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音乐之岛：马达加斯加

菲亚纳兰楚阿：学养之地

1997年1月的第四周，一股强劲的北印度洋热带飓风在马达加斯加的中东部海岸登陆，紧随其后的是强降雨、时速150英里的大风和巨大的海啸。在茂密的热带丛林和绵延起伏的红色稀树草原之间，近5000英尺高的悬崖峭壁从海面突兀而起。八十英里之外的内陆坐落着马达加斯加的第三大城市——菲亚纳兰楚阿（ Fianarantsoa ）——学养之地。飓风的尾巴毁坏了菲亚纳兰楚阿所有的水电设施，通往海岸的道路被封锁，通讯设备被迫暂停。几天后，我从北方驱车来到一个叫商务英语中心的地方，用钢琴伴奏着老式拉格泰姆音乐，讲授美国诗歌。我们的文化使者小旅行团包括英俊迷人、会说三种语言的兰托·哈里韦罗尼阿娜（在首都塔那那利佛为美国情报局工作），司机加布里埃尔（不会说英语，却能用英语搞怪）以及我和玛茜。我们住进了小镇北边的索阿菲亚酒店。这家酒店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坐落在距离非洲南海岸250英里的西印度洋岛屿的中央，其格局像闹哄哄的的中国寺庙——带有卧室、月牙门、曲里拐弯让人容易迷路的走廊（要上上下下）、雕龙和繁体的“囍”字。前往大厅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法国糕点店，从店里飘出羊角面包、巧克力和浓咖啡的香味。

电力刚恢复不久，还不稳定。电话不能用，水管里已经有两三天都没有进水了。酒店给我们提供了一壶水，以便让空马桶保持畅通，直到其能恢复正常使用（天知道还要等多久）。前台服务员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有着马达加斯加人特有的古铜色皮肤和高高的颧骨、长而直的黑发和一对美丽的双眼皮大眼睛。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家酒店。这里有一家提供马达加斯加炖猪肉的中餐馆，紧挨着一家法国面包店。如果你在暴风雪肆虐的一月份从明尼苏达州一路赶来，那就是到了一个让你不会想家的地方。从酒店房间的阳台可以俯视到一个风景别致的池塘，半英亩的三角梅、玫瑰夹杂着叫不上名字的鲜花。我们脚下的远处是菲亚纳兰楚阿中世纪建筑的尖屋顶。水龙头打呃似的发出一声沙哑的干咳，无法冲洗文化行者身上一路上的红尘。台灯忽明忽暗，不过没有关系。这里的太阳在层云密布的天空强烈地照射着，几乎横跨南回归线。此时正是南半球的盛夏雨季。

在一千四百万马达加斯加公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享受到在索阿菲亚酒店过夜的乐趣——酒店是城里最好的，但也确实昂贵。我记得那天晚上的开销大约是十万马达加斯加法郎（约合二十美元）。也可能没那么多——因为自从我几周前到这里以来，法郎已经贬值了一次。

据可信的官方统计，马达加斯加要么在地球上最穷的十个国家中排第四，要么位于人均收入的最底层——每年人均大约200美元或300美元（稍有偏差）。实乃穷国，务须天才者去发现。普通民众手里随时攥着的一大把钞票不值几个钱（当年我离开时，五千多马达加斯加法郎才合一美元，现在可能更糟），但却是很漂亮、非常合乎情理的现金。纸币的颜色有淡绿色、淡紫色、淡粉色、黄褐色、蓝绿色，上面印有诗人、音乐家、运动员、睿智老人和美少女的头像——这些人中没有独裁者、将军或中央银行行长。背面有著名的山脉、驼峰牛和牧人以及独木舟（当地美丽的渔船）、狐猴、热带鸟类、蝴蝶、乌龟、雕刻竹管琴的人。我的最爱是蓝色的1000法郎纸币，上面印着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的头像。“你知道这是谁吗？”在听完一场出色的音乐会后，乐队里的竹管琴乐手问我。我表示不知晓。“他是我们长笛演奏家的祖父，马达加斯加最著名的长笛演奏家，一位了不起的大师。”这让我想起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德鲁·杰克逊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不禁感慨万千。一千马达加斯加法郎合二十美分——亦或更少——难道这不是送给那些搞音乐的朋友们的最好纪念品吗？无论马达加斯加硬通货的价值如何，这张钞票的真实价值是巨大的，它揭示了马达加斯加人的灵魂。

美国人造访穷人——通常是在温暖的地方度假，海岸、阳光、沙滩——必须打消两个无用的念头：首先，这些穷人们为什么不行动呢？组织起来，努力工作，剔除懒汉，加入自由市场；其次，我们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呢？诚然，外国援助，一两个救助项目，美国和平队，国际开发署，贷款以及债务减免会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疯狂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虔诚的行善之间摇摆，脑之所思每时每刻都在来回跳跃。这两个念头不切实际。我们错在犯了清教徒的根本错误：将金钱等同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如同陷在过分富裕的流沙之中的古岛）误以为贫穷是一种不正常的人类状态。贫穷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地球上司空见惯，在人类近六千年的觉醒历史上亦然。贫穷对我们这些一分为二的可怜动物来说就是常态。

