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港

李希霍芬的凝视

1871年12月30日，天气寒冷且阴暗。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准备渡黄河、入潼关。在之前的几年中，这位即将40岁的德国地理学家，已经游历了中国十几个省区，但“畿内首险”“四镇咽喉”的潼关，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历经两个小时，花费了500文钱的李希霍芬，终于渡过了黄河抵达了潼关。目之所及，这里尽已被战乱反复蹂躏。这条中国最重要的通道之一，虽然坚固的墙和雄伟的建筑还依旧挺立，但到底已经是生机寥寥了。

李希霍芬拥有典型的欧洲人容貌，眼睛深邃、鼻梁突出，发色深，蓄短须。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毕业于柏林大学，脸上带着知识分子常有的神情，显得严谨而理性。尽管他只会最基础的汉语，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带着对中国浓厚的“兴趣”，先后两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通过7条线路实地考察中国，这两次漫长的考察，使他成为了第一位提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的人，这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历时35年，李希霍芬于1912年完成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共五卷。在第一卷的第499页中，他首创了“丝绸之路”一词，用来指代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古道，并绘制出了丝绸之路的地图。

在中国的几年里，这位德国地理学家已经见惯了到处投来的好奇目光，也习惯了提前预设各种困难以备应对。早在北京办理护照时，他就采纳了朋友的建议，将自己姓氏原本的翻译“栗”改为“李”，试图拉近与清廷重臣李鸿章的关系，抬高身价，以此尽可能地换取方便，减少一些旅途中的麻烦。进入陕西后，他时常抱怨陕西人对欧洲人的敌意，他似乎不大理解这种敌意的由来：“这种对外国人的厌恶，其原因我不清楚。受教育不足的人看我们，夹杂着倨傲的——他们都认为整个欧洲也没有中国的一个省大，害怕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属于一个只拥有和制造最好的东西的民族，还有厌恶的情绪。”但他似乎又很清楚这些厌恶的由来：“或许中国人同样普遍会感到一种无奈，当他们看到我们穿着自己的服装自由地在他们的国土上四处游弋，他们却不能赶我们出去——我们，那么小的一个小国家的子民！”

李希霍芬对中国凝视的目光中，有科学理性，有欣赏赞美，但对当时列强环伺的中国来说，这种凝视明晃晃地昭示着让人不寒而栗的殖民色彩。鲁迅在他的《中国地质略论》中写道：“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李希霍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李希霍芬打量着中国的每一个细微处，从地理、地质考察到物产、商业情况，甚至对地方军队编制和薪俸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看待中国的目光中带着精密的计算：“我心目中觉得用于打败中国人的欧洲士兵的必要数目，每天都在减少。”

在当时的西安府惬意地停留了12天后，李希霍芬给这里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我们纵然可以不必过多关注中国历史的细节，却不能不关注这片伟大的历史悠久的土地。长期以来，这里一直是民族大迁徙的现场，与欧洲一样，所不同的是欧洲的民族迁徙是从东往西，这里是从西往东。连绵的昆仑山像一堵巨大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墙，构成了民族迁徙的南部的自然界限。沿着山的北坡有一条民族交往的大道，从中亚出发穿越沙漠和高山，经甘肃到广袤富饶的西安府山谷。这里曾多次生发出高级的文化，艺术与科学十分繁荣……只要来到这里，见到这些地区的分布情况，眼前便会展现出中国历史的全景，一如山巅纵览，相信历史只能如此，不能是别样的。一切都那么显然、自然。整个中亚及其简单的分界和古老的贸易大道展现在眼前，触手可及。”

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李希霍芬绘制的丝绸之路地图里，中国的农业中心、东部的黄土高原处在边缘位置。因为这里，正是作为国家地理几何中心和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是任何人望向西部时都无法忽视的一颗明星。

