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子

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大约是个初春的上午，因为家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结苞了。我去巷口的自来水站挑水，远远看见有个瘦高男人，很深地弯下腰去，跟收水筹的吴三婆婆问话。吴三婆婆坐在板凳上，见我挑着水桶走近，便朝我一指，对那人说，他就是王霈的满崽。又大声说，王霈被抓走了呵！

我不作声，随手将水筹递给吴三婆婆，兀自拧开龙头接水。待两桶水放满，挂好扁担钩准备起肩，那瘦高男人却将我轻轻拨开，说，你带路，我来。说罢，轻轻松松提起两桶水，低头看着我。我看他一眼，穿件褪了色的蓝布解放装，且闻到隐隐的有股汗酸气味。

我背起空扁担，在前头走。他在后头问我，好多岁了？我仍不吱声。他只好自语道，你大哥，应该有二十出头了。

刚进大门，正好碰见母亲在扫院子，一眼，彼此就认出来对方。

淑君！他叫母亲。

高长子？母亲叫他，这显然是叫外号。

我按雨苍信上的地址找来的，那高长子说。你们住的这地名古怪，倒脱靴。也难得找！母亲一愣，说，雨苍最近给你写了信？高长子立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说，没有没有，我是按先前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

母亲这才释然。说，你不是在南京吗？高长子淡淡一笑，说，回来大半年了。

我未曾料到此人竟然叫父亲作雨苍。父亲名霈，字雨苍，是祖父起的名字，因为八字缺水。先前只有母亲才这样叫。但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这样叫，觉得有些古怪，不好接受。

我看看母亲，她倒显得自然。

就这样，我头次见到了既姓高，个子果然也高的高长子。后来知道，他与父亲都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又是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又同在重庆盐务局供职。直至抗战胜利后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曾晤面，仅偶有书信来往。待到我认识时，他已近天命之年。

而那年的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吧。

那日，高长子跟母亲在屋里说了好久的话。我坐在院子里的阶基上翻一本破小人书。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母亲的笑声，很意外。好久没听见母亲那样大声笑过了。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曾应父亲另一位在台湾的政大老同学之约，写过一篇很短的回忆文字，其中忆及了重庆的那段生活：

“……六十年前辞去已四年多的教学工作（语文、音乐、体育、美术），带着五岁的孩子，从湘西凤凰步行到辰溪，搭往贵阳的货车，转至重庆。四月八号动身，路遇暴风雨加大冰雹，雨伞吹翻。到重庆，王霈已在盐务局工作，后调南温泉。政大十期同学又同事，常来我家聚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尤其是盐菜扣肉。又玩牌，外游花滩溪。有次到政大，正遇到蒋校长在大礼堂训话。散会后我们都跑到大路边，看蒋校长神气地走过。南温泉有一座大山流出两条溪水，一条是凉水，我家住凉水沟，一条是温水，附近人家去洗衣……”

其中提到的蒋校长，即蒋介石。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母亲并未具体提及某个同学的名字。但我想，政大十期的“同学又同事”里，高长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吧。

父亲毕业后，抗战尚未结束，不少同学都留在了重庆。高长子与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同事时，主要负责“计口授盐”的工作。我问过高长子，什么是“计口授盐”。高长子告诉我，抗战时期，四川及边缘省份食盐供应紧张，且有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政府只得按每户人口多少来分配食盐。重庆因贵为陪都，每人每月一斤二两，其他市县每人每月一斤，但凭购盐证到官盐店里购买。

我便插嘴道，还是新社会好，买盐不要证。高长子却似笑非笑地说，如今有粮证，还有粮票啊。我想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高长子又说，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计口授盐的具体谋划，以父亲与他为主。但大至调查报告，小至购盐证之设计，都由父亲执笔。这样一说，母亲也记起来一些细节。说那张购盐证是淡黄色纸印的，每户一份，每份十二联，每个月只能撕一联，当月用当月的，不过也够了。那时一家四口人（后来又生了姐姐），每个月有将近五斤盐，并吃不完。后来还攒下几斤，腌了些盐菜。高长子便趁势说，在重庆时，你做的盐菜扣肉，实在好吃！

