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庸医

作者: 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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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医生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质量。明代医家徐春甫在《古今医统》中曾对医生如此分类:“学医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异。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按此说法,“明医”“良医”“国医”自然属于医中“精”者,而“庸医”不但“粗工昧理”,且与装神弄鬼的“巫医”一样鄙陋不堪。那么,徐春甫眼中这些等而下之的“庸医”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

“庸医者猛于苛政”

庸医指医术不佳、医德低劣的医生,典籍中对此早有记载。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传统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有言:“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被分为上、中、下三等的“工”即指医生,其中“下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庸医,只不过当时尚无此种叫法。以“庸医”来称呼此类医生,最早见于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的自序中。他感叹世人“赍百年之寿命,将至贵之重器,委付庸医,恣其所措”,所以才要留下此书,济世惠民。

有关庸医害人之事史不绝书。如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京师大疫,贫民为庸医所误,死者甚众”。“金元四大家”中的李杲,因母亲王氏被一众庸医杂治而死且不明所患何症,悔恨自己不懂医学,这才外出学医。“金元四大家”中的朱震亨,也是因五位亲人都死于庸医之手,在沉重打击下立志学医的。元代,凤翔府庸医王文素“看诊李大使卒患阳证伤寒,用羌活、附子药饵”,致其“热攻身死”。名医“沧洲翁”吕复曾救治过一位“赵氏子”,其时赵氏子“病伤寒余十日,身热而人静,两手脉尽伏”,为其看病的庸医“以为死也”,竟为其停药,幸得吕复救治而愈。清嘉庆十年(1805年),云南地区有庸医丁二娃为人治病,用药误毒张成见等三人……庸医只图牟利却不精医理,看病“不问病之虚实寒热,各随其性之所好而用药”,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被其误治而“不终其天年”,乃是传统社会的一大公害。眼见民众深受庸医之苦,元人王恽不禁愤慨地说:“庸医者猛于苛政!”

此外,由于古代药品监管不严,常有一些人在闹市中“调弄蛇禽傀儡……引聚人众,诡说妙药。无知小人,利其轻售,或丸或散,用钱赎买,依说服之,药病相反,不无枉死”。这些“诡说妙药”的杂耍之人,也是一类危害不小的庸医。

另类庸医—“福医”

“福医”是指医术不高而主要靠“福气”(运势)从事医疗活动的医生,这是一群被神秘化了的庸医。因其医治病人主要靠“走时运”,又被称为“时医”。

“福医”之称首见于唐人笔记《玉堂闲话》之中。据说,长安城的西市里,有一人专卖以“寻常之药,不过数味”做成的饮料,“百文售一服”。坊间盛传此饮料功效惊人,“千种之疾,入口而愈”,于是“人无远近,皆来取之”。该人“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制作,但仍供不应求,因此“获利甚极”。当时,大宦官田令孜有疾,遍请名医仍不得治,有人向他推荐了这种“西市饮子”。田令孜得知有此种神奇饮料后,令仆人火速去买。仆人买到后急着将药送回,路上就不断地用鞭子抽打所乘之马使其加速,不料马蹶而药覆。如去重买,怕时间太久,回去后受到主人惩罚,仆人便到附近的染坊里灌了一瓶染布水带回交差。谁料,不知内情的田令孜饮此水后“其病立愈”,欣喜之下还重赏了药家,“西市饮子”因此声价日高。田令孜倒台后,此事的内幕传出,大家都认为制作“西市饮子”的人乃是“福医”,是他的“运势”治好了田令孜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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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病愈可能只是病情隐匿性进展时所体现出的一种感观上的缓和。这种缓和恰巧配合了“西市饮子”所谓的神奇功效,为病人带来了积极的心理感受。而一个用寻常药物制作保健性饮品、对于医药知识不甚了解的小商贩,却因此被赋予了“运势”医者的神秘色彩。我国古代很多庸医正是利用民众这种迷信“运势”的心理来进行自我宣传,以牟取不义之财。徐春甫曾言:“时医虽不读书明理,以其有时运造化,亦能侥幸。常自云‘趁我十年时,有病早来医’。”“福医”诱骗民众,要他们趁自己“运势”尚在时,有病赶快来治,否则待到“运穷”之日,想治愈他们就难了。很多人也真的以此为信,纷纷就诊,“福医”多由此致富。民间俗谚讽刺此种现象说:“左心小肠肝胆肾,时来每日有千钱。”

这些被传得神乎其神、令当时百姓趋之若鹜的“福医”真的能凭借“运势”治愈众多患者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真的将性命交于这些全无真才实学的“福医”之手,后果可想而知。故元代名医罗天益感叹说:“委命于时医,亦犹自暴自弃甘于沟壑者,何异哉?”

