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庸医

医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医生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质量。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曾对医生如此分类：“学医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异。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按此说法，“明医”“良医”“国医”自然属于医中“精”者，而“庸医”不但“粗工昧理”，且与装神弄鬼的“巫医”一样鄙陋不堪。那么，徐春甫眼中这些等而下之的“庸医”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

“庸医者猛于苛政”

庸医指医术不佳、医德低劣的医生，典籍中对此早有记载。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传统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有言：“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被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工”即指医生，其中“下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庸医，只不过当时尚无此种叫法。以“庸医”来称呼此类医生，最早见于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的自序中。他感叹世人“赍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恣其所措”，所以才要留下此书，济世惠民。

有关庸医害人之事史不绝书。如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因母亲王氏被一众庸医杂治而死且不明所患何症，悔恨自己不懂医学，这才外出学医。“金元四大家”中的朱震亨，也是因五位亲人都死于庸医之手，在沉重打击下立志学医的。元代，凤翔府庸医王文素“看诊李大使卒患阳证伤寒，用羌活、附子药饵”，致其“热攻身死”。名医“沧洲翁”吕复曾救治过一位“赵氏子”，其时赵氏子“病伤寒余十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为其看病的庸医“以为死也”，竟为其停药，幸得吕复救治而愈。清嘉庆十年（1805年），云南地区有庸医丁二娃为人治病，用药误毒张成见等三人……庸医只图牟利却不精医理，看病“不问病之虚实寒热，各随其性之所好而用药”，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被其误治而“不终其天年”，乃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公害。眼见民众深受庸医之苦，元人王恽不禁愤慨地说：“庸医者猛于苛政！”

此外，由于古代药品监管不严，常有一些人在闹市中“调弄蛇禽傀儡……引聚人众，诡说妙药。无知小人，利其轻售，或丸或散，用钱赎买，依说服之，药病相反，不无枉死”。这些“诡说妙药”的杂耍之人，也是一类危害不小的庸医。

另类庸医—“福医”

“福医”是指医术不高而主要靠“福气”（运势）从事医疗活动的医生，这是一群被神秘化了的庸医。因其医治病人主要靠“走时运”，又被称为“时医”。

“福医”之称首见于唐人笔记《玉堂闲话》之中。据说，长安城的西市里，有一人专卖以“寻常之药，不过数味”做成的饮料，“百文售一服”。坊间盛传此饮料功效惊人，“千种之疾，入口而愈”，于是“人无远近，皆来取之”。该人“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制作，但仍供不应求，因此“获利甚极”。当时，大宦官田令孜有疾，遍请名医仍不得治，有人向他推荐了这种“西市饮子”。田令孜得知有此种神奇饮料后，令仆人火速去买。仆人买到后急着将药送回，路上就不断地用鞭子抽打所乘之马使其加速，不料马蹶而药覆。如去重买，怕时间太久，回去后受到主人惩罚，仆人便到附近的染坊里灌了一瓶染布水带回交差。谁料，不知内情的田令孜饮此水后“其病立愈”，欣喜之下还重赏了药家，“西市饮子”因此声价日高。田令孜倒台后，此事的内幕传出，大家都认为制作“西市饮子”的人乃是“福医”，是他的“运势”治好了田令孜的疾病。

其实，所谓病愈可能只是病情隐匿性进展时所体现出的一种感观上的缓和。这种缓和恰巧配合了“西市饮子”所谓的神奇功效，为病人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感受。而一个用寻常药物制作保健性饮品、对于医药知识不甚了解的小商贩，却因此被赋予了“运势”医者的神秘色彩。我国古代很多庸医正是利用民众这种迷信“运势”的心理来进行自我宣传，以牟取不义之财。徐春甫曾言：“时医虽不读书明理，以其有时运造化，亦能侥幸。常自云‘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福医”诱骗民众，要他们趁自己“运势”尚在时，有病赶快来治，否则待到“运穷”之日，想治愈他们就难了。很多人也真的以此为信，纷纷就诊，“福医”多由此致富。民间俗谚讽刺此种现象说：“左心小肠肝胆肾，时来每日有千钱。”

