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扣钉到扣孔——纽扣旅行记

我们知道，无论材质、款式、色彩如何变化，人类的服饰都必须是一个闭合的系统。为了满足日常频繁的穿和脱，这个系统最好不要完全封死，于是系带和纽扣就诞生了。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纽扣是最平常的小器物，无论是西装、衬衣，还是裤子、裙子、手提包……随处都有它的身影。从小到大的穿衣训练，让每一个人对使用纽扣都烂熟于心，即便闭着眼睛也能把纽扣扣好。

纽扣是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似乎它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们的衣着。但追溯纽扣旅行的脚步，我们发现，纽扣曾长期缺席于人类的服饰之上。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希腊、古罗马，都没有出现“纽扣”一词。但考古发现显示，距今5000多年前最早的装饰性“扣钉”就已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那是一枚用贝壳制作的小饰品。从材质上看，早期装饰性纽扣有骨头、牛角、铜和木头等。如古罗马人曾经使用铜针（Pin，类似于扣钉）来固定上衣。

中国道家认为“万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这种“有无相生”的思想很可能激发了中国人对纽扣的改良，约在北宋晚期，中国人率先发明并使用了扣孔。随着元朝的建立，纽扣（准确地说是扣孔）在辽阔的帝国境内向西旅行，传播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和拜占庭王国（今土耳其）境内。罗马天主教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的200年间，纽扣随着战事的胶着和终结，继续向西旅行到欧洲。到13世纪，与扣孔配合使用的圆盘形小纽扣在西方流行，成为改变西方世界服饰的强大力量。

丝绸之路的“前”纽扣记忆

从穿着方式上看，人类的服饰大致可以分为套头式和开襟式两种。服装史专家包铭新教授认为，开襟式服饰必须有闭合固结的部件才能正常方便地使用。在服装史上，开襟服装的部件主要有两种：一是系带，一是纽扣。从出现时间看，纽扣要远远晚于系带。在纽扣出现之前，西至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东至中国的漫长丝绸之路及沿线的人们多以系带固定服饰，这也让系带成为古丝路“前”纽扣时代的服饰记忆。

由于气候炎热，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地区，人们的服装都相对轻薄。在金字塔壁画中，我们能看到包括法老在内的大量古埃及上流社会成员的面貌。他们一般都赤裸上身，下身穿一种被称作“雪提”（Schenti）的短腰布裙。雪提用一整块矩形布料制成，围住臀部后将末端相互折叠，垂于身体前端，以遮盖人体的敏感部位。为了防止脱落，人们往往还要加上一条腰带。当然，法老们的“雪提”还会增加一些装饰品，如狮尾等，以显示权威和地位。平民则只在大腿间施一条束带，并于臀部扎紧，据说“遮羞布”（Loincloth）一词即由此而来。

系带、腰带在服饰中的使用也出现在《荷马史诗》（公元前11世纪）中，《伊利亚特》的第四卷“潘达罗斯射伤墨涅拉奥斯战事重启”中就有相应的记述：“这些话，让马卡昂激动不已，他们穿越阿开奥斯的军阵，来到了金发的墨涅拉奥斯受伤的地方……他利落地从腰带扣处拔下箭头，锋利的倒钩向后断开。又伸手解开腰带、围裙和精制的皮带。”

中国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纽扣的国家之一（秦兵马俑的服饰上就有扣钉），但在古汉语中，关于纽扣的成语或习惯用语很少。与开襟部件相关的表达大部分是系带，如“峨冠博带”“宽衣解带”“束带结发”“衣不解带”“衣带渐宽终不悔”等。此外，材质和款式的不同，使腰带还有“缙”“绅”“绶”“带”“銙”等不同的名称。久而久之，人们还用“缙绅”“绅士”等来代指特定的社会阶层。

周秦汉晋以来，“深服”一直是汉族上层人士的标准服饰。这种服饰的特点就是上下一体，所谓“遮体深远，短无见肤，长无被土”。作为开襟式服饰，“深服”使用的是腰带而非纽扣，即“领袖饰白缘，腰束络带，长裾曳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人极其重视腰带，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使用不同材质和样式的腰带，以显示尊卑有别。

8世纪初，新罗高僧慧超西游天竺，在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中留下了丝绸之路中部地区的服饰样貌，从记述来看，伊朗及以西的广大区域，人们也是以系带为主。