远在现代文明之前，甚至远在西安成为华夏文明中心以前，关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就被战国时期的著名策士苏秦点明，“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指函谷关与黄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指代郡、马邑，今山西北部雁门关一带），此天府也”（《史记·苏秦列传》）。宋朝后经济重心南移，一度出现了史学界所谓的“现代经济的萌芽”。明清时期，南方经济发展愈发迅猛，西北地区再难以望其项背。这种南强北弱、东热北凉的经济局面，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谈及西安，喊出它的名字时都要将音调加重几分，似乎如此才算表达了对这个地方起码的尊重。周秦汉唐的风采，大一统国家的气度，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区域留下了无尽的宝藏，待人发掘。甚至有人笑称，“南出相，北出将，西安的土地埋皇上”。十三朝古都的实力不可小觑，在西安搞基建，两铲子下去，都是历史，先头部队只能是考古队。丰富的地下世界配合着地上遗址，诉说着西安的过往辉煌。悠悠文脉，气象万千，绵延传承，亘古长久，文化是西安的标志。西安市民的笑容和谈吐间，对本地文化的自豪和自信也总是不动声色地透露出来。强汉盛唐的组合赋予了古长安城无可比拟的荣耀，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唐朝在整个欧亚大陆声名显赫，长安也足以成为古中国鼎盛的代表，在国际上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岁月风云间，它所构筑的政治、文化、经济框架仍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留存。

在古都长安的高光时刻，全社会迎来了各方面的兴盛。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自然条件优越，符合“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也”的思想，历经西周、秦、西汉、隋的重点开发和建设，已是经济颇为发达的地区。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长安的历史最为悠久。国都一般都会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原因不一而足，域内的内循环或是域外的商业往来都是经济繁荣兴盛的原因。

汉唐两代长安经济的繁荣，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关，这条从长度来说跨越了四分之一地球的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两端。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的说法，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在黑海和近东地区广为人知。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漂亮、精致、耐存、便于长途跋涉、价值高的丝绸，在西域以及中亚地区一带国家政权频繁更迭之时，是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类似于黄金的硬通货，在相当程度上充当了货币职能，可以进行等价值的货物交换。丝绸成为这条通道上亮眼的货品。这条道路，我们都知道最初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9年），由后来被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在出于军事战略意图下寻访大月氏，无意间疏通的一条道路。因夹击匈奴、扩张疆土而生的军事需求，最终以贸易之名经河西走廊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通向帕米尔高原，将整个亚洲连在了一起，甚至接通了更遥远的波斯湾乃至欧洲腹地。以“丝绸之路”为标志，中国与西域各国的来往更加频繁，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是从张骞通西域开始，中国与西域建立了稳定的、官方的联系，据此我们说长安是中国正式对外交流的真正起点不算妄言。

汉代以后，短暂的隋朝过后，又一个大一统国家在隋末长安废墟上建立起来，太原留守李渊代隋称帝，建国“唐”，定都长安，为长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注入了活力。唐前期在开拓西北边境方面进展颇大，史书曾将这一时期的国土与汉代做过对比，“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称：“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句说的正是唐前期在今青海省东部，当时称陇右道的地方养兵屯田，加强了西北边防，随后设置了安西四镇以及北庭都护府，管辖范围囊括了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更广大的中亚地区。这在客观上为“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道路安全保证。唐太宗李世民“兼听则明”“纳谏如流”的开放态度，更是从最高领导意识层面，制定了对外友好往来，兼容并蓄的国策。通畅的“丝绸之路”上行进着来自各国的使臣、僧侣和商人，彼时的鸿胪寺一度接待过七十个国家的外交使节，王维诗中“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在长安城时常可见。在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时期里，万花筒般的文化伴随着经济往来涌进了唐朝的中心——长安。如今西安城玉祥门外的大庆路上，“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大型雕塑，远远地回应着这段盛世。几乎与大庆路垂直的劳动南路上，大唐西市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在原址上重建的项目，每当夜晚来临，灯火间，总让人遥想当年占地一千六百亩，有二百多个行当，邸店林立，商品琳琅满目的热闹景象。唐时，西市是西域胡商入长安的必经之地，也是胡商的主要经商之地，大量中外商贾聚居于此，胡商胡人胡店很多，“胡风”“胡俗”盛行，长安国际化的特征愈发显著。