这些被传得神乎其神、令当时百姓趋之若鹜的“福医”真的能凭借“运势”治愈众多患者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真的将性命交于这些全无真才实学的“福医”之手，后果可想而知。故元代名医罗天益感叹说：“委命于时医，亦犹自暴自弃甘于沟壑者，何异哉？”

文艺作品中的庸医

传统士人的文艺作品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重要窗口。我们以元杂剧为例，看关汉卿等作家如何以夸张的手法、辛辣的讽刺来批判庸医现象，表达他们对庸医的痛恨。

元杂剧中的医生形象多是以庸医的面目出现的，这一方面是推动剧情发展、吸引观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中庸医大量存在的真实写照。其中，很多庸医都被命名为“太医”或“赛卢医”。“太医”本指任职于官设医疗机构中专为帝王、权贵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后来民间用“太医”作为对医生的尊称。“卢医”指的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一代名医扁鹊，因其家在卢国，又被称为卢医。以这些本应属于良医的名号来称呼庸医，有着强烈的讽喻色彩。其他庸医的名字一般也有此方面的意味，如《降桑椹》中的胡突虫和宋了人，从名字的谐音中就能看出他们医术的拙劣。

元杂剧中庸医的上场诗和独白也体现着他们的形象。如《窦娥冤》中的“赛卢医”自称：“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幽闺记》中的翁太医介绍自己：“医得东边才出丧，医得西边已入敛。南边流水买棺材，北边打点又断气。祖宗三代做郎中，十个医死九个半。你若有病请我医，想你也是该死汉。”《降桑椹》中的胡突虫说：“我指上不明，医经不通……看病不济，我吃食倒有能。”

除此之外，元杂剧中对庸医看病的具体情节也有描写，将他们低下的品格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降桑椹》中的胡突虫和宋了人商量合伙骗财时说：“他是财富之家，俺到那里，他有一分病，俺说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针乱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

古人如何规避庸医

历代政府都曾对庸医泛滥的现象进行禁治，但庸医“致伤人命，不可缕数”的情况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古代缺乏对行医资格的有效管理，没有对医生水平客观、权威的衡量标准，行医之人的水平自然良莠不齐。最重要的是古代医疗资源匮乏，请医诊治实非易事，所以人们得病后很多时候都是根据常识自行用药，甚至拜神祈祷或求助于巫觋、道士等“施法驱魔”。加之人们对于医生的水平难以辨别，所以虚张声势、骗取钱财的庸医才会广有市场。

虽然古代人很难了解一名医生的实际治疗水平，但择医时多少有些参考标准，可以帮助人们规避庸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是否为世医或儒医。

世医更容易被人认同，这是因为医学是一门需要有理论积累和经验传承的学问，而中国古代官方的医学教育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这种传承最常见于家族之内。《礼记》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除家学传承外，师徒相传也是当时医学传承的重要方式，有此传承者可以算是另一种世医。元初名医罗天益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的学生，而“丹溪翁”朱震亨则曾受业于“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并终成融汇诸家之长的一代名医，也被列入“金元四大家”之中。

儒医是指学习儒家经典并以其中的道德标准来立身处世，同时又精于医术的良医。因儒学在传统中国的特殊地位，古代医家如能被称为儒医，可以说是较高的荣誉了。儒与医的结合始于宋代。宋代以前，儒士对医人的态度是不屑的。入宋以后，儒士越发注重实际应用的价值取向，医疗被认为是实践仁爱思想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由此，“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日益流行，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喻世箴言，受此激励而由儒入医者不少，儒医传统因之开始形成。

到了元代，儒医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元代的著名医家大多具备一定的儒学修养，时人有“儒不医，非通儒；医不儒，非良医”的说法。明代以后，儒医的地位更加崇高，胡翰在《择术》中赞誉儒医说：“儒者之医，趋人之急不规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行于州里，贫贱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间，不知爵禄之为荣而势利之可慕。”明代名医李梴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则强调医者要读儒书：“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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