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大门”——广州（上）

在中国的南海之滨，有一座四季如春、繁花似锦的美丽花城，它就是位于珠江口的璀璨明珠—广州。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濒临南海，境内河流众多、水系密布，沿海一带岛屿星罗棋布，拥有虎门、蕉门、洪奇门等水道可以出海。自古以来，广州就是闻名遐迩的优良海港，素有“中国南大门”之称。

港通天下

广州，旧称番禺，又名楚庭。相传，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番禺为楚国藩属，设有“楚庭”，这是有关广州城市最早的历史记载。此外，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与广州城有关的传说，即“五羊之说”。话说上古时期，天上有五位仙人，他们身着五彩神衣，骑着五只不同颜色的羊，下凡来到楚庭。为解百姓疾苦，他们拿出谷穗赠与贫苦百姓，祈祝大家平安健康，永无饥馑。之后，这五位仙人腾云而去，五羊则化为石雕。据此，广州又被称为“五羊城”“羊城”“仙城”“穗城”。如今，广州城内还留有诸多与“仙人骑羊持穗”有关的历史遗迹，诸如“五仙观”“五羊石雕”等，越秀公园内的五羊石像也已成为广州的城市地标。

秦灭六国后，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南越，“一军处番禺之都”，番禺由此见诸史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大将任嚣、赵佗统领大军平定南越，并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在番山和禺山之间修筑城池，以此作为南海郡治之所。为了纪念两位将军的建城功绩，遂将广州城称为任嚣城或赵佗城。此后，又取“番”“禺”两山，易名番禺。自此以后，广州一直作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承袭至今。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灭南越国，设九郡，治所在交趾龙编（今越南河内），后迁至广信（今广西梧州）。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相中番禺这块宝地，将交州治所从广信迁移至番禺，并“扩番山之北以广故城”。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析分合浦（今广西北海），以合浦为界，南面为交州，北面为广州，治所置于番禺。至此，番禺兼有广州之名，这是广州地名的由来。

秦汉时期，广州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和经济中心。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番禺成为犀角、象齿等商贸物品的集散中心。西汉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开辟，番禺成为中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地。《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汉代时全国10多个商业都会，番禺忝列其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东部地区的沿海港口逐渐兴盛起来，广州很快取代合浦、徐闻等港口，成为南海沿岸重要的港口都会。

隋唐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以及朝廷对海上经营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不仅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更是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缘于“通海夷路”的开辟，广州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通商大港，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海诸国与唐朝通好的约有20多个，这些国家与广州均有直接的贸易往来。输入广州的物品主要有珠贝、象牙、犀角、紫檀木和香料等，由广州输出海外的商品则以瓷器、丝织物、铜器、纸张、茶叶等为主。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同时也为了增加朝廷的税赋来源，唐朝率先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总管海路邦交与通商贸易。唐末，各地藩镇势力日渐壮大，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借机称雄岭表，成为唐末实力强劲的藩镇。917年（后梁贞明三年、南汉乾亨元年），刘隐之子刘岩在广州称帝，史称南汉，并发展成五代十国中的一霸。

北宋时期，广州是广南东路治所的所在地，广东省之名就源出于此。南宋初年，随着宋室南迁，大批北方民众“衣冠南渡”，广州成为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元代时，岭南地区的造船技术有了飞速发展，广州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港。当时，由广州出发，近可抵达南洋，远可至印度、波斯等国。与此同时，大批阿拉伯商人充当“海上马车夫”，纷纷在广州、泉州等地开展贸易。据史料记载，当时从广州进口的商品种类多达百余种，如安息香、犀角、珍珠、红宝石、珊瑚、豹皮、藤杖等。

广东海防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肇启了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明初，东南沿海一带屡有张士诚、陈友谅等反明残部活动，他们盘踞荒岛，不断侵扰东南沿海一带。为了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威胁，朱元璋开始经略东南沿海的海防。可以说，中国的海防体系始自明代，而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海防体系，则成为东南海防的关键所在。

