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地图——华北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神秘的考古学慢慢走出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曾经游离在大众生活之外的考古遗址，如今已成为大家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正是得益于这些遗址的开放以及全方位的宣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圈外人”的理解和关注。

此次“笔尖上的华北考古之旅”将从北京启程，向北行至内蒙古元代故都，再游历山西、河北众多考古遗址，最终回到起点，细数京城遗珍。让我们借助文字与图片，游历那些散布在华北大地上的历史建筑和考古遗迹，与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古迹亲密接触，领略中华文明的灿烂，感受田野考古的魅力。

大元三都

这次穿越时空的华北考古之旅将从北京启程。北京，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1000多年建都史的古城，早在西周时期就是燕国的腹地。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这里定为“南京幽都府”，也称燕京。随后不久，金朝的海陵王又将都城从黑龙江迁至此地。经过数千年的建设和发展，北京终于在元代迎来了高光时刻，首次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走上历史舞台。

元大都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为解决汗位之争所引发的矛盾，命刘秉忠、郭守敬等人在燕京之地营建一座都城，到至元十三年（1276年），经过近10年的建设，一座新的都城拔地而起，史称元大都。这座新建的都城规模宏大，根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面积约为50平方千米，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表明，元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约28米，堪比现在的双向四车道，就连城市中的火巷（胡同）也有近7米宽，城市轮廓方正，街道笔直。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元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建造元大都时融入了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色，同时，这座城市还借鉴了中原文化中传统都城建造的理念，使大都城的布局别具一格。例如，元代的皇城并非以皇帝办公、居住的大内宫城为中轴、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宫殿环绕在其周围，足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宫城建造的影响。皇家用于祭祀的太庙和社稷坛分别建在皇城的东面和西面，大都城除北边城垣外，其余城垣各开三门，这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方九里，旁三门”等相关记载。此外，元代统治者还在大都城建造了孔庙、国子监等礼仪和功能性建筑。

说到元大都，不得不提这座城市的水系建设。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源泉，自古以来，大都市多建立在大江大河流经的地方，但是北京却不具备这样的自然条件。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以其高超的智慧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利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让其汇集于城内已有的河道，然后通过积水潭、通惠河注入到大运河中。令人惊奇的是，全长约80千米的通惠河连同全部闸坝，仅仅用时一年半便全部完工。自此之后，南方的货物可以直接运抵元大都城内，而作为终点码头的积水潭桅樯如林，热闹非凡。

明代初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搬到北京后，以南京故宫为蓝本营造了北京故宫，并将北京南城墙向南移1千米，北城墙向南移2.5千米。原来的元代城墙并未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灭，到了清代，元大都南城垣消失殆尽，西边和北边只剩下几段。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当年庄严雄伟的元大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仅留下一些残垣断壁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如今，每到海棠盛开的季节，北京北土城附近的游客总是络绎不绝。沿着小月河绵延千米的海棠竞相怒放，或许是海棠花太美，抑或是北京的古迹太多，来这里游玩的人们大多忽略了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元大都城垣遗址。河边那些不起眼的土坡，便是曾经鼎鼎有名的元大都城墙。元代的城墙采用宋代的旧法，先在墙内安装永定木，然后加上横向的木头，在这个基础上加土夯筑。由于元朝初年天下刚刚平定，内无反叛，外无忧患，加之国库空虚，便没有包裹城砖。为防止雨水侵袭，元廷专门派军队编织芦苇盖在土城墙上，老百姓将其戏称为“蓑衣城墙”。不同于明清两代，元代的城墙只有夯土没有城砖，被称为土城墙，地名北土城因此而来。

元中都

其实，元大都建成之后没多久，元武宗海山就开始谋求迁都。虽然他在位时间只有短短4年，但却经常出现在史料中，不仅是因其在位期间元代的疆域达到巅峰，更是因为其大兴土木，营造了中都城。1307年，元武宗下令在旺兀查都（今河北张北县）修建中都城，直到1311年，元武宗驾崩，储君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后来的元仁宗）下令罢建中都。虽然中都城最终没能完工，但是经过三年多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令人吃惊的是，从史书中可以推断出，中都宫城从动议到初步建成只用了短短半年的时间。元人编纂的《经世大典》，已将这座“烂尾都城”与大都和上都并称，足见其当时的地位。

从遗存的城垣和建筑基址来看，元中都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重城池相套而成，不同于大都内城以太液池为中心，中都的建筑完全按照中原传统的中轴线布局。作为帝王办公场所的一号宫殿基址处于内城的中心位置，与《吕氏春秋》中“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相契合。不过，在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发现宫城内有用于放置毡帐的空地。这样的安排，巧妙地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明融合在一起。

时移事易，元武宗兴建中都城的理由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其好大喜功，效仿元世祖在草原建设一座新的都城，标榜自己的功绩；有学者认为这是辽金时期多京制度的延续，是民族交流与和解的必然结果；也有学者认为中都建造完全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有利于政权的统一……虽然建都理由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元中都在元武宗执政期间是整个元朝的政治中心。

