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宰官私誓【张瑞玑在陕西】

一

介绍韩城知县张瑞玑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是数年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出任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景耀月。

景耀月字太招，山西芮城人，1904年留日，次年中国同盟会创立，担任组织干事及山西分会负责人之一。1907年到西北运动革命，“以山西同乡之谊，经两次面晤，动以同盟会宗旨，甚合张（瑞玑）意，同有反清之心，便以宰官身份宣誓加盟”（见李金铭《辛亥人物景耀月》）。

那时朝廷刚刚发生了“辽东节度用钱买”的大丑闻，瑞玑作《杨花曲》嘲讽：“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痛快淋漓，不胫而走。或许正是这首七言古诗，使得诗人革命家景耀月眼前一亮，对这位山西籍的韩城县令产生兴趣，一晤再晤吧。不然，仅凭同乡之谊，能这样冒失？

入盟仪式或许就在瑞玑的龙门官廨秘密举行，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忠矢信，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前，景耀月或许告说瑞玑，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筹备会时，孙中山与宣誓者一一握手，祝贺大家“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即便不说，瑞玑当然也明白，宣誓对他这个宰官来说意味着什么，宣过誓风险会有多大。

传记文学大家、复旦名教授朱东润晚年在自传中写到，他老家江苏泰兴县知县龙璋（字研仙）“就是同盟会员”，同盟会副会长黄兴曾在龙璋的衙门里留下脚印。又说龙璋办学校，派留学生（据胡适《丁文江传》记载，丁文江就是龙璋派到日本留学的），也着实做了些革命的启蒙事业。初次见到这个说法，觉得江南江北都有知县加入同盟会——“南龙北张”——真是一段佳话。时隔不久读到章太炎《龙研仙先生墓表》，却没有见到龙璋加入同盟会的记载，《辛亥人物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将龙璋归入第十五卷，即“游移于君主、共和政治间的人物”。想来朱东润先生记忆有误。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对瑞玑入盟事记得真切：“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作瑞玑小传时也说：“同盟会成立，瑞玑亦慨然与焉，不计其为官也。”章、田两位同盟会元老述及瑞玑入盟这件事，都不约而同强调其宰官身份，恐怕不只是巧合吧。《辛亥人物碑传集》将瑞玑以民初政治人物归入第十卷。

我还想到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早年是钦点翰林，三十岁放弃翰林院编修而委身教育，同盟会成立后任上海分会长——“以翰林而参加革命者，在同时代人中，为数寥寥。”（唐振常《蔡元培传》）若是把“翰林”换成知县，瑞玑亦无愧色：“以知县而参加革命者，在同时代人中，为数寥寥。”不同的是，蔡先生入盟时离开翰林院（即脱离体制）已经七年了，入盟后短期委身教育，接着就赴德国留学四年之久。瑞玑呢，入盟时在知县位置上刚干了两年，入盟后辗转四个县，仍是做知县，日日“奔忙酬应汗如雨”，而与此同时又在陕抚恩寿的肘腋下从事革命活动。同样是“为数寥寥”，插着蓝翎、穿着马蹄袖的瑞玑，远比蔡先生风险更多，也更大。我这样“硬”把蔡先生拉来作比较，绝非敢对蔡先生有半点不恭，实在是除了蔡先生，我再找不出身为满清官员而加入同盟会者，可与瑞玑相比。

二

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认为，甲午之后风雷激荡，风气大开，这种局面与学堂、学会、报纸这三种传播媒介的关系极大。瑞玑曾受惠于这些传播媒介，如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蔡元培的《警钟日报》、林白水的《中国白话报》等，深知它们是启蒙的利器。

瑞玑以即用知县分发到陕西的那年冬天，就看到林白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了。该报半月一期，在西安设有代销处，阅读很方便。到韩城做知县后，他先是兴办学堂，继而创办陕西最早的一份县级报纸——《龙门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韩城之有《龙门报》，玑实倡之，经营初定，遂卸篆归省。”

瑞玑卸篆归省是1907年8月7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想不到离开后，“知县张瑞玑之遗靴”陈列在鼓楼上供人瞻仰，《龙门报》却“机印改为誊写，浅说改为文言，体例倒置，文字芜杂，其报虽存，而其名已若有若无，无复有人道及者”。机印是铅字印刷，浅说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办浅说报纸的初衷未能实现，使瑞玑耿耿于怀，数年后仍感慨系之：

“是以见天下成事之难，并以见天下任事之人不易多得也。”