纽扣的中国旅行之路

要弄清纽扣的早期旅行路线，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所谓胡服，主要指的是“裤褶”，其制是“上褶下裤”。《晋书·舆服志》记载：“裤褶之制，未详所起。”西汉史游的《急就篇》说：“袍襦表里曲领裙，襢褕袷複褶袴裈。”隋唐经学家颜师古注曰：“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换言之，“褶”就是紧身的上衣，通常的样式是交领、窄袖，长不过膝，与裤子配套穿着，与汉族服饰最大的不同是有了上衣和下裤的区分，但其服饰的开合依旧是用系带或腰带，没有纽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说：“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

宋代之前，丝绸之路西向的龟兹、波斯人都用系带。从《新唐书·龟兹传》“俗断发齐项，惟君不剪发……王以锦冒顶，锦袍、宝带”，到《魏书·波斯传》“丈夫翦（剪）发，戴白皮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多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等记载看，均没有纽扣的踪影。其中波斯人穿的是贯头衫，就是从头上穿领而过的袍衣，无需纽扣。

中国以南的区域也类似，《新唐书》中描写海南诸国人物说：“不识冰雪，常多雾雨……王着白氎古贝，斜络膊，绕腰。”《册府元龟》中说：“（婆利国，今文莱）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唐代诗人张籍在诗歌《昆仑儿》中说：“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除了中文文献，9世纪末至10世纪初，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所著《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也提及中国和印度人用腰带：“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在衣着和所使用的牲畜方面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他们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另戴金手镯和首饰当装饰。”另外，在敦煌壁画的人物画像中亦只见腰带：如45窟绘制的“胡商”，都衣着“卷领窄袖长袍”；103窟的各族王子图，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衫双袖小”，均不见纽扣。

1988年5月，考古学家在黑龙江阿城巨源乡城子村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服饰上，发现了一批完整精美的纽扣。《金代服饰 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中记述了这些纽扣的大小和形状：“该袍左衽，盘领上端与左后侧领缘部钉一对纽襻，并由左腋下依次间距为9、8和8厘米，分别钉四对纽襻，各纽襻长约4厘米。系纽为蒜母结，直径约1.3厘米。系纽钉在外襟缘，扣襻钉在腋缝前侧。胸侧内襟右边缘亦钉一蒜母结纽，上距领口约36厘米；扣襻钉在袍内右腋下。”所谓“纽襻”就是扣住纽扣的套儿，即扣孔。这是目前为止全世界发现最早的实物扣孔。

1988年9月，在江西德安发现一座南宋古墓，墓主人是武宁人周氏（新太平州通判吴畴的妻子）。墓中出土的袍服上，也有类似齐国王墓的纽襻扣。从纽扣出现的时间顺序分析，纽扣应当是先在中国北方出现，随后很快旅行到南方的广大区域。明代，纽扣得到普遍使用。初版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的小说《金瓶梅》中就在多处提到了纽扣，如第十四回写道：“只见潘金莲上穿丁香色潞紬雁衔芦花样对衿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溜金蜂赶菊钮扣儿，下着一尺宽海马潮云羊皮金沿边挑线裙子。”很明显，潘金莲的“对衿袄儿”是必须由纽扣开合的对襟上衣。

正是由于纽扣和扣孔两者“实”与“虚”的完美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巧妙格局，所以小说家冯梦龙在《桂枝儿》中将纽扣比作爱情来赞美：“纽扣儿，凑就的姻缘好。你搭上我，我搭上你，两下搂得坚牢，生成一对相依靠。”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则出现了玛瑙材质的纽扣：“凡玛瑙非石非玉，中国产处颇多，种类以十余计。得者多为簪笈、釦结之类，或为棋子，最大者为屏风及桌面。”其中所说的“釦结”就是纽扣。对此，明末学者张自烈在《正字通》中解释说：“凡物钩固者，皆曰钮。”

纽扣西去与“洋钮”东来

西方学界普遍观点认为，纽扣来自东方，源自中国。如美国服装史专家萨拉·彭德格斯特和汤姆·彭德格斯特夫妇在《时尚、服饰和文化——不同时期的服饰、头饰、配饰和鞋类》一书中明确指出：“大约在公元1200年前后，与其他东方物品一样，扣子和扣孔来到了欧洲。需要声明的是，纽扣不是由天主教十字军发明的，而是他们在与东方的蒙古人、土耳其人交流时获得的。不得不说，扣子和扣孔成为了服饰革命的一个巨大动力。”

