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并且记下的

吕  骥

三十七年前的事了。那天，我听说七十六岁的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来长沙了。他是来参加一九八五年的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我想采访他，打电话联系，他说日程安排满了，只能在七月六日的中午两点钟左右跟我聊上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就半个钟头，采访就这样开门见山。

“现在的轻音乐演唱会上，‘一般化’的‘流行调’比较多，您认为如何？”

“我看不值得称赞。艺术作品至少要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了特点，不就是‘通用粮票’了么？音乐也应该是这样。现在有些人搞音乐，本末倒置，他们不重视音乐本身，只追求音乐以外的五光十色的灯光，辉煌阔绰的布景，奇形怪状的服装，有人还穿那种紧、透、露的服装，加上过分夸张的动作。如果把这些东西丢掉，让他们唱一首怎么样？真正有特色的音乐，是不靠这些东西的。比如原来的广东民间音乐不是很朴素么？我还记得湘西吉首的‘打家伙’（即打溜子），就靠那么几样打击乐器表现生活形象，很有点描写音乐的味道。如《八哥洗澡》就非常生动。”

“目前健康优美而具有民族特点的轻音乐作品不多，除了您在七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第七版上的文章所说‘还没有获得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外，还有一些什么原因？”

“原因很多。主要是重视不够，引导不够。有些人不但不注意发掘我们民族的音乐宝藏，而且说什么要把当今世界上各种青年生活方式介绍进来。他们就不愿意分析一下，外国各种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方式。我曾看过一个叫‘威猛乐团’的演出，那种乐团所表现的生活方式，果真是西方进步青年的生活方式么？难道不是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么？港台有一种所谓‘时代曲’，又叫流行曲，它们所反映的是我们人民的时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几个发精神病式的人声嘶力竭地喊唱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听那种扭捏作态的病态的呻吟式的歌唱呢？”

“您所指的是哪一类音乐？”

“港台酒吧间那种歌曲音乐。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一类。长沙怎么样？”

“确实，来长沙演出的轻音乐团，演唱的也大都是这一类。乐团名称不同，节目却是一套。”

“他们就不想想，就是西方，也不是只有一种轻音乐，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迪斯科音乐。人们的喜好是多种多样的。”

“目前有一些青年音乐家羞于投身到民族音乐事业中去，认为它陈旧。”

“音乐不管陈也好，新也好，主要看它所表现的精神，所起的作用本身是否有价值。比如国画的技法，你说它陈旧？屈原的诗，李白的诗，你说它陈旧？《红楼梦》也看了一两百年了，现在外国还在翻译。日本、欧洲、美洲、澳洲都有人到北京、上海学古琴，学二胡，学琵琶，你说它陈旧，外国人却要学，他们说中国音乐很深，很丰富。我说，中国音乐一点也不陈旧。问题是有些人有成见。在他们眼里，外国人现代的东西就是好的。他们不要贝多芬，不要巴赫，只要一点刺激性，这很难说不是一种精神空虚的表现。”

“关于轻音乐，还有人认为，重要的不是民族化的问题，而是创作、演唱、乐器抓紧现代化的问题。”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创作的真正是新的，就行。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情趣，健康优美，就行。关键是这个‘现代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不有利？比如创作，清一色的爱情歌曲行吗？年轻人也不是整天讲爱情。除了爱情，还要讲理想、道德、前途、进步、修养、纪律。他们不是到了娱乐时，就只讲爱情，别的什么都不要了。至于乐器，你也不能说古代的都不好。比如七弦琴，殷商时代就有了，你现在弹一弹，听一听，也是很优美的——如果你不用听迪斯科的耳朵去听。当然，音乐创作，应该根据生活、人民和时代的需要。民族的现实生活音调，是音乐风格的核心。不管你是西洋式的，中国式的，能表现人民生活情绪就行。比如《抗大校歌》，我就是根据当时红军抗日的英勇精神谱的曲，它主要表现一种雄壮豪迈的战斗气概。不然，你就只能创作一些无根之音，更谈不上什么音乐风格。”