文艺作品中的庸医

传统士人的文艺作品是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重要窗口。我们以元杂剧为例,看关汉卿等作家如何以夸张的手法、辛辣的讽刺来批判庸医现象,表达他们对庸医的痛恨。

元杂剧中的医生形象多是以庸医的面目出现的,这一方面是推动剧情发展、吸引观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中庸医大量存在的真实写照。其中,很多庸医都被命名为“太医”或“赛卢医”。“太医”本指任职于官设医疗机构中专为帝王、权贵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后来民间用“太医”作为对医生的尊称。“卢医”指的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一代名医扁鹊,因其家在卢国,又被称为卢医。以这些本应属于良医的名号来称呼庸医,有着强烈的讽喻色彩。其他庸医的名字一般也有此方面的意味,如《降桑椹》中的胡突虫和宋了人,从名字的谐音中就能看出他们医术的拙劣。

元杂剧中庸医的上场诗和独白也体现着他们的形象。如《窦娥冤》中的“赛卢医”自称:“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幽闺记》中的翁太医介绍自己:“医得东边才出丧,医得西边已入敛。南边流水买棺材,北边打点又断气。祖宗三代做郎中,十个医死九个半。你若有病请我医,想你也是该死汉。”《降桑椹》中的胡突虫说:“我指上不明,医经不通……看病不济,我吃食倒有能。”

除此之外,元杂剧中对庸医看病的具体情节也有描写,将他们低下的品格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降桑椹》中的胡突虫和宋了人商量合伙骗财时说:“他是财富之家,俺到那里,他有一分病,俺说做十分病;有十分病,说做百分病。到那里胡针乱灸,与他服药吃。若是好了,俺两个多多的问他要东西钱钞。猛可里死了,背着药包,望外就跑。”

古人如何规避庸医

历代政府都曾对庸医泛滥的现象进行禁治,但庸医“致伤人命,不可缕数”的情况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古代缺乏对行医资格的有效管理,没有对医生水平客观、权威的衡量标准,行医之人的水平自然良莠不齐。最重要的是古代医疗资源匮乏,请医诊治实非易事,所以人们得病后很多时候都是根据常识自行用药,甚至拜神祈祷或求助于巫觋、道士等“施法驱魔”。加之人们对于医生的水平难以辨别,所以虚张声势、骗取钱财的庸医才会广有市场。

虽然古代人很难了解一名医生的实际治疗水平,但择医时多少有些参考标准,可以帮助人们规避庸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是否为世医或儒医。

世医更容易被人认同,这是因为医学是一门需要有理论积累和经验传承的学问,而中国古代官方的医学教育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这种传承最常见于家族之内。《礼记》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除家学传承外,师徒相传也是当时医学传承的重要方式,有此传承者可以算是另一种世医。元初名医罗天益便是“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的学生,而“丹溪翁”朱震亨则曾受业于“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并终成融汇诸家之长的一代名医,也被列入“金元四大家”之中。

儒医是指学习儒家经典并以其中的道德标准来立身处世,同时又精于医术的良医。因儒学在传统中国的特殊地位,古代医家如能被称为儒医,可以说是较高的荣誉了。儒与医的结合始于宋代。宋代以前,儒士对医人的态度是不屑的。入宋以后,儒士越发注重实际应用的价值取向,医疗被认为是实践仁爱思想的最直接的途径之一。由此,“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说法日益流行,成为极具号召力的喻世箴言,受此激励而由儒入医者不少,儒医传统因之开始形成。

到了元代,儒医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元代的著名医家大多具备一定的儒学修养,时人有“儒不医,非通儒;医不儒,非良医”的说法。明代以后,儒医的地位更加崇高,胡翰在《择术》中赞誉儒医说:“儒者之医,趋人之急不规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行于州里,贫贱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间,不知爵禄之为荣而势利之可慕。”明代名医李梴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中则强调医者要读儒书:“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变化。”

【责任编辑】王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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