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人物纹银鎏金髻

何为 髻

在上海博物馆琳琅满目的藏品中，有一件精美的人物纹银鎏金 髻，造型精美，引得无数游客驻足欣赏。这件人物纹银鎏金 髻出土于上海李惠利中学明墓，其主体为一银丝发罩，出土时上面插满各类簪钗；展出时正面配有一件楼阁群仙纹银鎏金挑心，两侧配有蟋蟀形银鎏金对簪，背面则搭配一件八宝纹银鎏金钿儿，整体造型华丽而独特。这件名为 髻的饰品到底为何物？其上复杂的装饰又是如何搭配的呢？

有明一代，商业发达，百工争胜，各类新奇工艺层出不穷。以金银首饰为例，与宋元相比，明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许多新颖且富有创意的首饰种类。大大小小的簪钗造型各异、纹饰相别，插戴在不同的位置，让人眼花缭乱。不仅如此，这些首饰的名称也有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如 髻、金丝髻、挑心、掩鬓、压发、围发等。

在种类繁多的首饰中，有一种女性佩戴的头饰显得尤为特别，这就是 髻。“ 髻”一词始见于元曲，起初指的是头发挽成某种造型的发髻或假发，明代特指女子头部常戴的尖圆顶网罩。明代 髻多用金银丝、篾丝、头发等编织而成，外面罩上黑纱，形似圆锥，罩住头顶的发髻。 髻一般不单独佩戴，而是在周围插戴各种不同的金银簪，形成以 髻为中心的整套头饰，古人将这些配饰称为“ 髻头面”。一套标准的头面包括戴在 髻正中的挑心、戴在底部的钿儿、戴在顶部的顶簪、戴在后部的分心、戴在鬓边的掩鬓和挑心左右的草虫簪等，难怪古人称 髻为“簪首饰之具”。不过，即便不施簪， 髻本身因独特的造型和精致的工艺，也可算得上一件非常体面的头饰。

髻的出现

髻的出现有两方面的渊源。

一方面源于两宋时期出现的特髻。所谓特髻，即古人用假发盘绕起来似冠的一种装束。根据文献记载，这种特髻最早出现于宫廷之中。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文姬归汉图》中，侍女头顶所装饰的“冠”，就是经过层层盘绕而形成的特髻。南宋时期，宫廷的女乐也是如此装束。正如南宋诗人张枢在《宫词十首·其四》中所说：“翠枝斜插滴金花，特髻低蟠贴水荷。”受宫廷风尚的影响，民间也开始流行佩戴特髻，《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都有相关记载。元末明初成书的《碎金》中，把特髻与花冠、包冠等列在一起，由此可知，特髻应该也是一种冠。其实，两宋时期女子戴冠十分盛行，很多两宋时期的墓葬中都绘有表现女子戴冠的壁画。1951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省禹县（今禹州市）白沙镇北的白沙宋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墓主赵大翁的墓室壁画中，就有女子的头上佩戴前后出尖角的大冠。

另一方面则与包髻的流行相关。《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有些媒人“戴冠子，黄包髻”。由于戴冠无需包髻，书中说的应该是媒人或戴冠、或包髻。包髻原本只是头饰，大约从宋代开始，赋予其礼制的内涵。从规格上看，包髻要高于特髻。金代非常重视包髻，金代女子的礼服就是“包髻团衫”。《金史·舆服志》中记载：“年老者以皂纱笼髻如巾状，散缀玉钿于其上，谓之玉逍遥。”此处所说的“玉逍遥”就是包髻。元代保留了包髻习俗，并明确为已婚女子的妆饰，许多元代人物画中都绘有女子包髻的形象。在前朝女子佩戴特髻和包髻的影响下，形似网罩的 髻应运而生。及至明代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风俗的奢靡，社会上兴起了用金银丝编织或用金片锤揲而成的 髻。时人认为，只有用贵金属编织的 髻才能体现佩戴者的尊贵。 髻在明代是已婚女子的重要首服，居家、外出或会见亲友时都可以佩戴，但未婚或级别较低的女子则没有佩戴 髻的资格。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多座明墓中都出土有 髻。

髻的佩戴

根据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的记载，明代配套 髻的一副头面，稍多的有十二三件，更多的则有二十余件，整体造型繁复，佩戴起来十分讲究，因此佩戴 髻成为一项专门的技艺。当时很多大户人家在嫁女儿时，都会聘请手艺高超的“插戴婆”，为新娘进行装扮。可惜的是，古人对 髻的介绍只限于文字记载，没有留下完整的插戴写真图，今人只能根据相关的文字来认识各种不同簪子的名称及簪戴方式。

佩戴一套较为完整的 髻及头面，一般从挽发开始。先用簪子挽起发髻，然后将 髻罩在发髻之端，再用两个银簪横插于 髻檐部加以固定，接着用钿儿箍住 髻的底部。这里所说的钿儿，形似今天常说的头箍，但背面有垂直向后的簪脚，可以插入发髻之中。之后，在 髻正面上方插上一支名为挑心的大簪。扣稳 髻、绾住下檐、簪上挑心后，从 髻的顶部向下垂直插上一枚顶簪。配上这些头面后， 髻的分量不轻，顶簪的插入可以避免 髻因负重而倾斜。做好固定后，继续装饰 髻其他部位，在 髻背部的中心插上分心，侧面下方插上掩鬓，并在正中的挑心左右各插一支簪。用细金银丝编成的网状围髻，一直从髻前覆盖到额际。最后还要戴上耳环，虽然不直接装饰在 髻之上，但在古人的认知中，耳环的确属于头面的一部分。