最后，吕骥还谈到音乐要纯朴，纯朴才有力，才能打动人。比如黑人歌曲《老人河》，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们的河北民歌《小白菜》，他说着情不自禁地哼给我听，“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两岁呀，没了娘呀……”正唱着，省音协的同志敲门而入，我也就只好告辞了。

刘元印

翻开陈旧的采访本，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号，去湖南省展览馆观看了刘元印树根卵石造型艺术展。本想找刘元印谈谈后，再写一篇观后感的，但他忙得很，没约好时间。事后，再一想，不谈也可吧。观后感就是观后感，不是谈后感。

我不知道刘元印艺术创作的经历，不知他是从东方开始逐渐西方再从西方回到东方，还是从西方开始又回到东方，或者处于两者之间左顾右盼踌躇不定？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无论从主题看，还是从表现形式看，他的造型艺术都是中西结合式的。不然，他就不会有《掷铁饼者》和《思想者》，就不会有《后羿射日》和《不肯过江东》等作品了。而他用铝壶嘴和喷雾器把手拼成的鹅，则更像西方达达派“现成品”艺术家，通过“选择”，把工业品提到了艺术的高度。在这里，观察就是一切，发现就是一切。选择是否高明，成了评价树根卵石造型艺术的标准。而选择的重要性又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在于它的标题。有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标题，就能使人们从新的角度去看那些奇形怪状的树根卵石，从而使得它们本身所具有的实质意义在那丧失殆尽的同时却又获得了新的内涵。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可以说，树根卵石的造型艺术就是一种标题艺术。

刘元印作品的标题大都是写实性的。如《老师：您好》《非洲风情》《黛玉葬花》。这些写实性的标题确定了作品的具体含义，使作品从面的扩张、线的延伸、球的圆满走向历史和现实的形象。这样一来，虽形象了，却也限制了作品的多元性的象征意味。处于似与不似之间是树根卵石造型的特点，这样的作品若加上一个写实性的标题，多多少少是要冒那么一点风险的：像不像？可是，你若根据标题，尤其是写实性的标题，用“商量”余地不多的树根或者卵石来造型，又很难塑造出极其逼真的形象来，搞不好反倒会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我这是不是杞人忧天？

树根卵石造型艺术，似乎应该多从稚拙自然而然地引向万象，从至简引向无穷，而要取得这种效果，就要设法使那形象进一步地得到简化，使那标题进一步地走向虚化，简到那个恰到好处，虚到那个恰到好处。因此，我的感觉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刘元印艺术力量的，恐怕还是他那些以动物，尤其是以马为主题的造型作品。虽然，有时他也把马的主题同一些人们熟悉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结合起来，给予一个很实的标题，但正因为人们熟悉，也就能调动联想，运用知识，进行补充，这样也就使作品从精神到形式都是一种野趣的融合，尤其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且潜藏着抽象的意味。这样，你看那些马，不论你看多久，都会始终保持着对实物的距离感，直到你离开了展览馆，那些天然散乱的根须所构成的飘逸马鬃，仍会在你眼前飘拂。于是，这样的形象里面，也就蕴含了更多的诗情以及更多的细微感受。

翻看当年的所记所录，想想时间一眨眼近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中西艺术的融合也早已是另番风景，真的可谓“换了人间”。

流沙河

听着闵惠芬拉的《春吟》，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里不禁这样感叹：

日子过得好快呀

树叶又在凋落了

我喜欢冬天

又害怕冬天

这就像我喜欢什么

同时又在避开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在看见他物的同时

我的眼睛还看见什么

我在看见自己的同时

我的眼睛又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真的很多。想见什么，那就更多。比如流沙河先生，逝去已近一年了。一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想起离开《书屋》的时候，那是二○○一年，流沙河先生送我一对联：“读书归小屋，玩月弄扁舟。”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只能够“归小屋”，也只能够“弄扁舟”的。