如同许多历史遗迹一样，元中都也没能逃过在战火中覆灭的厄运。1358年，中都城中的建筑在红巾军的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从此被世人淡忘，直到1998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元中都是保存最完好的元代都城遗址，因此也成为探究元代都城制度演变重要的实证。

元上都

除元大都、元中都外，元帝国历史上还有一个重要都城，那就是元上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元上都，距离张北的元中都大约195千米。元上都“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牧场和战场。那里原名曷里浒东川，由于川里每年都会长满金莲花，所以金朝皇帝将其改名为金莲川。忽必烈当年驻帐于此，“征天下名士而用之”，建立历史上有名的“金莲川幕府”，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让汉族幕僚适应那里的生活，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滦水以北的龙岗营建新城，定名为开平府。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身亡，忽必烈在开平府自行召开会议，在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下即位蒙古大汗。1263年，忽必烈将开平府定为上都，为元朝的夏都。

总理汉地事务让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也体现在上都的布局中。上都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构成，周长约4.5千米。通过对上都的考古发掘可知，上都的宫城和皇城的城墙用砖或石块包砌，建筑构件雕刻精美，城内道路整齐，功能区划明确，皇城以南为官署、府邸所在地，皇城西北为皇帝的御苑，城外则是居民区、仓廪、市集所在，布局井然有序。元上都有多么豪华，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以窥探一二：“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重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乐人心目。”

尽管后来忽必烈迁都至大都，但是上都依然是元帝国的圣地，有元一朝，前后有6位皇帝在此登基。草原上的元上都也是一处避暑胜地。元朝皇帝几乎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这里，不仅能避暑，还能与蒙古贵族加强联系，一举两得。1368年，元大都被攻克，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帝逃回上都，仍以大元为国号，史称北元。直到1402年北元灭亡，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

如今的元上都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再也见不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账房乱如云”的景象。但是，在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元上都以另一种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默默地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辉煌。2012年，元上都遗址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

土木华章

离开茫茫的内蒙古草原，让我们将目光投向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山西。那是一个隐藏着无数传奇的地方，八百里太行在那里崛起，五千年文明在那里沉淀。山西特殊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让无数凝结人类历史的宝贵财富躲过了战火和自然灾害的侵扰，留存至今。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截至2019年，山西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2处，稳居全国第一，其中古建筑类“国保”多达420多处。元代之前的古建筑，山西占全国的80%以上，我国现存的三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在山西。佛光寺东大殿便是三座完整唐代古建筑之一，它的发现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1937年，侵占中国东北6年之久的日本侵略者，预谋在华北地区挑起更大事端。与此同时，在没有硝烟的文化战线上，几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日本学者关野贞近乎狂妄的宣言：“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1000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日本却有30多个有1000到1300年历史的建筑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的当天，一封电报从山西五台县发往北平（今北京），7月9日，这封电报的内容在《北平晨报》上被披露，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现唐代建筑寺院》。民国时期，建筑学家朱启钤创办营造学社，旨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员包括留学美国的梁思成（梁启超之子）、林徽因夫妇，留学日本的刘敦桢等。这一学社在特殊的年代发现并保护了一大批重要古建筑，同时为我国培养了众多古建筑研究大家。

佛光寺东大殿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日本学者的挑衅如同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刺痛了中国学者，他们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唐代建筑。法国学者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让梁思成等人看到了希望，他们发现一幅唐代壁画上标注的一处“佛光寺”与日本学者先前在山西考察时发现的佛光寺十分相似。不知是过于自信，还是囿于学术水平，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并未将目光投向这座大殿，仅留下“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这一简单的评价。

梁思成、林徽因二人通过比对照片以及佛光寺东大殿前经幢上的铭文，认为这座大殿与当时中国公认最早的建筑—辽代独乐寺观音阁有很多相似之处，觉得有必要现场探察一番。由于时局动荡，土匪横行，加上梁启超儿子、儿媳这样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出行十分不便。后来，在警察荷枪实弹的护送下，他们才得以开启考察之旅。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以梁林二人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团，来到了山西省五台县的佛光寺。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在佛光寺东大殿测绘数日的学者们发现大梁之下有墨书题记，由于大梁距离地面有两丈多（一丈约3.33米），根本无法辨识。这时，林徽因的远视眼派上了大用场。她看见题记中有“女弟子宁公遇”之名，正与大殿门口的经幢上刻的“佛殿主宁公遇”相吻合。佛殿主既书写在大梁上，又刻在经幢上，正好互为印证。即使两者不是同时完成，也应该是同一时期完成。所以，梁林二人认定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殿大约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也就是857年前后。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及准确断代，一举打破了日本学者狂妄的气焰，也彰显了中国学者扎实的古建筑学功底，终结了“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荒谬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