活灵活现的“草虫簪”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人物纹银鎏金 髻两侧的簪尤为玲珑精致。簪首制作成蟋蟀和蝴蝶的造型，栩栩如生，为雍容华贵的装扮增添了几分自然气息。

其实在明代头面中，经常能见到这种装饰昆虫的簪。对此，古籍文献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如《天水冰山录》中记载，严嵩、严世蕃父子被抄的家产中有“金镶玉草虫嵌宝首饰一副，金镶玉草虫首饰一副，金镶珠宝垒丝草虫首饰一副，金镶草虫点翠嵌宝首饰一副”；《金瓶梅》中也提到过“金玲珑草虫儿头面”和“草虫啄针”，可见这是时人对此类首饰的通称。如今，人们将这种簪形象地称为“草虫簪”。这类簪的簪首与簪脚垂直连接，簪脚纤细，簪首的纹样常取材自南宋画院小品，如蟋蟀、蝴蝶、蜻蜓、螳螂、蝎子、蜘蛛、蜜蜂、蝉等，有时还会搭配草叶，惟妙惟肖。之前“国宝小档案”中介绍的那件南京博物院藏的金蝉玉叶饰件，其实就是一件草虫簪的簪首。

草虫簪有着悠久的渊源，最早指人们为了辟邪、趋吉而簪戴的各式饰品，如晋代“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此后这种习俗便一直流传下来，簪戴的饰品也从燕子逐渐扩展到蝴蝶、蜻蜓、蝉等动物。唐代诗人李远所作《立春日》中的“钗斜穿彩燕，罗薄剪春虫”，南宋诗人施清臣所作《夜蛾儿》中的“碧眼银须粉扑衣，又随雪柳趁灯辉。怕寒还恋南华梦，凝伫钗头未肯飞”，都形象地描述了唐宋时期人们在立春、正月十五佩戴草虫簪的风尚。到了明代，那些原先只在特定日期佩戴的草虫簪不再是“节日特供”；随着 髻的流行，草虫簪逐渐成为“ 髻头面”中的“常客”。

草虫寄情

与 髻上的其他发簪相比，草虫簪虽然题材相对简单，却蕴含了丰富的寓意。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古人在很久之前就关注到昆虫在农业生产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昆虫的细致观察，古代先民们总结出它们的生理特征，并据此判断时令，描述日常生活，甚至将昆虫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

昆虫意象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代文献之中，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昆虫的身影。据统计，《诗经》中出现昆虫26种、44次，散布于20篇诗歌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昆虫有贼、蟊、蜩、草虫、蚕等。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诗经·豳风·七月》，全诗共有八个章节，描写昆虫的就有三章，而“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一个章节中就出现了斯螽、莎鸡、蟋蟀三种昆虫。农历五六月份，正是斯螽、莎鸡等昆虫活跃的时节；蟋蟀是生活在野外的昆虫，天气越冷，蟋蟀生活的地方就离人越近，蟋蟀所在位置的变化，也代表了季节的变化。

《诗经》中被寄予特殊情感的且大家熟知的昆虫还有蜉蝣和螽斯（《诗经》中的螽斯和斯螽是否为同一种昆虫，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曹风·蜉蝣》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忧矣，于我归息。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诗人借朝生暮死的蜉蝣叹息人生的短暂，并由此发出对人生的感慨。蜉蝣也因自身的特性，成为古人感叹人生苦短的代表之物。

《周南·螽斯》曰：“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诗人在这首诗中多次提及螽斯并描述螽斯的形态，主要在于螽斯的一个特点，即“一生九十九子”（一说“一生八十一子”），因而以螽斯表示对多子者的祝贺。《说文解字》释“螽斯”为“螽，蝗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蝗虫。对古人来说，子孙就是生命的延续，是整个家族的希望，多子多福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观念，所以即使蝗虫给古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他们依然很羡慕蝗虫强大的繁殖能力，将其视为子孙繁衍的神灵。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宫门，名为“螽斯门”，将皇宫内廷西六宫的街门命名为螽斯，意在祈盼皇室多子多孙、帝祚永延。

以昆虫抒情感怀、寄托人生理想，在先秦之后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尤其是两宋时期，昆虫作为一种小而精巧的生物，恰好迎合了宋词婉约细腻的风格。据不完全统计，《全宋词》中出现昆虫意象1000余次，仅蝉、蜂的意象就达300余次，反映了两宋时期的文人墨客对秾纤密丽、精巧细腻审美风格的偏爱。明代 髻中的草虫簪，其实也是这类情感的延续，如蜻蜓寓意情投意合，隐喻了女子对婚姻的美好期许；螳螂寓意家族富贵、财运兴旺，暗合民间流传的“金玉满堂堆长廊”的说法；蝉寓意品行高尚，象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蝉蜕现象则表达了古人对“再生”的期许和对转世轮回的念想。

中国古代首饰至明而臻于辉煌，以 髻及其头面为代表的明代首饰就是最好的实证：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工匠们不仅将华丽和精巧做到了登峰造极，更是融入了他们对自然由衷的敬爱与珍视，对不同时代与地域文化的包容和传承，当然也“含蓄而直率”地体现了古人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刻寄予着美好善良的期望。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