所幸到了兴平，与张深如、南南轩一拍即合。到任四个月（1909年3月）就办起《兴平报》，宗旨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提倡民权、言论自由。南南轩任社长。《兴平报》十天一期，石印，设有“论说”“选录专件”“新闻杂俎”等栏目，很受社会欢迎。数年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位雷先生收藏了一份残缺不全的《兴平报》，日期是“中历宣统元年十月二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可知这份县级报纸既有中国皇统纪年，又有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瑞玑擅书法，从后来几份报刊都由他亲自题写刊名来看，《兴平报》刊名该是他题写的。就在这一年，与瑞玑同时进入课吏馆、后来留学日本的张季鸾，在东京创办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机关刊物《陕北》，在三原宏道学堂念书的吴宓创办了《陕西杂志》，在上海的于右任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瑞玑在兴平呆了十个月，即调署长安知县。随后张深如应聘做西安实业学堂监督，南南轩也到了省城。为避免《兴平报》重蹈《龙门报》的覆辙，报社迁移到西安，改为《兴平星期报》，1910年3月出刊，铅印，每周一期，八开四张。瑞玑题写刊名，又撰写了《兴平报第二年发刊感言》的发刊词。转过年，《兴平星期报》改为《帝州报》。辛亥元老景梅九赴陕西运动革命时，做过《帝州报》的投稿员，发表了《溺女》等小说。他说“《帝州报》是老友张衡玉创办的”，主笔南南轩“稳健而有肝胆，我由衡玉介绍见面定交”（见景著《罪案》）。

陕西辛亥革命前后，《帝州报》分为两种类型。据陕西报刊志，宣统三年“十一月五日，张瑞玑主办的《帝州报》在西安创刊”。该报系《兴平星期报》和《普及白话报》合并而成，郭希仁和晁一鸣任主编，设有“演说”“纪事”等专栏，为辛亥革命和共和告成而鼓吹呐喊，如第一号社论：“我们同胞时时刻刻都要想着……这九月初一日，是我们重生的日子。”按这个记载，《帝州报》是一份白话报，在西安起义（九月一日）后才出刊。

新近在网上看到，广东珠海的民间收藏者藏有一份从陕西收来的、保存完好的《帝州报》，出版日期为“中历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据中国新闻网介绍，这是一张对开大报，报名竖题，两个版面，一版是“紧要新闻”，二版是“本省新闻”。“紧要新闻”详细披露了当时国内两大新闻：“铁路收归国有”和“四川保路运动”，标题有《郑孝胥力主湘鄂铁路收回国有》《四川路潮剧烈史》，生动而详细地报道了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与经过，“文笔虽文白夹杂，但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这份《帝州报》比陕西报刊志记载的《帝州报》出刊时间早了四个月零五天。

显然，最晚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10月22日）前三个月，《兴平星期报》已改为《帝州报》了。这两种类型的《帝州报》主要区别在语言文字，起义前是“文白夹杂”的浅说，起义后大都改用白话文。刊头仍是瑞玑题写的那个。起义前的《帝州报》是陕西同盟会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起义后改版的《帝州报》相当于陕西军政府的喉舌。如11月20日刊登的《总都督张凤翙致帝州报社函》说：“各处办事人员及各标营弁兵或有不法情节，新颁政令或有窒息情形，报馆如有所闻，不必隐讳，可即据实登载。如有匪徒借故滋扰，本都督当力任保护，以维持言论自由。”

《兴平星期报》发刊的同一年（1910），瑞玑还与西安知府尹昌龄（开明官员）和同盟会员王铭丹、郭希仁创办了《声铎公社质言》，宗旨是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宣传维新、注重事实，文字通俗易懂。瑞玑以浅近的文言写了发刊词，开头说：

呜呼！铎无声久矣。自秦以来，官与民相隔，政与教相离，语言与文字相歧，学问与经济相分。于是经生之训诂，文人之词章，儒者之性理，士子之帖括，皆才而秀者之所学也。其为学也，再传必异，易代必变，递嬗争驰，莫衷一是。而独吾蠢然无知之愚民，官失其政，师失其教，闭听塞明，数千年未尝一变。呜呼！铎无声久矣。

“数千年未尝一变”，包括满清，又远超满清之上。瑞玑入同盟会时宣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的思想却不限于“反清”，而是从秦朝以降两千年的专制文化中，掘出造成“吾蠢然无知之愚民”的病根，矛头指向了“官失其政，师失其教”。

