境提供的动力，缺乏政策支持产生的压力；加上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和承担角色的对比。

一、问题的提出：多重责任导致角色冲突还是角色促进

近年来，“中坚青年”这个源于UC网络评论中的自创新词日益流行起来，在获得青年群体认可并引发共鸣的同时，也吸引着从新华网、中国青年网到各类电商，外卖平台，音乐、视频、阅读网站的广泛关注。表面上，“中坚青年”展现了青年群体位于三重“中间”位置的挤压，但仍以“换个角度”的态度，继续“认真生活”的行为意涵：最初指职场上位于前浪成绩和后浪冲击中间，承受工作压力的80后、90后青年群体；随后延伸到该群体在家庭生活中位于“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承担多种照护责任；最后包括该群体在生活事务和工作任务中间，尽力协调兼顾。因此，“中坚青年”的流行，一方面体现出结构视角下当代青年群体在生活工作中面临多种限制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反映该群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性因素有效互动。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形成一个与“中坚青年”意涵相似的成熟概念体系：“三明治一代”。该概念在理论上，通过关注中青年群体被“挤压”在照顾父母、抚育子女、平衡工作—生活的“三明治化”状态，聚焦了该群体所扮演的作为子女、父母和雇员等多重角色的内容、关系和影响；在实践上，该群体的多元角色和承受的多种压力，已从个人和家庭的事务层面上升到社会政策层面，吸引着从政府、高校到企业的关注和探索。

“三明治一代”的概念最早在1981年由社会工作者Miller提出。其背景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上老龄化和少子化日益明显，经济上更多女性进入职场，政策上去福利化让家庭承担更多照顾责任。早期研究从性别视角探讨美国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中，当时三四十岁的中青年（主要是女性），为兼顾家庭、工作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角色内容，以及随之承受的压力。

随后，在预期寿命增加，家庭结构垂直化趋势下，围绕“三明治一代”的研究发展出两条路径：第一，外延扩大。在纵向时间跨度上，当婴儿潮一代仍处于“三明治化”时，大量20多、30多岁的青年开始承担照顾父母和子女，步入职场等多重责任。在美国纽约人寿2021年对三明治群体的抽样调查中，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占比38%，已成为其中比例最高的群体。在横向空间维度上，对“三明治一代”的研究已从欧美发达国家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关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状态形塑下多重角色内容和关系的异同。例如，2018年世界银行在拉丁美洲的调查显示，在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和秘鲁五国中，平均每人生命周期的一半时间都处于三明治化状态。

第二，内涵丰富。研究与代际视角结合后，关注了“三明治一代”有限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在资源分配起点上，基于对美国动态收入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女性付出的资源总量更多，但多集中在耗费时间的身心照料上，而男性则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在资源流向终点上，综合英美等多国研究结果发现，三明治群体的子女比父母获得了更多资源，同时女儿和母亲比儿子和父亲获得了更多身心照料。

以上“三明治一代”研究的发展主要聚焦在多重角色紧张上，并通过整合个体和结构层面的理论而逐渐形成了宏微观因素并重的分析框架。

首先，在个体层面，围绕角色紧张理论（rolestrain theory），研究关注个体如何以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回应多种角色需求。角色紧张主要通过两类视角表现：一是角色冲突视角，将多种角色视为竞争关系，讨论承担一种角色责任而难以兼顾其他角色需要，并关注冲突对角色外个体的影响，如因个体认同缺失、个人时间缺乏而导致的睡眠不足、身心疾病、婚姻和代际冲突、经济负担、工作-生活失衡等。二是角色增益（role enhancement）视角，讨论了角色的积极溢出效应（positive spill over）：青年在单项角色任务上的成功体验有助其履行好其他角色责任；在总体上顺利协调多重角色责任有助其获得自尊、存在感、自主性、融入社会、成功等积极感受；此外，履行多重责任有利于促进代际合作，为子女树立代际互动榜样等。

其次，结合结构层面，研究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后，关注“三明治一代”如何在特定时代背景看待社会“期望”角色的紧张，以及从整个生命跨度上如何理解、应对角色紧张。该理论也通过两类视角体现：一是正常化视角，将多重角色责任理解为嵌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境下，以及位于生命历程中，正常而普遍的期望。因此，三明治群体为维持多元角色积极向外寻求支持，例如个体互助，社区和社会组织支持等。二是非期望视角，多重责任被视为干扰性事件，多种角色被理解为难以完成的挑战。所以，三明治群体往往减少角色责任，如减少或退出工作，或者用工作逃避家庭角色。