游客不经意间会看到许多马达加斯加人光着脚——他们的烂衣衫，泥巴房，卖威士忌酒瓶、旧电池和废钉子的老妇人，乞讨的孩子，麻风病人，露天下水道，泥水里骨瘦嶙峋、无精打采的狗，街头垃圾中为孩子搜寻食物的妇女——瞧，这和他在墨西哥、中国、尼日利亚、新泽西和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看到的一样，是贫困的浮雕、凝固的图像和老生常谈。他想象不到，这些人也许有比他更高尚和更生动的文化、历史、灵魂、诗词和歌曲。他看不到自己祖先的面庞，也看不到自己的祖先曾同样贫穷。他没有看到，虽然人类在贫穷的艺术上往往是天才，但在金钱的力量下——至少是过多的金钱——通常会变得越来越愚蠢和残忍。明智的读者啊！请不要误解我。我并非要把贫穷浪漫化。贫穷并不高贵，它最终会导致杀戮。尽管贫穷可能是由于一些人的贪婪而造成的（这当被禁止宣传），但对那些遭受贫穷的人来说，贫穷更像是一种机遇和轮回。有钱没钱，人在魂在。亡灵是否有魂，这不关散文家的事，乃神学家的事。

菲亚纳兰楚阿没水没电，打不成电话，上不了卫生间，公路封锁，没有火车，这还是个学养之地吗？正如中国人在这种情形下所言的“没关系”，有或没有区别不大。我们去了商务英语中心讲“美国文化”，诗歌和音乐仍被包裹在这几天旅途上未洗的污垢和汗味中。大厅里挤满了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穿着考究：西装、领带、连衣裙、长筒袜，即使在闷热的天气里也是如此。我们搬进来一架从塔纳买来的雅马哈电子琴，这是我对马达加斯加乡村地区没有钢琴的一种妥协。插上电源，一切就绪。我见到了我的介绍人，一个马达加斯加华人，也是该国最成功的葡萄酒商。“你还会说中文吗？”我问。“当然会！”他说，“但只能说广东话。”“英语是你的第四语言？”“是第五语言，在社会主义的那些日子，我在古巴为菲德尔工作了三年，西班牙语很流利。现在为了酒生意我必须学英语。” 他的英语很好，几乎没有口音。他热情地将我介绍给人们。我开讲了。人们认真听着，好像都能轻松地听懂我的英语。有人在塔纳告诫我，有时候“在路上”，英语可能是更佳的善意表达技能。但在这种场合下，钢琴是我的王牌。不论说什么语言，大家都听得懂斯科特·乔普林和杰里·罗尔·莫顿。我读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沃尔特·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卡尔·桑德伯格、罗伯特·布莱和路易斯·辛普森的诗，这都是我同时代的诗人，也读了几首我的诗。其中穿插着一些美国生活轶事和对语言的评论。

下午，我开车去了安巴拉沃，那是菲亚纳以南20英里的一个小镇。路上穿过一座高山的关口，其景致堪与地球上最绚丽的风光媲美。翠绿悠长的山谷和梯田、红色的山丘和悬崖，点缀每一处高地的都是马达加斯加先祖们漂亮的石墓。山口的巨石上布满了为总统候选人绘制的政治标语。马达加斯加在圣诞节前刚刚举行了一场活跃的选举，但还没有总统。在塔纳省被武装人员保护的内阁办公室里，一直在对选票进行无休止的重新计票，每次重计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1975年到1991年，拉齐拉卡 （Didier Ratsiraka） 带来了社会主义，并彻底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当时，拉齐拉卡正试图从阿尔伯特·扎菲手里夺回领导权。阿尔伯特·扎菲是一名教授，他在7年的时间里让经济进一步滑向混乱。我在塔纳报纸上最后一次读到有关重新计票的标题是：“拉齐拉卡 57%，扎菲53%。人们要求重新计票”。当地搞怪的人喜欢这样的游戏。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这个国家似乎更好，我怀疑大多数国家（包括这个国家）的确如此。要是能把军队也赶走的话就更好了。在美丽的乡村和荒谬的政治感动下，我写了一首小诗。我想读者可能会喜欢，因为诗使用了我学会的几个马达加斯加语单词。

