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筋

一

我1996年和敏结的婚。结婚使我脱离了贫穷、压抑、无望的原生家庭，组建了自己的新家。总算能按着自己的规划生活了，我心中特别舒畅，那感觉就像枯木熬过了漫长的寒冬，终于等到了春天。我踌躇满志，决定从此告别该死的土地和庄稼，以后只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安身立命。

但命运这东西最操蛋，它专门喜欢和穷人作对，你想的不是跟花一样吗，好，就不给你花，不但不给你花，相反，它还要狠狠地扇你几个响亮的耳光。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在闭塞落后的格木镇做了四个小买卖，虽然加了小心，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不仅没挣到钱，就连四处挪借的本儿也都搭了进去。遭到命运无情的毒打，我才意识到，如愿以偿是需要运气的，事与愿违才是人生的常态。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马上就放下了可怜的自尊，硬着头皮进了建筑工地。

经人介绍，我进了鑫福园工地，在那一连干了三个月的小工。

我的任务是用小推车给瓦匠推砖。那时佳木斯的瓦匠都是计件工资，砌一块砖三分钱，快点儿干的话，一天能挣一百多，所以他们砌砖就都跟玩命似的。但小工却都挣日工，一天三十，一个小工伺候三个瓦匠。刚进工地时，我很疑惑，不知道那些混蛋老板都是怎么想的，瓦匠计件，小工日工，这种安排毫无科学可言，小工的积极性根本调动不起来，小工上料不及时，瓦匠干得再快有屁用。但刚干一天我就明白了，不得不佩服那些老板，他们太聪明了，算计人能算计到骨头里。他们清楚地知道，小工根本不会消极怠工。瓦匠砌砖是一门技术，这门技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而小工推砖上灰是出笨力气，出笨力气的人一抓一大把，要知道哪个工地缺小工，一大群人削尖脑袋往里挤，干活儿要是敢偷奸耍滑，工头一句话就得立马滚蛋。

平时摆弄一块砖很轻松，但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摆弄，几乎任何人都受不了。第一天我的手指就被磨烂了。我虽然戴了手套，但没用上一个小时，那副五毛钱的线手套就露了指头。我的手指肚先是被磨红，然后皮肤慢慢地变薄，最后竟透明起来，能看见里面殷红的嫩肉和细细的血丝，十根指头就像十朵花苞，随时都能开出艳红的花朵，更像十根燃烧的蜡烛，十簇火苗在指尖跳跃，每抓起一块砖，都会带来烧灼的疼痛。

下班回家，敏看见我流血的十指，非常心疼，劝我第二天别干小工了，再想法找找别的出路。我当时嘴上没说话，心里却做起了斗争，经过一番较量，互相摆事实，讲道理，最后想挣钱养家的我，战胜了怕吃苦遭罪的我，于是我决定，第二天继续去工地。当时来看，这是我唯一的选择，除了用体力换钱，我人生中的各种出路都已经被堵死了，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我就豪迈地对敏说，苦是人吃的，罪是人遭的，别人能坚持下来，我为啥不能？

一个月后，我的手上结出了一层老茧，不但不怕砖磨手了，而且还省了手套钱。因此我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就是人的血肉之躯。这是我从痛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应该算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像工友们常说的那样，爹妈给的人皮手套是最好的手套，既省钱，又结实，就算磨坏了，自己也能长好。

第三个月，工地钢筋组要一名小工，工长选了我，因为我平时干活任劳任怨，也从不多言多语。别的小工都恭喜我，据他们说，凡是被调到钢筋组干活的小工，多多少少都能学点绑钢筋的手艺，最后一般都能成为一名钢筋工。钢筋工好歹也算是技术工人，在工地里，最起码要比小工地位高。这倒是其次，关键是钢筋工每天能挣五十块钱，比小工整整多了二十。我心中高兴，听从工友的建议，买了一盒红塔山，偷偷地塞给了工长。

其实钢筋组的小工更累。钢筋和砖块相比，密度要大很多，如果不用力气，它们根本不肯移动分毫。我每天的任务是不住脚地扛各种型号的钢筋。六米或九米长的钢筋在我的肩头颤动着，相互碰撞，发出冷硬的声音。

铁欺负软弱的人。最初几天，我的肩膀肿得像发面馒头，腰疼得仿佛随时都要断掉。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像倔驴一样与它们抗衡。钢筋越是欺压我，我就扛得越多。钢筋长时间和我的肩膀接触，铁原子不断地穿过我的工作服，渗透进我的身体，又顺着血液扩散到全身各处，和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相结合。最后我的肩膀消了肿，并且慢慢地变硬，像一块铁。我的腰也不再疼了，扛多少钢筋都挺直不弯，似乎支撑我肉身的已不再是单纯的钙质骨架，而是在钙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加刚硬的铁元素。