然而，与“三明治一代”较为成熟的研究框架相比，国内对“中坚青年”的关注更多从商业视角出发，相对缺乏针对“中坚青年”的系统性讨论。同时，当前对工作—生活的平衡研究，又未能完全聚焦青年面临的多重角色责任。考虑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通过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高民生福祉，因此，需要在我国背景下结合“三明治一代”的研究框架，探讨“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内容和关系。在理论上，发展基于我国实践的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研究；在实践上，为寻求精准政策支持来改善该群体的生活品质提供依据。本研究围绕以上研究目的，综合国内外文献，在比较视野下运用定性研究方法，依次关注三个研究问题：一是产生角色紧张事前，角色内容与分工是否体现性别差异；二是发生角色紧张事中，多重角色间倾向于相互冲突还是增益；三是经历角色紧张事后，如何理解并应对多重角色。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后，本研究还尝试分析“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可能的差异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研究不仅在比较视野下探讨我国“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内容、关系和态度，还试图讨论可能的差异及原因，因此，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进行。根据研究问题，设计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在照顾父母、子女和平衡工作—生活过程中，主要承担了哪些责任；这些责任是否体现性别差异；角色紧张以什么视角呈现，冲突还是增益，及对自身和家庭福祉的影响；多重角色的优先级排序；如何看待多重角色责任，如何应对等。其中，综合国内外文献，家庭责任主要包括日常实质帮助和指导、生活照料、情感关怀、金钱与物质支持等；工作责任主要指完成工作任务，追求职业发展等。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主要在北京依靠滚雪球式抽样方法选择访谈的目标。综合国内外文献后，被访谈者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基于“三明治一代”和“中坚青年”讨论，将25～39岁作为年龄范围。第二，考虑“中坚青年”的定义，被访者至少在过去一年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且全职工作状态。第三，为更好进行比较研究，被访者至少在过去一年与父母（包括配偶父母）和子女同住，或至少居住在附近，日常有协调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等资源，回应父母和子女多种需求的经历。第四，为了让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在样本选择时，注意包括性别、学历、工作、收入、子女数量等在内的不同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

在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本研究对20位“中坚青年”共进行了20次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40～80分钟。征得访谈者同意后，访谈全程录音，结束后进行文本转录。考虑到匿名性，对访谈者进行了编码，其中，女性为F1（Female1）到F10，男性为M1（Male1）到M10。被访谈者及其父母（包括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其中男女比例为1∶1，年龄分布28～39岁，学历分布在专科到博士；工作包括自雇、私企、外企、国企和事业单位5个类型，所有被访者均与子女同住，且至少一位父或母（包括配偶父母）共同居住或在附近居住。在表1中，父母（包括配偶父母）年龄中父亲列在前，两个以上子女年长者列在前，获日常支持父母的年龄用下划线标出。

三、研究发现

1.“中坚青年”多重角色责任的比较讨论

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初步分析发现，“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同样经历着多重角色的紧张，即都面临如何将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等资源协调分配，尽力兼顾家庭生活和工作责任。具体到三个研究问题上，在角色内容和分工上，都呈现女性承担较多，子女获得较多的特点；在多元角色关系上，都出现角色冲突导致身心和经济压力；在对角色紧张的态度上，也体现了“正常化”视角。

然而，对访谈材料的深入分析发现，“中坚青年”与“三明治一代”的相似性主要聚焦在被多种责任“挤压”的结构限制，但并未全面反映出我国背景下青年的坚持心态和坚强行为，更没有解释青年在结构限制下更具能动性的特点。同样在三个研究问题上，“中坚青年”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较为模糊；角色冲突的内容具有差异，且与增益并存；角色紧张“正常化”与向外寻求支持的联系被质疑。具体分析如下：

（1）角色分配上性别差异相对模糊

多重角色责任内容和分工，是影响位于中间位置的青年感受“挤压”的基础。访谈材料显示，尽管大部分被访谈青年认可女性承担更多责任，以及其子女获得更多支持，但角色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都较为模糊，访谈材料体现了实用性的平衡、灵活、机动原则和就近需要原则。第一，在支持来源上，角色分工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青年群体为追求有限资源的高效配置，往往通过灵活协商实现配偶间角色内容分配与责任转换。一方面，角色责任分工倾向灵活。例如，F9的访谈材料显示，她强调了“两个人是一个团队”，通过配偶资源的优化，即综合考虑时间、耐心、擅长等因素后，在提供情感支持、指导学习等责任上进行分工合作。另一方面，角色责任转换呈现机动性。例如，M1的访谈材料显示，责任分工“不是一成不变”，M1因为工作时间自由，承担照顾父母和子女的责任较多，但面临“出差”等临时或紧急任务时，和妻子“约定过”错开出差时间，且妻子通过“早走”和“请假”转向家庭任务。

第二，在支持方向上，获得资源的性别差异更加模糊。访谈材料反映了“就近”和“按需”支持的平衡：一方面，青年有限的时间、体力、情感和经济资源优先支持共同或就近居住的父母子女；另一方面，面临子女考试、父母生病等紧急需要，有限资源集中满足该需要。F3的访谈材料在这两方面都较具代表性，在资源限制下，F3表示只能就近“把身边的照顾好”；但同时强调，遇到父母生病之类的紧急情况，或办理证件之类难以独立完成的任务，“先放下其他”转向应对此类需求。

（2）角色冲突与角色增益并存

对多重角色责任间关系的认知，是影响位于“中间”位置的青年感受“挤压”程度的关键。访谈材料体现，青年群体的角色冲突主要聚焦在工作任务上，因此冲突程度相对较低；同时角色冲突还往往与增益同时存在，且冲突损失能够被增益效果弥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在多重角色冲突的内容上，访谈材料反映，青年更关注工作角色受到的影响，而家庭角色并未能与之对等竞争个体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群体不重视家庭角色，而是将工作任务看作提升福祉的手段，把家庭生活任务视为提升福祉的目的。因此，冲突往往集中在当前家庭生活对完成工作和职业发展的制约上，然后担心这样的制约在未来可能对家庭责任带来的负面影响。F6和M3的访谈材料较具代表性，分别从消极和积极视角展现了角色冲突。F6的访谈材料显示，她很担心因为照顾父母和子女就医，导致难以完成基本工作，进而失去工作、影响家庭责任，即“家里怎么办”。而M3通过比较资源分配的效果，认为在当前“职场关键阶段”，将时间、精力、努力等资源向工作角色倾斜，相比于投入家庭生活，更有可能提升社会地位和提高经济收入，最终是为家庭生活角色积累“更好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