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空之剑 筑梦九天

作者: 沈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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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人民空军17架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参加本次阅兵的17架飞机均为不久前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包括9架美制P-51“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蚊”式轻型轰炸机、3架美制C-46运输机、1架美制L-5联络机和2架美制PT-19教练机。为了让飞机看起来数量更多,领队的9架“野马”战斗机还在空域绕飞两圈后,进行了第二次通场。

时光如梭,75年后的今天,中国空军已经从单一兵种发展为航空兵、空降兵、防空兵、雷达兵、通信兵、气象兵、电子战兵、防化兵等多兵种综合力量,向全疆域作战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迈进。

一路走来,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空军到底经历了多少风雨?本文将为您一一述说。

红色雏鹰

“列宁号”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这款由美国制造的“老柯塞”型02U教练机是1930年3月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当时,国民党汉口航空第四队飞行员龙文光驾机到河南开封地区执行任务,返航途中迷航,燃油耗尽后迫降在鄂豫皖根据地,龙文光被我红四方面军俘获。后经思想教育,龙文光欣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不久,鄂豫皖根据地成立了军委航空局,龙文光被任命为局长。当时的航空局只有一架飞机并一名飞行员,龙文光为局长兼飞行员。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

1931年11月10日,刚组建的红四方面军攻打湖北黄安。龙文光驾驶“列宁号”佯装国民党空军前来助阵,却对国民党守军劈头盖脸一顿轰炸,陆空协同之下,一举攻克了黄安。此役中,龙文光和“列宁号”功不可没。1932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前,将“列宁号”拆卸后埋于大别山区,直到1951年9月,这架飞机的零部件才被当地群众挖出,上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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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号”复制品

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是“马克思号”。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龙岩后,随即向漳州挺进。由于红军行动神速,漳州的国民党守军并不知道龙岩已失守,还派出飞机前去联系。在经过龙山上空时,飞机遭到我红军机枪的猛烈扫射,中弹后逃离。20日,红军攻下漳州,在敌军机场发现两架飞机,其中一架已完全毁坏,另一架正是几天前被击中的飞机。该飞机为英制616“飞鸟”式教练机,是英国阿弗罗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制造的,为双翼双座木质结构、钢管机身骨架。

这架飞机不久后就被修好,中央苏区政府特意在江西瑞金叶坪为它赶修了简易机场,以便起降。红军官兵亲切地称它为“马克思号”。聂荣臻曾乘坐这架飞机前往瑞金汇报战况。“马克思号”飞到瑞金后,因战事紧张,燃油、器材接济不上,红军不得不将该飞机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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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号”

时间来到了1945年,此时的人民军队拥有了第三架飞机—“820号”。“820号”原是汪伪政府的“国府专机”。日本投降后,汪伪政府航空署飞行教官周致和等6人驾机起义,从扬州飞到延安。飞机根据起义时间被命名为“820号”。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去重庆进行谈判前,特意抽时间接见了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

东北摇篮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建党之初,就把目光投向了辽阔的天空,并着手培养航空人才。1937年5月,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四方面军余部400余人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组建了“新兵营”,与新疆军阀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当时,苏联援助盛世才部队航空、汽车、无线电等器材,并对其人员进行军事培训。为掌握军事技术,我党紧急从延安选调19人,与25名“新兵营”战士组成航空队,借机一起跟苏联专家学习飞行技能和地勤技术。1942年,国内形势突变,盛世才完全倒向蒋介石,我航空队人员悉数被捕入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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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老航校”的教学环境极为艰苦,不少飞机满身补丁,需要采用人工方式给轮胎打气

1945年10月,中共东北局收编了一批约200人的归降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并成立沈阳航空队。这支部队以林弥一郎为首,经改造后作为我航空队教员,成为我人民空军初期飞行训练和飞机维修方面的重要技术力量,为我军培养专业航空人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46年,由于反对国民党发起的国内战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机组人员驾驶一架B-24型轰炸机起义,飞抵延安,成为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同年3月,党中央调派延安储备的航空人才,召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及日军的归降人员,聚集东北,利用日军留下来的机场、飞机和航空器材,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以加速我空军建设。被惯称为“东北老航校”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堪称“人民空军的摇篮”。