此后，高长子便经常来倒脱靴看母亲了。开头两回是空手来，后来每次几乎都带点吃的。母亲先是推辞，但看看站在旁边瘦小的我，只好无奈收下。高长子于是松了口气，说，不要介意，反正我如今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我发现，高长子从来不提及父亲的近况，母亲亦从不过问高长子为何从南京回了长沙。两个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只有一回，高长子背了一小袋米进屋，母亲便问，如今你在长沙到底做什么事？高长子轻描淡写地回答，给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见母亲有些狐疑地打量他，高长子拍拍胸脯，说，给小工厂当小会计，小菜一碟。不相信？我跟雨苍可都是政大经济系的高才生呵。话刚出口，又赶紧捂住嘴巴。

两个人都苦笑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本来全挤在一间屋子里住，热闹得很。因父亲被隔离审查，上头的哥哥姐姐先后上山下乡，两个妹妹在读小学，我呢，因病未能上初中，从此辍学，白天家里就余下我跟母亲，反而显得有几分冷清了。所以看得出，母亲也高兴高长子来，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原本是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二十几岁时全家逃难至湘西凤凰，在县城里教小学，便身兼数职。小时候，还教我们唱过一首抗战时期的歌曲《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但终因父亲及子女的拖累，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工作机会。虽然事实上她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但非常忌讳别人提及这个敏感词。这是她抱憾终生的事情。

所以高长子与母亲聊天，基本上拣让她高兴的事情说。且以回忆在重庆的那段生活为主。我在一边也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时还插几句嘴，居然也未遭母亲呵斥。

高长子一直以自己是中央政大的学生为自豪，不过当时岂敢与外人道。在母亲面前高长子却不顾忌。他悄悄跟母亲说，他们政大十期，是政大历史上的佼佼者。投考那年，报名的有四千人，仅录取二百人，为二十取一。如果算总账，这录取的二百个人，等于每个都考了第一名（这个我始终没弄明白）。又说，有一回因公事随政大教务长陈立夫到陈公馆，立夫先生走在前面，谈起政大十期来，翘起大拇指表示了不起，他感到非常光彩。立夫先生还告诉他，十期考试的作文题目叫作《抗战中的青年》，录取的这二百个人，每个人的作文他都仔细读了，都做了点评。

母亲听得既紧张，又有些高兴。且告诉高长子，父亲的考试成绩，是排名前十的哦。

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极少有什么朋友交往，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就几粒花生米。但自从高长子来过之后，才知道年轻时候，父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上大学时，有次为庆祝双十节，班上排演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片段。因无合适女生，还居然反串女主角娜拉，高长子则扮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有天高长子与母亲扯谈，忆及此事来了兴致，忽地站起身来，拿腔拿调地背起了台词：娜拉，你真不懂事！正经跟你说，你知道在钱财上头，我有我的主张，不欠债，不借钱！

母亲哈哈大笑了。说，她也记得娜拉的一句台词，因为听父亲背过好多次。说罢故意把脸一沉，说，我们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高长子听了先是一愣，但继而也笑了。

并且高长子还大致跟我讲了《玩偶之家》的故事。大意是，女主角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因患重病无钱治疗，深爱丈夫的娜拉只好铤而走险，伪造文书借钱求医，使得丈夫起死回生。但丈夫病愈得知后，不但不予理解和感激，还痛骂娜拉造假，毁坏了他的名誉。娜拉深感失望，将婚戒退还给丈夫，决绝地离家出走了。

我的父母也曾经有过结婚戒指，不过从我懂事起便未见他们戴过。如今当然明白，父母那时早就不敢戴了。后来因为家境日渐窘迫，索性偷偷拿去卖了，估计也没值几个钱。何况，在大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婚戒不过仅具象征意义而已，远不及在西方人心里那般神圣吧。

