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

周三社区来人要母亲和父亲的结婚证，说要重新进行登记。母亲说户口本上的名字都登记在一起，还要结婚证干嘛。她又想了想说，我和你父亲的结婚证夹在那本小说《射雕英雄传》的书中。

我记得那本书皮破了，她用牛皮纸重新把书皮包了一遍。那本书放在老屋大炕的那间柜子里。

我从县城开车出发已是下午3点，走到半道上大雨滂沱，雨刷器在车窗外拼命地抵挡着瓢泼的大雨。车窗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二三℃。隔着车窗的玻璃，寒气一股股涌了进来。

拐上一座山，雨突然停了。车窗外滚滚的雾气，一团一团纠缠在一起不愿散去。我开了暖气，终将车窗上的雾气化开一个小洞。

昏黄的车灯在大雾里一闪一闪像天际里梦幻的星。车里的暖气暖暖的，晕染着不知从何而起的孤独与伤感。

想来是二十年以前，也是在这样的浓雾里，我坐在父亲的车上，与父亲在浓雾里向家的方向赶去。

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看着身旁的父亲垂下眼帘，一双修长有力的手熟练地打着方向盘。他有时也会用力推一下身边圆头的挡杆。那时他的手掌骨一节节均匀地立起来，白皙且骨节分明。

在我最初的审美里，男生的手那样子是最好看的。

这种逻辑潜藏在我心里好多年。

好多年后，当我懵懵懂懂开始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开始吸引我的居然是像父亲那样的一双手。他手掌均匀，十指修长且骨节分明，在午后的阳光里握着钢笔，在白色的纸上安静地留下一行行俊美的字迹。我已经忘了他年少的容颜。可我总深深地记得那双手。

那时候的父亲身材也没有如今的臃肿邋遢。他身材略显瘦高，总穿一件白色的衬衣，上面套一件军绿色的军用马甲。那马甲的里层顺腰的地方是一顺溜分割成均匀的口袋。在马甲最边上的兜里父亲总插着一把做工精致的军用刀。有时候他也将它插在马丁靴的鞋筒里。其他五六格的口袋里装满了一沓沓钞票。

父亲大卡车的后排座上总会装着好酒、方便面、汽水，还有我最爱吃的牛肉罐头。或许这也是我那时最爱黏着父亲的原因。

那时候山路还没有铺沥青。我们的车子走过就会扬起黄色的灰尘。一路走过就会制造一阵小型的沙尘暴。沙尘暴的后面总会看见追赶车尾的孩子，看着车子走远，他们就会愉快地打着口哨。

有细小的灰尘顺着车窗缝隙钻进我们车子。父亲总会拿了白色的抹布在颠簸中将车窗和座位上飘进车里的尘土擦干净。也会转过头来将我刘海上、脸上的黄土用裤兜里的手帕轻轻地擦掉。

中途有水的地方他会停下来，将那条擦车的白色抹布放着洗衣粉洗了又洗，用力拧干。然后用洗脸盆往车身上泼水，摩擦发焦的车轮胎会发出“嗤嗤”的散热声，腾起一层层水汽。

父亲也会用铁皮长嘴的水壶给车的水箱注满水，继而用毛巾拍掉他身上的尘土，擦干净我红色小皮靴上的土。那时候的父亲是那样一个干净、温柔的男子。

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也是同样的路上，同样的雾气里，我心生愉悦。我明白在浓雾里我所要奔赴的地方有着温暖的灯光，灯光下我的母亲正坐在燃着柏香的屋内，安静地看书。而西厢房的炕头下，生铁的火炉上铜制的茶壶里“咕嘟咕嘟”熬煮着的是爷爷精心配制的茶水。茶的香气透过纸糊的花窗一直飘进十月湿寒的空气里。

爷爷总不时擦拭一下花窗上唯一一块镶嵌玻璃的地方，他正透过窗户密切地关注着院子里的动向。他在心里期盼着他长得像高原上狍鹿一样轻灵的孙女，雀跃着奔进老屋的院子，在鹅卵石铺就的院子里大声喊寻着他。

这样的时候，他总有些恍惚。他有时会觉得那鹅卵石上正在蹦跳的是他童年记忆里最小的妹妹，一样是一头倔强微卷的黑发，跳起来的时候在寒风里特别容易披散。有时他也会把孙女看成自己小女儿小时候的样子，想起她曾经学步的时候歪歪扭扭在院子里走过，喜欢边走边呼喊着他。