扣孔的引入，意味着欧洲人的衣服可以以更合身的形态出现。但对于13世纪的西方人而言，它仍属于稀罕物，多流转于权贵阶层之间。西方服饰史显示，即便在14——15世纪，纽扣仍是有身份地位人士的专属。这一时期，许多纽扣都用名贵的金属或高贵的丝绸布料制成。英国历史学家斯内特指出，当时“人们可以从衣服上揪下一个名贵的纽扣去抵债”。

普通欧洲人熟悉使用纽扣要到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及纽扣时，已经没有陌生感：“（中国）男女都穿拖到脚面的外衣。男人的袍子在胸前交叠起来，用纽扣把里褶固定在左臂下面，外褶则固定在右臂下面。女人是把袍子在前面扣住。男女的袖子都又肥又长，是威尼斯式的。”

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历史还因纽扣而改写。1811年6月，战绩辉煌的法国统帅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东征俄国。当时俄国90%的人口是农奴，社会生产力落后，从实力上看，这场战争的结果不言而喻。然而仅仅6个月后，曾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就全面溃败，只有1万残兵败将逃回。在《拿破仑的纽扣》一书中，如此记述战争情况：“原本骁勇善战的士兵伤亡惨重，他们仅剩单薄的衣物和简陋的装备，无力对抗俄国的军队和寒冷的冬季。”

至今，历史学家仍对这场影响欧洲格局的战争充满好奇，对于拿破仑大军失败的原因有诸多分析。一种观点认为，是一颗小小的纽扣改变了战争。因为“当时法军军官和士兵的大衣、裤子和鞋子上的纽扣都是锡制的”，这种锡制的纽扣在常温下晶莹透亮、华彩无比，但当温度低于13摄氏度时，就会慢慢变成粉末状。试想一下，在俄国寒冷的冬天，失去纽扣的法国士兵如何能在拉紧外衣御寒的同时去冲锋陷阵呢？

到了清朝末年，一种“平面洋钮”漂洋过海，从西方来到中国，开启了世界纽扣的新旅行。晚清文人樊彬在自己的诗集《津门小令》中曾写道：“津门好，纨绔少年场，袍

色军机真裤锻，袋名侍卫小烟囊，洋钮镜同光。”诗后注释说“巴图鲁坎肩必用平面洋钮”，巴图鲁坎肩是满族人的传统服饰，即无袖的马甲。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记述：“京师盛行巴图鲁坎肩儿，各部司员见堂官，往往服之，上加缨帽，南方呼为‘一字襟马甲’，例须用皮者，衬于袍套之中。觉暖，即自探手，解上排钮扣，而令仆代解两旁钮扣，曳之而出，借免更换之劳。”

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樊彬诗中的“平面洋钮”，还是徐珂笔下的“上排钮扣”，所用的都是金字旁的“钮”，而不是绞丝旁的“纽”；另从“洋钮”名称可以推知，巴图鲁坎肩上用的平面洋钮不是中国传统丝线的纽扣形状，而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另一种解释认为，“钮扣”是以机器冲压制成的金属钮扣，材质多为铜、铜鎏金，形如钱币，背面有环。因为制作方法与机制钱币相同，所以得名。张淮水先生在《铜鎏金机制币式扣赏析》一文中认为，早在1845年，德国人架路威治（Carlowitz）就在广州设立“架路威治洋行”。其在华的贸易包罗万种，其中制作销售一种名为“铜鎏金机制币式钮扣”的扁平架路威治钮扣。这种钮扣与中式服饰的纽襻扣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金属材质和扁平样式。随后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兴起，在引进西洋机器后，中国人也可自行生产，但仍习惯上称其为“平面洋钮。”

时间流转，岁月变迁，在“洋钮”进入中国约150年后，浙江温州永嘉县的一个小镇——桥头镇开始大力发展纽扣制造业，短短十几年后，其纽扣年产量就达50亿枚，占到全世界纽扣产量的60%。从元明中国纽扣和扣孔旅行到西方到今日中国纽扣出口世界，一枚小小纽扣似乎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