建校之初,“东北老航校”有各型破旧飞机120余架,大多是日军或国民党军遗留在东北各地的。其中,可用于飞行训练的只有36架。

当时,“东北老航校”的教学环境极其艰苦。按照飞行训练常规要求,飞行员培养要按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的顺序依次进行;但航空学校当时只有4架破旧的“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和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在这种情况下,不少老航校学员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飞“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此外,老航校中不少飞机满身“补丁”,共用轮胎和螺旋桨,采用马拉飞机、人工打气的现象比比皆是。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飞行训练时长的增加,老航校开始面临燃油短缺的困境。为此,老航校人通过反复试验,以酒精代替航空燃油,并获得了成功。

为躲避国民党军的轰炸,“东北老航校”在办学期间,曾先后四次搬迁。第一次是1946年4月从迪化搬至牡丹江;第二次是同年11月转移至密山;第三次是1948年3月搬回牡丹江;最后一次是1949年3月迁至长春,此时,东北局势已基本稳定。

从1946年3月到1949年11月空军司令部成立前夕,在三年半的时间里,这所航校共培养出各类航空人才560名,他们构成了我国空军发展伊始阶段的核心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上接受检阅的17名飞行员,多数来自“东北老航校”。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空军5名一级战斗英雄中有3名出自该校。

目前,中国人民空军培养的飞行员主要来自8个航校。考察其校史会发现,这些航空院校不是从“东北老航校”分出来的,就是由后者援建的,皆与“东北老航校”有着不解的渊源。

保卫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国民党不甘心失败,以东南沿海岛屿机场为基地,不断出动B-24重型轰炸机对上海等地发动攻击,给我方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0年2月,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派遣空防部队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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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重型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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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空军在1950年2月6日发动的“二六轰炸”空袭行动使解放不久的上海遭受严重破坏

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防空军,该部队在7年后并入中国空军。防空军成立后不久,便陆续击落6架敌机,迫使敌人取消了对上海的空袭行动。

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高炮部队在保卫后方铁路线、交通枢纽和水电站等重要设施的战斗中大放异彩,共击落了400余架敌机。

经过朝鲜战场和上海保卫战的磨练,我国国土的防空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加上苏联提供的米格-15战斗机,年轻的人民空军逐渐成长起来,开始独立承担上海等重要城市的空防任务,站在了对抗敌机的最前线。

1952年9月20日,我空2师飞行员何中道、李永年在上海上空击落美军RB-29侦察机。这是人民空军在国土防空作战中第一次击落敌机。国民党破坏上海的企图不久后宣告失败。

英勇亮剑

1949年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成立。接着,航空局从“东北老航校”抽调部分干部组成三个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收拢国民党残部的航空人员,收集国民党军队及日军遗留的飞机、发动机、航材和物资,恢复各地的航空工厂和机场。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同时撤销航空局。自此,空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1月11日也成为我人民空军成立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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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成立半年的人民空军随即奔赴战场,与敌人展开激烈对抗。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彼时的我人民空军尽管得到苏联的援助,作战飞机数量仍不足200架,且这些飞机种类混杂,数量最多的是苏联援助的米格-15战斗机,还有不少从国民党军及日军手中缴获的旧式飞机。此外,我军的飞行员普遍存在飞行经验严重不足的情况,飞行时长最多不到100个小时。反观美国空军,则是刚刚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的精锐,其主力战斗机为当时最先进的F-86和F-84,美军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平均高达1000个小时。

纵使面对强敌,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依旧顶住压力,和苏联空军一道打出了战争史上令人惊叹的战绩,在中朝边界鸭绿江一带取得了制空权,形成了著名的空中“米格走廊”,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空中优势。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共击落330架美军飞机,其中包括声名远扬的美军“三料王牌飞行员”康奈尔和“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切尔的座机,但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31架飞机被击落,116名空军飞行员英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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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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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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