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子
作者: 王平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
无根而固者,情也。
大约是个初春的上午,因为家中院子里的玉兰花树结苞了。我去巷口的自来水站挑水,远远看见有个瘦高男人,很深地弯下腰去,跟收水筹的吴三婆婆问话。吴三婆婆坐在板凳上,见我挑着水桶走近,便朝我一指,对那人说,他就是王霈的满崽。又大声说,王霈被抓走了呵!
我不作声,随手将水筹递给吴三婆婆,兀自拧开龙头接水。待两桶水放满,挂好扁担钩准备起肩,那瘦高男人却将我轻轻拨开,说,你带路,我来。说罢,轻轻松松提起两桶水,低头看着我。我看他一眼,穿件褪了色的蓝布解放装,且闻到隐隐的有股汗酸气味。
我背起空扁担,在前头走。他在后头问我,好多岁了?我仍不吱声。他只好自语道,你大哥,应该有二十出头了。
刚进大门,正好碰见母亲在扫院子,一眼,彼此就认出来对方。
淑君!他叫母亲。
高长子?母亲叫他,这显然是叫外号。
我按雨苍信上的地址找来的,那高长子说。你们住的这地名古怪,倒脱靴。也难得找!母亲一愣,说,雨苍最近给你写了信?高长子立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说,没有没有,我是按先前信封上的地址找来的。
母亲这才释然。说,你不是在南京吗?高长子淡淡一笑,说,回来大半年了。
我未曾料到此人竟然叫父亲作雨苍。父亲名霈,字雨苍,是祖父起的名字,因为八字缺水。先前只有母亲才这样叫。但听到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这样叫,觉得有些古怪,不好接受。
我看看母亲,她倒显得自然。
就这样,我头次见到了既姓高,个子果然也高的高长子。后来知道,他与父亲都是长沙人,抗战期间又是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又同在重庆盐务局供职。直至抗战胜利后各奔东西,从此再也不曾晤面,仅偶有书信来往。待到我认识时,他已近天命之年。
而那年的我,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吧。
那日,高长子跟母亲在屋里说了好久的话。我坐在院子里的阶基上翻一本破小人书。忽然听见屋里传来母亲的笑声,很意外。好久没听见母亲那样大声笑过了。
母亲八十六岁那年,曾应父亲另一位在台湾的政大老同学之约,写过一篇很短的回忆文字,其中忆及了重庆的那段生活:
“……六十年前辞去已四年多的教学工作(语文、音乐、体育、美术),带着五岁的孩子,从湘西凤凰步行到辰溪,搭往贵阳的货车,转至重庆。四月八号动身,路遇暴风雨加大冰雹,雨伞吹翻。到重庆,王霈已在盐务局工作,后调南温泉。政大十期同学又同事,常来我家聚餐,都喜欢吃我做的菜,尤其是盐菜扣肉。又玩牌,外游花滩溪。有次到政大,正遇到蒋校长在大礼堂训话。散会后我们都跑到大路边,看蒋校长神气地走过。南温泉有一座大山流出两条溪水,一条是凉水,我家住凉水沟,一条是温水,附近人家去洗衣……”
其中提到的蒋校长,即蒋介石。
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母亲并未具体提及某个同学的名字。但我想,政大十期的“同学又同事”里,高长子必定是其中之一吧。
父亲毕业后,抗战尚未结束,不少同学都留在了重庆。高长子与父亲在重庆盐务局同事时,主要负责“计口授盐”的工作。我问过高长子,什么是“计口授盐”。高长子告诉我,抗战时期,四川及边缘省份食盐供应紧张,且有奸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政府只得按每户人口多少来分配食盐。重庆因贵为陪都,每人每月一斤二两,其他市县每人每月一斤,但凭购盐证到官盐店里购买。
我便插嘴道,还是新社会好,买盐不要证。高长子却似笑非笑地说,如今有粮证,还有粮票啊。我想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高长子又说,抗战后期,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计口授盐的具体谋划,以父亲与他为主。但大至调查报告,小至购盐证之设计,都由父亲执笔。这样一说,母亲也记起来一些细节。说那张购盐证是淡黄色纸印的,每户一份,每份十二联,每个月只能撕一联,当月用当月的,不过也够了。那时一家四口人(后来又生了姐姐),每个月有将近五斤盐,并吃不完。后来还攒下几斤,腌了些盐菜。高长子便趁势说,在重庆时,你做的盐菜扣肉,实在好吃!