广东下辖的十府中有八府濒临南海，除肇庆府只有阳江一县临海之外，其余七府均有半数以上州县设于南海之滨，一旦海疆有变，势必惊扰广东全境。此外，广东海岸线十分曲折，地形异常复杂，《经世文编》中记载“广之海独为延袤，较浙倍之，较闽则三倍矣”，可见，广东沿海地貌总体呈入海河流多、沿海港湾多、近海岛屿多的特点。

作为广东海防的前哨与重要节点，广州近可拱卫广袤的内陆安全、控扼南海，远可俯视安南（今越南）、吕宋（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诸国，借此掣肘南洋诸国，从而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通畅。靖难之役后，民间盛传建文帝及其余部遁逸至南洋一带，明成祖朱棣出于维护皇权的考量，委派郑和南下巡海，借以彰显天朝威仪。不久，倭寇肆意侵扰东南沿海，加之安南频发边患，广州的军事地理位置越发险要。

除了军事防御之外，走私猖獗也是明王朝加强广东海防的重要原因。大航海时代后，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纷纷由印度沿南洋抵达广东沿海。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率8艘海船从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来到广东要求通商。当时，葡萄牙人船坚炮利，很快就冲破明军水师防线，强行进入珠江内河航道，并驶入广州怀远驿（今广州荔湾区十八甫一带）。葡萄牙人为了炫耀武力，放铳之声震如雷。广州地方官员见其船体庞大，且船上装有数门火炮，加之葡萄牙并不在朝贡勘合贸易的名单之列，遂婉拒通商。葡萄牙人心有不甘，遂重贿明廷巡海水师，于是葡萄牙人被允准在广州外海的上川岛（今广东台江市境内）停船贸易。正德十三年（1518年），葡萄牙人再次来华，且要求径直前往广州城贸易，此举遭致明廷拒绝。受阻后，葡萄牙人派舰队占据屯门（今香港屯门岛），建屋筑寨，架设大炮，从事走私贸易。不久，葡萄牙人吞并了满剌加，并强占满剌加朝贡名额，以求通商。然而，明王朝对葡萄牙人“恃强凌弱”“掠买良民”的不耻行径深感痛恨，要求“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可来华朝贡。基于此，明廷与葡萄牙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并最终酿成战争。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人窃据珠江口外的屯门。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鋐亲率水师，与宝安县民众一道，驱逐出盘踞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史称“屯门海战”。屯门海战是中国首次与西方列强发生的战争，展现出中国人抵御外辱的民族气魄。

番货交易

明朝中叶，倭寇趁明王朝衰弱，大肆侵扰东南沿海。事实上，倭寇之中混杂有不少东南沿海的海盗，他们与倭寇勾结，凭借熟悉海路的优势与近海防御的官兵展开周旋。为了加强海防建设，明王朝下令：在东南沿海一带，实施“海禁”政策；“筑城严防戍”，依靠海防卫所打击倭寇与海盗。明朝的“海禁”政策较为严厉，并晓谕百姓“片板不许下海”。

除了皇帝反复强调的诏令之外，明王朝在《大明律》中做出明确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为了防止海防武将与海盗串谋，朝廷多次严饬不准两者勾结，倘若有受财枉法者，即刻发边卫，永远充军。但是，欧洲各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广东沿岸的走私贸易屡禁不绝，不少奸商与盗匪、倭寇以及洋夷相互勾结，暗通款曲。

明朝中后期，为了整顿日渐废弛的海务，明王朝在广州城内设立番货交易场所，规定各国来华的贡使及随船商人，只要向市舶司缴纳一定的规费，即允许其自由买卖，广州遂成为明王朝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隆庆年间，为了应对日益猖獗的走私活动，加之倭寇肃靖，朝廷正式开放海外贸易，以期将“私贩（走私商）”改为“公贩（合法商人）”，史称“隆庆开禁”，广州城一度繁盛起来。万历年间，朝廷再度实施“海禁”，葡萄牙人只能“借居”澳门。天启四年（1624年），两广总督下令将葡萄牙人擅自在澳门修建的城台设施予以拆毁，只留矮墙。后来，此墙便成为葡萄牙人在澳门的界墙。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明朝设立提调、备倭、巡缉3个行署，以示监管。