铎是一种大铃，古代用来发布政教法令。瑞玑认为，自秦以来老百姓是蠢然无知、闭听塞明的“愚民”，所谓“铎”形同虚设。秦以前如何呢？

夫三代之治天下也有二：曰道，曰文。其所谓道，愚夫愚妇之道也，其所谓文，布帛菽粟之文也。人人见之，人人知之，人人能行之，未尝有高远艰深之词意，以困吾民。故其文易晓，而其道易行。后世道不与文谋，天下学者争摭拾华靡陈腐之旧语，以为弋名钓利之具，遂不屑下接于吾民，而吾民亦无从而解之。彼词赋歌骚之典赡，考据证引之博奥，非吾民之所易解，固无论矣。若夫批牍也，文诰也，谕戒也，皆直接吾民之文言也，而吾民之辨其句，解其意者，百无一二。是故朝发一号而民不问，暮驰一令而民不知，士大夫日日著书立说以劝而民不闻。上下各不相谋，以致壅塞隔阂，养成今日喑哑聋瞽之天下，而说者犹归咎于民愚。呜呼！岂通论哉。

上古夏商周三代之世，“其文”跟布帛菽粟一样，明白晓畅，“其道”也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后来就变了，两千多年间，学者词赋也好，官方公文也好，都是艰深博奥的文言文，老百姓认不得，听不懂，结果就“养成今日喑哑聋瞽之天下”。在这里，瑞玑揭出了“官失其政，师失其教”的帮凶——文言。怎么办？

本社怜吾民之愚，并知吾民之非乐于愚也，乃编为质言，以告诫而劝谕之。不曰文而曰质，取其通俗易晓也；不曰报而曰言，不欲自居于报，亦不敢以报自命也。今者第一期出版矣，我知父老子弟团聚而观，必慨然叹曰：天下固有此种易解文字供人玩览耶？向者吾之官、吾之师，奈何秘而不宣，而故为艰涩古奥不可索解之文以难人也？呜呼！铎无声久矣，有之，请自今始。

“质言”就是通俗易懂的话，与文言相对。按陕西报刊志的分类，《声铎公社质言》属于“公办民助”，创办者当中，瑞玑、尹昌龄有官方背景，王铭丹、郭希仁是民间身份，他们共同担负起“声铎”——其声可达于民——的责任。五百余字的发刊词，仅“吾民”就出现了八次，“民”出现了五次，此文收在瑞玑遗存的诗文集里。“声铎”还发出哪些声音？有些什么“告诫和劝谕”？我在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处查不到这份报纸，只能留憾于此了。

聊作补充的是瑞玑写有《骊山布衣歌》：“长安市上人合围，摩肩环集说法台。台上一声一掬泪，台下拍手声如雷。道旁小儿罢游嬉，争识骊山老布衣。布衣胸中十斛血，吐作莲花千万枝。” 骊山布衣即《声铎公社质言》的同仁王铭丹，诗里还说到两人“挑灯对影谈时事，碧窗秋雨泪有声”。

三

1911年3月，瑞玑和郭希仁等又成立了学术性团体“暾社”，借研究学问，宣传革命。社址在西安西大街泾阳会馆，社刊为《暾社学谭》，月出一期，三十二开本，设有“论著”“疏证”“译述”“文苑”等栏目。

成立暾社时，瑞玑已从长安首县调任临潼（因称病不给巡抚恩寿的宠妾拜寿遭忌）。社名是他起的，刊名是他题的，发刊词也非他莫属，于是便有了这篇署名老衡的名文《暾社记》。全文如下：

月未落，鸡未唱，大地山川，昏昏茫茫。无贤愚，无贵贱，无老稚男妇，咸倒床贴枕，收神纳息，懵然一觉。如僵尸，如病厥，灵明散失，五官百体悉萎废不能举，心与神离舍飞逸。噩梦扰扰，呓语喃喃，终宵辗转，与魑魅魍魉为邻。举人间一切悲欢苦乐、生死存亡之境，冥然漠然不自觉。

悲夫！世界昏暗，人理灭绝，无过此时。夜未明，人未醒，谓睡为死可也，谓无世界无人类亦可也。使夜长此不明，人长此不醒，则举天下人将长睡死矣。岂不哀哉！

朝暾初出，苍苍凉凉。村落城市，渐闻人声。向之如僵尸，如病厥者，渐披衣徐起，栉发盥面，备晨餐，谋操作，营营焉各有所为。于是手足之运动，耳目之视听，心思之智识，纷然厘然，各抒其用。至天午日中，而世界光明，人理发生之机为之大盛。若犹有倚枕伏席，昏然常睡，不能移趾下床，举足出门者，非病即废，非挛即囚，不死而死，不得复称为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