岩石总统 ——1997年1月

“安巴拉沃山口的巨石上

“都绘涂着政客的名字：

“扎菲，拉齐拉卡，拉齐拉卡，扎菲

“都等着上台，然而

“马达加斯加没有总统

“远处是淡黄绿色的稻田

“像折梯一样伸出山谷

“农民们站在脚踝深的水里

“在稻田除草

“一辆蓝色的马车

“被两头黑瘤牛拉着

“走在路上，车上装满了草

“一位老太太头顶一篮面包走过

“头上长长的棕色面包像手指

“孩子们从悬崖上跳进水里洗澡

“岩石需要总统吗？

“稻米会选领导人吗？

“水想要被领导吗？

“面包渴望法律和秩序吗？

“老国王的名字长而堂皇：

“安德里亚纳波尼梅琳娜

“然大米、水、牛和面包的名字

“短小精悍：法利、拉诺、奥姆比、莫福

“无人记得

“哪里有什么总统”

墙上的时钟失控了，但对我而言就像是到了音乐时间。我坐在了雅马哈电子琴跟前，讲起了拉格泰姆音乐，然后开始弹奏乔普林的一首曲子：《精美切分音》。突然停电了，琴也没声了，干指头敲着死键盘。接着又来电了，我刚弹了两节半的乔普林，设备就又对着我嘶嘶了，又断电了。我多讲了几句话等电来。之后，我重新开始。这次，房间的灯一直亮着，但电子琴却呜咽不出声了，听起来就像悬崖上飘过的汽车喇叭声。那就见鬼去吧！我站起来，给大家唱了一首伍迪·格思里的歌，讲了一个笑话，又读了一首诗。时间到了吗？我看了看兰托。菲亚纳老乡说，还没到呢！于是我便唱、讲，喋喋不休，还即兴来了几句诗。最后，我用仅会的八个马达加斯加语中的四个词，对观众的到来表示感谢，并祝他们晚安。观众为我鼓掌。我用一门外语和一架死钢琴讲了两个小时。到了最后一刻，雅马哈电字琴上的红灯亮了起来。于是，我就演奏了一首在书中找到的马达加斯加舞曲。我不知道节奏如何，但尽量往好发挥。观众从椅子蹦了起来，提了几个问题，我便起身准备离开。前排一对看起来很机警的夫妇走过来拍了拍我的手，用法语感谢我。我叫兰托过来，他翻译道：“他们喜欢你的演讲、唱歌，甚至喜欢你对钢琴发火。他们认为你是个熟练的演说家。”我问道：“他们的英语如何呢？”兰托说，他们一句也不会说，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就是喜欢演讲，欣赏面部表情、手势和演讲的乐感——即便是外语也无所谓。唉，我真该死。我回握了一下他们的手，然后用了我知道的四个法语词：Merci beaucoup. Bonne nuit.（感谢，晚安）

之后我们来到了帕皮永，据说这里是马达加斯加最好的餐厅，是巴黎的前哨基地，为老殖民分子提供高级美食。我们成了一位热情好客的中国葡萄酒商的座上宾。服务员是一位大约七十岁、白发、红衣、黄皮肤且极其庄重的绅士，用法语接待我们点菜。在我看来，他就像《与安德烈共进晚餐》中的老领班。点了开胃酒和菜之后，我向他们问起了那对不会英语的夫妇的情况。他们怎么能忍受两个小时呢？马达加斯加人喜欢带有诗歌、谚语和复杂修辞的长篇演讲。这种文化不讲简洁，而是重视公共演讲——文字的音乐性。所有马达加斯加人都习惯了在翻尸节①举行的各种演说。他们会把祖先的尸骨挖出来，重新包好，敬酒和赞美，绕着坟墓跳七遍舞，然后一直演说好几个小时。人如果学会了马达加斯加语，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在葬礼上都能开玩笑的演说家。“我在弹最后一曲的时候差点就做到了。”我说。他们都点了点头，说那是《阿芬德拉芬德拉奥》（马达加斯加传统舞曲）。这是拉扎芬德里安森于1879年为瓦利哈而创作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国舞。但有人说它太慢了。一位住在菲亚纳的美国人说，太像路德教了。另一个人说，节奏应当更紧凑些。现在的节奏是五七拍，不是进行曲的节拍。然而另一个人说，你看到观众的反应了吗？你如果再演奏一首合唱，他们便会翩翩起舞。在美妙的音乐面前，马达加斯加人几乎都会起舞。他又说，虽然你弹得很糟糕，但能听到一个外国人简短地演奏瓦扎哈，观众觉得很荣幸。我保证说我会练的，但快节奏的五七拍对明尼苏达人来说很难。接着酒和菜就上桌了，有马提尼酒、金巴利酒、杜邦尼酒、牡蛎和肉酱。我们当时面临一个决定，选腓里牛排、鸭式樱桃酒、炖小牛胫还是龙虾？服务员严厉地打量着我们：外国痞子，有了帕皮永，谁还需要巴黎呢？

在索阿菲亚酒店迷宫般的走廊间转错了五六圈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房间。水来了，可以冲马桶了，肥皂和毛巾到位了。我打开阳台的门，让晚风把三角梅的味道吹进了房间。我一边淋浴，一边哼着《阿芬德拉芬德拉奥》来练习五七拍，却仍不着调。我心想，地球上谁是文明的——我们还是他们？穷人还是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