在生活困难时期，母亲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稍微值钱的东西。如旧毛料衣物、旧手表什么的，甚至连一只铜花瓶也被砸扁，当作废铜烂铁卖了。仅留下一对景泰蓝的鸳鸯摆设，是父母的结婚纪念物，到底舍不得。不料某日竟不翼而飞，让母亲非常震怒，她凭直觉认定是大哥偷出去卖了。逼问之下，大哥果然招供。

我的大哥，从小被祖母惯坏，极不争气。且经常欺侮弟妹，没有做大哥的样子。小时候，我经常看见母亲被他气哭。一边哭一边揍他。

但有一次，高长子送母亲二十斤粮票，母亲仅稍作迟疑，却收下了。第二天便寄给了已去湖北松滋安家的大哥。

有时候高长子来，若母亲正好在做家务，他便找我下跳子棋玩。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因为平时极少有人跟我玩，只好自己跟自己对弈，母亲亦从不理会。但只要是高长子跟我下，母亲做完事必定也会参与其中，玩两盘。母亲的跳子棋下得臭，尤其喜欢悔棋。我当然不同意，甚至与她抢夺。此时，高长子便袖手作壁上观，一味地笑。偶尔也劝我两句，说，男人让让女人，没关系的。

高长子还教我学会了唱《送别》这首老歌。且不晓得母亲居然也会唱，还唱得蛮好听。如今，这首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我可能算知道得最早的吧。那时候记性好，加之词曲俱佳，两三遍就学会了。当然，是很小声地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却不知怎么原因，中间有好长一段日子，估计有一个多月吧，高长子再没有来过倒脱靴。先前每个礼拜，都会来一回两回的。我问母亲，她却有点不耐烦，说，我哪里知道？

有天早上，母亲按老习惯在扫院子。一边扫一边独自轻声地哼着《送别》。我在窗户里头听见了，觉得没唱出歌词的曲调更生出凄凉。由此觉得母亲的心情似乎不太好，却不晓得如何安慰她。

又想起父亲来，被隔离也将近一年了吧，一直未有音讯。

那时候闲在家里，我偶尔也练练毛笔字。母亲老说我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有天我兴致来了，又铺纸磨墨打算写几张。母亲在我身边经过，忽然停下，说，其实，高长子的字写得几好。在重庆南温泉，过年时，家里的春联都是他写好送来的。我便说，下次他来，让他教我。母亲却回答，那你自己跟他说。

未隔几日，好久不见的高长子竟然又出现了，还给我带了双球鞋，令我意外地高兴。母亲的态度却无异样，一如平常。看了看他，说，好像瘦了？高长子摸摸脸，说，没有吧，是胡子长了？我也看了看他，似乎瘦了些，不过不说看不出来。但胡子确乎长了。

先前，高长子来的次数虽多，但从未在我家吃过饭，母亲也从不留他。但那天，高长子主动说他肚子饿了，问母亲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一下，母亲显得有些失措，赶紧下了一碗面，放了几滴酱油，撒了葱花，还煎了个荷包蛋。在当时这可是最高待遇了。高长子连声说好吃好吃，那吸溜吸溜的声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一切恍惚又回到了先前。但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母亲与高长子之间，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觉得，高长子在母亲面前有些无话找话，母亲呢，也很少再主动谈及什么话题。倒是高长子跟我说话，反而变得多了，也显得更轻松一些。

一日，我正打算写字，刚巧高长子来了。便跟他说，妈妈说你的字写得好，写几个字看看。高长子看了看母亲，显得很高兴，说，难得你妈妈表扬！不料母亲却说，我哪里讲过？

高长子并不计较。提起笔来，却忽然问母亲，写什么好？母亲淡然回答，不随便你。高长子沉思半晌，笔仍在半空悬着，落不下去。我便催他，写呀。

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