那么，好吧，“归小屋”就“归小屋”吧，“弄扁舟”就“弄扁舟”吧。当时，我对我自己，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会再活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或者更多一些年

那么，我在这些年里

也许还会有点能力

再做一点有味的事情

不然，就只能满足现状

看着日历随风翻过

麻木不仁地耗费时光

为自己而感到心伤

谁又愿为自己心伤？即使只能“归小屋”，我也不愿的，何况还可“弄扁舟”呢？于是，我就写了《刀俎》，接着又是《性比天高》《无法安宁》《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等等，等等。当然，还做了一些别的，使自己能活得真实，使自己能活得充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样的境况吧。

那么，流沙河先生呢？当然还是那一只蟋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还是那一只蟋蟀，还是那样满怀理想，“钢翅响拍着金风”，在《豳风》的《七月》里唱，在《唐风》的《蟋蟀》里唱，在《古诗十九首》里唱，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在姜夔的词里唱，在深山的驿道边唱，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在旅馆的天井中唱，在战场的野草间唱，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在你的窗外唱，在我的窗外唱，在你的记忆里唱，在我的记忆里唱。理想使他微笑地观察生活，理想使他倔强地反抗命运，理想使他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他头白仍然天真。理想使他的理想抽芽，榆杨一片浓阴。理想使他的理想开花，桃李结出甜果。理想让他骑上理想之马，挥鞭起程，永在路上。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尤凤伟

尤凤伟是个日常的人，这是我对他的印象。

读过他的小说《石门夜话》，两个字：佩服。

一九九五年，我曾选编过一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书系》，里面就收有他的小说。

与他见过一次面，那是二○○六年，在青岛，参加一次座谈会，谈的是一本新出的书《藏獒：在都市中嚎叫》。这书是湖南出版集团“兄弟文化”出版的，是一本网络文学争鸣的合集，网友们所讨论的是杨志军创作的那本《藏獒》与城市文化的某些关系。

尤凤伟说这本书：“形式上有趣，另类，在全国少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出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尤凤伟还认为，现在很多正式的文学批评座谈会存在一个弊端，批评不能深入，附加的东西太多。他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上海的文学批评会，他当时就不客气地说，文学批评不改变的话很难有提高。社会演变让人群的分化越来越大，有发言权的人大多在上层，与底层社会越来越隔阂。作家拉赞助为自己造势也是批评界心知肚明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网络平台有不足不够的地方，但它的优势也是无可比拟的，那就是大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网友大部分是普通人，他们对生活对社会非常清楚，大家互不相识，没有朋友关系的忌讳，这种批评的价值在于真实。他还开玩笑，说“这本书是个开头，接下来我想很多出版社会群起效仿，也许那个时候很多专业批评家就没有工作了”。

我还记得有个学生，约摸十四五岁的样子，向嘉宾提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流行的“韩剧”。尤凤伟说他喜欢看，现在他就在看韩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一天晚上看三集，看到十二点。尤凤伟认为有些韩剧对生活的表现非常细腻，家长里短的那些事与中国也没有两样。与中国的电视剧相对比，尤凤伟觉得《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类韩剧表现生活更加真实。他说：“我们的《空镜子》里有个老太太，她的表演非常放松。《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里也有个老太太，而她却是真正的放松，没有表演的痕迹，完全就是一个家里的老太太。”

尤凤伟说得好。他说出了我们的诸多感受。

陈云章

三贵街是长沙一条狭窄的小街，至少现在是这样。

陈云章，字思默，乃一新交老友也，似一都市老狐也，钟叔河先生热情介绍的。

为何称老狐？一是其年龄：生于一九一一年。二是其衔头：湖南文史馆名誉馆长也。三是其经历：曾为湖南和平起义做出极为重要的贡献。人生故事颇为传奇，现在依旧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