晚明时期，凡西洋来华的商船，大多先行停靠于澳门，得到广东地方政府批准后再到广州进行贸易，这一情况一直维持至清初。

禁海迁界

1644年，清王朝入主中原。清初，各地反清势力此起彼伏，尤其是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郑氏一门，他们以台湾作为根据地，不断袭扰福建、广东沿海的清军。为此，清廷颁布了“禁海迁界”令，要求从山东至广东沿海的各地居民皆内迁数十里，“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监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勒令广东沿海的饶平、澄海、揭阳、海丰、新安、东莞、香山、吴川、徐闻、海康、遂溪等24州县的居民内迁50里（25千米），并规定所有附近海岛洲港（澳门除外）皆迁，界外地区不准百姓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作，商民不准出海，出界者立斩。“迁界令”的实施，使广东沿海人烟稠密之地几近萧条，并造成了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生计无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迁界令”才告终止。尽管如此，“海禁如旧”，沿海商民依旧不能出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正式取消“海禁”，并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海关，允许对外通商贸易，史称“四口通商”。

开海贸易后，广东沿海各地居民纷纷迁回原籍，重建荒废的村庄田舍，修复废弃的港口船只，海上贸易逐渐复苏。此后，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先后来广东通商互市，并取得在广州设立商馆的权利。当时，英国已超越葡萄牙、荷兰等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其在华贸易额也稳居高位。据记载，乾隆元年（1736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有12艘，其中英国商船就有5艘。乾隆十八年（1753年），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共计27艘，其中英国商船就有10艘。然而，这一切很快随着“洪任辉案”的出现，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洪任辉案

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洪任辉事件影响较大，并彻底改变了清代海外贸易的格局。洪任辉是英国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充当汉文翻译，他通晓汉语，熟悉行情，人亦狡诈，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遣，先后3次乘船至宁波、天津等地，欲向清廷呈递诉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洪任辉乘坐一只小帆船驶入浙江四礁洋面，遭到浙江外洋汛把总谢恩的拦截。在讯问中，洪任辉抱怨广东生意不好做，利润大多被行商垄断，欲来浙江交易，故坐小船先来探信，大船紧随其后。浙江地方官员问明情况之后，按清廷已下的谕令，不准洪任辉的船只进入浙江口岸。浙江巡抚庄有恭迅速向朝廷禀报此事，乾隆皇帝在奏章中重申旧令：“不可不严行约束，示之节制。”

洪任辉在浙江受阻后，并未返回广东。他乘势一路北上至天津大沽口外，决定从天津进入北京，向乾隆皇帝告御状。六月，大沽口游击赵之瑛发现了洪任辉。洪任辉报明身份，谎称是英吉利国的四品官，他来天津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进京告粤海关和广州行商的状。无奈之下，赵之瑛上报天津府衙，这一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清政府认为广东的问题不容忽视，便准允天津府呈递诉状，将洪任辉所供述之状送达京师衙门。洪任辉的诉状很长，揭露了粤海关以及广州行商的弊病，特别是对外商的肆意盘剥。

乾隆皇帝获悉此事后，认为事关外夷，攸关国体，务必彻底根究，以彰显天朝宪典。于是，朝廷派遣给事中朝铨，与洪任辉驰赴广州，并会同福州将军新柱进行审讯。同时，传旨革除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的职务，其税务暂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兼管。然而，经过一番审讯后，洪任辉所供述诉状几乎全被否定，其中外商要求最强烈的豁免1950两规礼银以及废黜保商输纳制度均丝毫未动，唯一有所更易的是外商随带食物可免征进口税。由此可见，英国东印度公司苦心策划的洪任辉事件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审讯结束后，李永标被判失察罪，枷号六十日，鞭一百，解部发落；其随从因索取外夷财物，亦发配边远省份为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