他觉得他最小的妹妹仿佛还没有变成一个满脸褶皱的老妇人，而他娇小的女儿也还没有出嫁。她们都还在曾经养育过她们的这所老房子里快乐地成长。

奶奶总说，我出嫁的时候一定要把爷爷当成嫁妆陪嫁过去，这样就两相欢喜了。爷爷不用每天扯长了脖子像个秃鹫一样天天透过窗口张望，而我也不用像个山雀一样在他不见的时候，叽叽喳喳四下打听他的下落。

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时光仿佛真的已经过去了很久远。那个曾经像山雀一样内心轻盈的我，而今像一个孤独的幽灵瑟缩在喧闹的小县城，每天重复着自己所不喜的生活。

我也在想如果世上真的有灵魂，变成堂屋供案上的爷爷，他该多孤独。他孤零零飘荡在陌生的房屋里，他孤零零地站在幽暗处，盼不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这样想着，车子已经开下了山腰。

到达镇上的时候雨停了，天空还是一样的灰暗。

我将车停在老屋门口，下车裹了裹身上宽大的毛呢大衣。

老房子的大门早已换了样子，高大的红色铁皮大门。高高的青砖垒砌的外墙。这和街面上其他人家的大门外围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从兜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找了半天才找出老房的钥匙。

“哐嘡”一声。生锈了的大锁落在铁皮门上发出一声巨响。

风吹过，冷气逼得我直打哆嗦。

推门进去，砖墙木梁的屋子低矮矮、空荡荡伫立在十月的寒风里。

秋风卷着满地的梨树叶在水泥铺就的院子里翻腾。梨树下父亲用水泥砌成的水泥桌上，腐烂了的果子，东倒西歪铺了一桌。

梨树又长高了一些，树枝已经快要顶到屋檐上了，在阴暗的暮色下显得有些诡异。

我一个人怔在院里好一会儿，心里涌上一阵阵的落寞。这就是我梦里梦到过很多次的地方。梦里我总是推开一扇扇的门，一扇扇的门后都是无力的陌生。终于有那么一下，我鬼使神差地推开了老屋厚重的雕花木门。在梦里，我看到幽暗的光线里，爷爷和奶奶坐在靠花窗的火炕上。他们慈爱地笑着，轻轻呼唤着我的乳名。那一刻，久违的温馨与满满的归宿感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那是我记忆里的老屋，它安静方正地矗立在如今的这个院落里。那时老屋还没被拆掉，现在的砖墙木梁的房子也还没有建起来，那时院里也还没有梨树，只有满院子的月季在夜风里将婆娑的树影投在花格的窗户上。

雨气越来越重，我在院子里用双臂将自己抱了抱。

我不愿意走进屋内，我还想在熟悉的空气里寻找一下老屋的气息。

记忆里的老屋简朴而宁静。坐北朝南的上屋廊檐出檐很深，以至于阳光总是将斑驳的影子洒在雕花的花格窗上，所以上屋总是处在一片昏暗的光色里。

屋檐下用土和着鹅卵石垒砌的花园里，月季长得又高又粗。枝上坚硬的刺曾经很多次将我的手指刺破。

感知痛是生命独有的特质，是活着的讯息。童年里很多次我将手指轻轻按压在那些坚硬的小刺上，一点点试探着往里推，一直到手指冒出细小的血珠来。有一段时间我居然迷恋上这小小的刺痛。

有时候我也会想，那些月季在高原阴寒的气流中会不会冷，它的枝丫在冰雹击打的瞬间会不会很疼。我想是会的吧，至少曾经它在我出生的那一年疼过。

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早上，窗外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中纷纷扬扬飘落。

腊月的寒冬里，西北风裹着雪气一直从纸糊的花窗里逼了进来。

屋里，被外婆烧得滚烫的大炕上，年轻的母亲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窗外的花园里，父亲用镢头用力挖着冻得僵硬的土壤。大雪里父亲的额头上也渗出一粒粒的汗珠。

按着祖辈的传统，每个孩子出生后要将胎盘埋到自家老屋的院中。据说只有这样，这个孩子出生后才不会惊魂不定地哭泣；只有这样，这个孩子无论走多远也会记得自己的家，会长命百岁地安活在这个世上。

后来我总在想，老屋院里的这片土壤中埋着多少个孕育了生命的胎盘。那些胎盘重重叠叠埋在土壤里，以至于后来我做梦，总能梦见充满岁月包浆的老屋，老屋里暗沉的家具，梦见老屋空气里的灰尘，梦见花园里种植着一个挨一个的胎盘，胎盘上的脐带竖起来像坚韧的野草在天空下生长。