我盼望着早日成为一名可以多赚二十块钱的钢筋工。为了这个理想，我扛钢筋时毫不吝惜力气，只为能给钢筋组长留下好的印象。另外干活儿的时候，我总是偷眼去看钢筋工们的各种操作，如何量尺下料，如何切断弯曲，如何排料绑扎。

终于有一天，也许是为了赶工程进度，也许是我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感动了钢筋组长，他扔了一把钢筋钩子给我，让我跟着别的钢筋工去楼上绑扎钢筋。我干的活儿是绑扎板筋，把密密麻麻纵横的板筋铺好后，蹲下来，在每一个钢筋的交叉点用扎丝绑扎上。一块四五十平方的平板，就有几千个交叉点。这活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不停地绑扎，但是特别累腿，持续几个小时蹲在地上，多强壮的腿都受不了。我的双腿先是酸痛不已，仿佛被泡在了冰水里。我忍着继续干，心中暗暗地数着数字，强迫自己一秒一秒地忍耐下去。到了最后，我下肢血管里的血液好像停止了流动，我的腿麻木了，像别人的腿，摸一把都没有感觉，酸痛也跟着消失殆尽。就这样，一个月后，我熟练地掌握了一些相对简单的钢筋绑扎，工资也涨到了四十块，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筋工只差十块钱了。

但那一年我一直没能挣到五十块，因为我左手的食指被切断机切下了一小截。

那是九月的一天，别的钢筋工都到楼上绑扎大梁和柱子去了。钢筋组长留下我，让我切些垫铁。垫铁就是用钢筋废料头切成的十公分左右的短铁，用来垫在绑好的钢筋梁骨架下面，这样浇铸出来的混凝土梁就会有一层保护层。切断机我是会用的，但那天那台老旧的切断机却出现了故障，操作杆不好使，只要给上电，两片切刀就不停地一张一合，无法停下来。我跟组长说明了情况。他斜着眼瞅我，冷冷地说，如果这样干不了，你就回去装砖吧。

在切断机前，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不得不硬着头皮，盯住一开一合的切刀，趁切刀张开的一瞬间，迅速把一根根钢筋废料头塞进去。因为要切的垫铁很短，所以往切刀中塞钢筋的时候，我的手指就离刀口很近。我虽然加了万分的小心，但最后我左手的食指还是被两片切刀切了一下。不停开合的冷漠的切刀，如同饥饿巨兽的大嘴，它不会辨别钢筋和手指的区别。它的使命就是用力地咬断一切。咬断钢筋，或穷人的手指。

我当时指尖一麻，并没感觉到疼。但我知道我的手指被切到了。我举起手，看见食指的指甲几乎全被切掉了，只有一丝肉连着，吊在手指旁。我把眼睛凑过去，仔细地观察伤口。我很冷静，像在观察一根钢筋的断面。我看见烂肉中露着一截白色的骨头。一开始我的手指并没有出血，白生生的，像刚煮过的鸡胸肉。但不到十秒钟，鲜血就洇了出来，并且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染红了半个手掌。同时，一阵尖锐的疼痛从伤口刺入了我的身体，像千万根细小的银针在我的血脉中穿行。

我咬着牙，举着受伤的手去找钢筋组长。他正露着肚皮在钢筋棚子下睡觉。我叫醒他，把手指给他看。他懒洋洋地坐起来，看了一眼我的手指。也许我流出来的血让他感到了厌恶，他骂了一句，又用古怪的眼神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才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拽出一张五十块的递给我，让我去工地外的卫生所包扎一下。

在卫生所里，一个女医生告诉我说，我的手指伤到了骨头，必须在第一个关节处截掉，要不然细菌就很容易顺着骨头感染进去，严重的话最后整根手指都保不住。她把我破碎的指甲和一小块被挤烂的肉剪掉，又上了些止血和消炎的药粉，包扎上。她动作温柔，是一个好医生。人在疼痛时最怕关心，她在给我包扎的时候，我差一点就掉下眼泪。