之后的漫长历史中，丝绸之路不复往日辉煌，在中断和重启之间往复，直至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后的彻底中断。唐代以后，中原大乱，几十年间政权更迭频繁。至宋朝，疆域范围相较于唐急剧缩小，边疆少数民族横亘在北方，北部时有辽金的骚扰，西面又有西夏国阻挡，无力经营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不再畅通。随着南北宋的交替，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造船的兴盛也助力了海运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愈发沉寂。元朝时期，随着蒙古大军的征战，强盛的军事实力维护了丝路的平静，恢复了欧亚之间的联系。明末李自成起义，西北动乱，这条商贸线路又一度中断。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先后发兵西北平息动乱，设立西域总督府，为往来商队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丝路贸易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不同于前代的国际贸易，此时的丝路经济更多的属于边境贸易的范畴。进入十九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大框架下，经济贸易被迫纳入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传统的丝绸之路商贸活动至此彻底衰落。顺着时间线，我们几乎可以将丝绸之路的兴衰看作古代中国兴盛与否的检测物，或是看作古中国与域外各国关系的晴雨表。丝绸之路的意义远不止一条贸易通道，中国广大西部的发展在适当的时机总会与这条道路命运相连。

内陆“旱码头”

西安从来不止是陕西的西安，它的背后是广大的西北五省。从地理区位的范畴来讲，中国西部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概念，就目前的行政区域划分来说，包括有12个省市及自治区，西南五省份和西北五省份，再加上内蒙古和广西，总面积约68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71%。其中的西安，从来都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世纪之交，加快中西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2000年，国家成立西部开发办公室，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着手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过大的现实问题。一盘国家层面的大棋，拉开了布局谋篇的大幕，国家棋局正式亮相。

一般提及西部大开发，我们会想到三项国家级也是史诗级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以及青藏铁路。这些大型基建活动，再往上追溯，不仅是平衡改革开放后东西发展不均衡的铁腕举措，甚至可以从改革开放初期讲起。改革开放初期，政策上的大局是以东南沿海为中心，先发展东部，积聚力量后再发展中西部。作为领头羊的东南沿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突飞猛进，如火如荼的改革在经济热土上轮番上演。而彼时的西部，一直在沉寂，好似休憩的盘龙，在等待着属于它腾飞的时机。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福祸相依，否极泰来。西部的崛起似乎需要一个极好的契机。

1997年7月从泰国发端，随后蔓延至亚洲各国，进而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在后世被称为“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性金融灾难里，亚洲各国各地区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只是，即使中国经济并未处在金融风暴的暴风眼，也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成为当时国际市场上极为亮眼的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危机还是影响了中国经济一段时期的发展。中国在1995年递上的加入WTO的请求，也因这场金融危机加速了进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外贸和出口为重点，东部需要有一个强大且稳定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中心，中西部成为重点考虑方向，尤其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

1999年6月的中央文件早已为西部大开发定好了三条骨架和几件大事：陕西的关中经济带、四川重庆的成渝经济区、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在2001年正式开始搭建。不仅为化解缓和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次生灾害，更是为国内经济找到新的萌发点。从文件的排名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中，西安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城市和龙头城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骨架，更是对接欧亚大陆桥的重心。如何率先发挥西北中心城市的作用，如何起到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作用，成为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龙头，带动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摆在陕西省和西安市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战略发展问题。为此，西安市积极提出“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的发展理念。细读这个理念，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特别将“国际化”放到西安发展战略方向的首位。若熟悉西安，也会发现这座城市的所有历史都在向我们昭示，“国际化”从来就是它的特点。

西部大开发从2000年正式启动，到十年后，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已先后批复实施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西部大开发五年计划。从时间上，已经来到了2015年。旧颜换新貌的西部地区，逐渐缩小了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但是仍有许多问题和短板暴露了出来，亟待解决。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梯队，西安应该是战略推进的桥头堡，可重庆和成都的发展却远超西安，如何确立新时期西部开发的战略核心，寻找未来新的发力点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