母亲说那天早上她吸吮进鼻腔的都是冰凉的雪气，头顶暖炉上茶水的湿气与她的汗液纠缠在一起，她觉得既湿热又冰冷。我想母亲一定是冷的。很多年后当我置身于暖气四溢的产房里待产的时候，我还是浑身发冷，抑制不了地颤抖。是疼痛，是疼痛所带来的惶恐，是对身体所要撕裂的害怕，是对生命无法把控的惊慌。

父亲拼命地往下挖。他的镢头挖到了月季花的根旁。

月季花的根被镢头铲去了一些皮，绿黄的根部暴露在大雪里。

父亲握镢头的手被打磨出了血泡，父亲还在往下挖，他想将包裹我的胎盘埋得更深再深。

屋内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母亲咬着牙，眼角泛出了一滴滴泪水。后来母亲告诉我，她说她在生我的时候没有喊一声痛。她说她用牙齿把下面的嘴唇都咬破了，但是她没有喊一声。她说在很痛的时候呐喊会费去很多力气，而且会让自己面目变得狰狞，其实，最深的疼都在心里，在身体的每一个神经里。

外婆用灯盏上烧过的剪刀为我剪断了脐带，将热腾腾带着些许血腥的胎盘放到了父亲挖好的坑里。

大雪里，月季冰冷的树根在那一刻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温热，安抚了它疼痛的伤口。 热气未散的胎盘就被父亲就着大雪一起埋在了老屋的月季花根部，那埋下去的都是对生命最初的接纳与重视。

我想可能在我歪歪扭扭学走路的时候，那胎盘或许早已经腐烂、溶化，继而和月季的根部紧紧地相溶在一起，那溶在一起的还有我与祖先的气脉相通。

第二年月季长出嫩绿的芽，随着风一天天地长高。从四月一直开到九月。树下的玫瑰也长得出奇的娇艳。我“咯咯”地笑着，手里攥着父亲为我摘下的月季花，父亲只给了我花朵，将花叶和枝干都摘去了，他怕月季坚硬的刺会划伤我稚嫩的手指。

我想，这些最初对这个世间的触摸，堆积成了我心里的底色。所以之后无论生活如何艰难，我都有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的勇气支撑着我战胜一切。

院里的空气越来越冷，我再次裹裹大衣。我在水泥铺就的院落里寻找埋胎盘的位置。我在寻找着月季花曾经开过的地方。

久无管理的院落。水泥铺就的院落裂开了一条条缝隙，地面上一块块风化成鱼鳞样的水泥块，像高原上晒伤后干裂成树皮样的皮肤，轻轻一撕就会掉下皮来。我走上去，那些裂开的水泥块都碎了，像某种幻象。

我凭着最初的记忆找过去。我站上去，记忆清澈透明。隔着时光，我仿佛看到三岁的我趴在花园的土墙上等着父亲从后背将我拎起。我仿佛看到年轻的母亲坐在廊檐下的木桌旁，一手端着茶杯，一手拿着她最爱看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我仿佛听到父亲穿着厚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的“咚咚”声。

我抬起头朝天空望了望，将手插进兜里。摸一摸兜里的电话，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给父亲打个电话。

距离上次给父亲打电话已经是一年前了。

我在电话里询问父亲要不要回家过年。

电话那头父亲半天没有声响，嘈杂的人声里，他哑着嗓子说让我问母亲，如果母亲愿意，他是愿意回来的。

仿佛有什么压在胸口，沉沉的有些痛。

我在湿寒的雨雾里努力回想父亲的面容，突然觉得父亲的面容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模糊不清，重重叠叠，支离破碎。让我拼凑一下，哪个是他。是大雪里因我的出生一脸庆幸的他。是卡车旁一脸慈爱为我擦拭鞋子的他。是大雾里目光坚定的他。是一脸倦容、眼神呆滞的他，还是腆着肚子满嘴酒气眼神迷醉的他。我拼凑不起来，好像在时光的某个点上，他被活生生地分裂成两个人。

我在想，这个点在哪里？

细想起来，好像是从父亲决定拆老屋开始的。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说要盖一座全村最好的房子。

拆老屋的那天，村里的青壮年都来了。他们边拆边感触老屋建造坚固。

他们说太祖爷留给我们的老屋不但建造所选的木料精致，榫卯结合得精密，而且房梁和门窗的雕花更是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