我临走前她又嘱咐了我一次，让我第二天去大点的医院去做手术，把我的食指截掉一截。

我回到工地，把剩余的三十块钱还给了钢筋组长。他接过钱，问了一句，明天你能不能接着干了？我心里对着他喊一句，明天干你妈个逼，但我嘴上却说，不能干了，我手指断了一截，不好意思，耽误你的事儿了。他没再说话，站起身走向了别处。

从工地回家有三十多里路。我右手把着车把，左手端在胸前，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往家赶。骑着骑着，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忍都忍不住，不是因为疼痛，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公路上很少有车经过，满世界刮着大风，我的眼泪汩汩地向外流，刚流出眼睛，就被风吹散在了空中。

我害怕我的手指少一小截，它再小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没有听从那个女医生的话。我先去镇卫生院打了几天吊瓶，又吃了一个礼拜的消炎药。一个月后，我打开了包在手指上的纱布。我惊喜地发现，我的伤口不但愈合了，而且还长出了一小片嫩白的指甲，像苍蝇的翅膀那么小，那么薄，虽然很脆弱，但我却像看到了一颗发芽的种子一样，看到了希望。

三个月后，一片崭新的指甲长成型了，手指肚上的肉也几乎恢复了原样，虽然还能看出一道凹陷的伤痕，但毕竟我保住了我的食指。

看来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真的是人的血肉之躯。我的食指是那么顽强，它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修复了自己。我佩服我的这根食指，敬佩它的肉和皮肤，敬佩它的血管和骨头，钢筋断了也就断了，我的手指却得到了重生。

二

我读高中时特别喜欢文学，在学校小有名气。高考落榜后，我虽然也很难过，但因为心里有文学在，所以并没有多气馁。我坚信成功的路不止一条，靠文学一样可以改变命运。那一段日子，我拒绝帮家里干农活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只躲在我的小黑屋里读书写诗，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精神恍惚的地步，以至于头发过肩了都不去理，衣服脏破了也不知道换。当时我们格木镇人都在传言，说老王家的二儿子没考上大学，受到了刺激，得了精神病。我是格木镇唯一一个进城读重点高中的学生，为此镇里有许多人曾经暗中嫉妒过我爸我妈，嫉妒他俩培育出了一个大学苗子。这回可好了，大学苗子变成了精神病，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巨大落差，终于让他们的心理得到了平衡，他们难以抑制住兴奋的心情，总试图亲眼目睹我的现状。整个格木镇只有我爸和我妈最痛苦，他俩也相信我得了精神病。在难过的同时，他俩似乎还因此蒙受了耻辱，甚至不敢轻易出门，唯恐遭到别人的嘲讽。

那期间我还真发表了两首诗。一首发在《黑龙江日报》副刊上，不到二十行，题目叫《命运》，至今我还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当时稿费给了30块，是邮递员亲自送到我家的。另一首诗题目叫《走进玉米》，也不长，在《青年月刊》（现在已经停刊）主办的一个全国青年诗歌征文中获得了二等奖，奖金300元。300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是一个好劳力一个月的工资。那首诗被刊登在了《青年月刊》上，下面还留有我的通联地址。那之后，我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个吉林的女生，我和她书信来往将近三年，成了可以相互倾诉的文友，我甚至动了前去找她的念头，只因当时我拿不出往返的路费，最后才没有成行。

在靠文学挣了330块钱后，一连一年多，我没有再发表一首诗。我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恐慌，加上我爸和我妈成天叹气和咒骂，让我在某一个午后，忽然就想通了，文学根本改变不了我的命运，它只是一处幻影，只会把我引进绝境。去你妈的狗屁文学！我发誓从此放弃。为了防止反悔，我马上烧掉了我的所有诗稿。看着在灶坑里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一刻我一下子就轻松了，仿佛终于放下了一个重担，彻底得到了解脱。

手指受伤后，我一连在家休息了五个多月。在这五个月里，我无事可做，竟然又拿起了笔。这次我没有写诗，而是写起了小说。因为以前和文学决裂过，下过狠心，发过誓言，所以再拿起笔时，我必须克服羞愧，为自己的出尔反尔找出合适的理由。我找的理由是，人活着必须有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柱，否则生命就会失去意义。

我写小说连敏都不知道。那时她在镇里一家私人幼儿园带班，每天她一走，我就开始写，等到她快下班时，我再把纸笔藏起来。在当时，写作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包括我的妻子。人在穷困中可以有理想，这能让人理解，只是这个理想必须切合实际，可以是物质层面的，譬如温饱，譬如小康，但绝对不能是精神层面的，那会令人难以理喻。除非我一举成名，真的靠文学改变了命运，否则的话，写作就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必须偷偷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