此后,高长子便经常来倒脱靴看母亲了。开头两回是空手来,后来每次几乎都带点吃的。母亲先是推辞,但看看站在旁边瘦小的我,只好无奈收下。高长子于是松了口气,说,不要介意,反正我如今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但我发现,高长子从来不提及父亲的近况,母亲亦从不过问高长子为何从南京回了长沙。两个人似乎都心照不宣。只有一回,高长子背了一小袋米进屋,母亲便问,如今你在长沙到底做什么事?高长子轻描淡写地回答,给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见母亲有些狐疑地打量他,高长子拍拍胸脯,说,给小工厂当小会计,小菜一碟。不相信?我跟雨苍可都是政大经济系的高才生呵。话刚出口,又赶紧捂住嘴巴。
两个人都苦笑了。
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本来全挤在一间屋子里住,热闹得很。因父亲被隔离审查,上头的哥哥姐姐先后上山下乡,两个妹妹在读小学,我呢,因病未能上初中,从此辍学,白天家里就余下我跟母亲,反而显得有几分冷清了。所以看得出,母亲也高兴高长子来,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母亲原本是个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二十几岁时全家逃难至湘西凤凰,在县城里教小学,便身兼数职。小时候,还教我们唱过一首抗战时期的歌曲《五月的鲜花》: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但终因父亲及子女的拖累,母亲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工作机会。虽然事实上她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但非常忌讳别人提及这个敏感词。这是她抱憾终生的事情。
所以高长子与母亲聊天,基本上拣让她高兴的事情说。且以回忆在重庆的那段生活为主。我在一边也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有时还插几句嘴,居然也未遭母亲呵斥。
高长子一直以自己是中央政大的学生为自豪,不过当时岂敢与外人道。在母亲面前高长子却不顾忌。他悄悄跟母亲说,他们政大十期,是政大历史上的佼佼者。投考那年,报名的有四千人,仅录取二百人,为二十取一。如果算总账,这录取的二百个人,等于每个都考了第一名(这个我始终没弄明白)。又说,有一回因公事随政大教务长陈立夫到陈公馆,立夫先生走在前面,谈起政大十期来,翘起大拇指表示了不起,他感到非常光彩。立夫先生还告诉他,十期考试的作文题目叫作《抗战中的青年》,录取的这二百个人,每个人的作文他都仔细读了,都做了点评。
母亲听得既紧张,又有些高兴。且告诉高长子,父亲的考试成绩,是排名前十的哦。
从小到大,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极少有什么朋友交往,常常一个人喝闷酒,就几粒花生米。但自从高长子来过之后,才知道年轻时候,父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上大学时,有次为庆祝双十节,班上排演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片段。因无合适女生,还居然反串女主角娜拉,高长子则扮演娜拉的丈夫海尔茂。有天高长子与母亲扯谈,忆及此事来了兴致,忽地站起身来,拿腔拿调地背起了台词:娜拉,你真不懂事!正经跟你说,你知道在钱财上头,我有我的主张,不欠债,不借钱!
母亲哈哈大笑了。说,她也记得娜拉的一句台词,因为听父亲背过好多次。说罢故意把脸一沉,说,我们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拿去,这是你的戒指。把我的也还我。
高长子听了先是一愣,但继而也笑了。
并且高长子还大致跟我讲了《玩偶之家》的故事。大意是,女主角娜拉的丈夫海尔茂因患重病无钱治疗,深爱丈夫的娜拉只好铤而走险,伪造文书借钱求医,使得丈夫起死回生。但丈夫病愈得知后,不但不予理解和感激,还痛骂娜拉造假,毁坏了他的名誉。娜拉深感失望,将婚戒退还给丈夫,决绝地离家出走了。
我的父母也曾经有过结婚戒指,不过从我懂事起便未见他们戴过。如今当然明白,父母那时早就不敢戴了。后来因为家境日渐窘迫,索性偷偷拿去卖了,估计也没值几个钱。何况,在大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婚戒不过仅具象征意义而已,远不及在西方人心里那般神圣吧。
在生活困难时期,母亲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稍微值钱的东西。如旧毛料衣物、旧手表什么的,甚至连一只铜花瓶也被砸扁,当作废铜烂铁卖了。仅留下一对景泰蓝的鸳鸯摆设,是父母的结婚纪念物,到底舍不得。不料某日竟不翼而飞,让母亲非常震怒,她凭直觉认定是大哥偷出去卖了。逼问之下,大哥果然招供。
我的大哥,从小被祖母惯坏,极不争气。且经常欺侮弟妹,没有做大哥的样子。小时候,我经常看见母亲被他气哭。一边哭一边揍他。
但有一次,高长子送母亲二十斤粮票,母亲仅稍作迟疑,却收下了。第二天便寄给了已去湖北松滋安家的大哥。
有时候高长子来,若母亲正好在做家务,他便找我下跳子棋玩。这是我最高兴的事。因为平时极少有人跟我玩,只好自己跟自己对弈,母亲亦从不理会。但只要是高长子跟我下,母亲做完事必定也会参与其中,玩两盘。母亲的跳子棋下得臭,尤其喜欢悔棋。我当然不同意,甚至与她抢夺。此时,高长子便袖手作壁上观,一味地笑。偶尔也劝我两句,说,男人让让女人,没关系的。
高长子还教我学会了唱《送别》这首老歌。且不晓得母亲居然也会唱,还唱得蛮好听。如今,这首歌几乎人人皆知,但在我的同时代人中间,我可能算知道得最早的吧。那时候记性好,加之词曲俱佳,两三遍就学会了。当然,是很小声地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却不知怎么原因,中间有好长一段日子,估计有一个多月吧,高长子再没有来过倒脱靴。先前每个礼拜,都会来一回两回的。我问母亲,她却有点不耐烦,说,我哪里知道?
有天早上,母亲按老习惯在扫院子。一边扫一边独自轻声地哼着《送别》。我在窗户里头听见了,觉得没唱出歌词的曲调更生出凄凉。由此觉得母亲的心情似乎不太好,却不晓得如何安慰她。
又想起父亲来,被隔离也将近一年了吧,一直未有音讯。
那时候闲在家里,我偶尔也练练毛笔字。母亲老说我是三天打鱼十天晒网。有天我兴致来了,又铺纸磨墨打算写几张。母亲在我身边经过,忽然停下,说,其实,高长子的字写得几好。在重庆南温泉,过年时,家里的春联都是他写好送来的。我便说,下次他来,让他教我。母亲却回答,那你自己跟他说。
未隔几日,好久不见的高长子竟然又出现了,还给我带了双球鞋,令我意外地高兴。母亲的态度却无异样,一如平常。看了看他,说,好像瘦了?高长子摸摸脸,说,没有吧,是胡子长了?我也看了看他,似乎瘦了些,不过不说看不出来。但胡子确乎长了。
先前,高长子来的次数虽多,但从未在我家吃过饭,母亲也从不留他。但那天,高长子主动说他肚子饿了,问母亲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一下,母亲显得有些失措,赶紧下了一碗面,放了几滴酱油,撒了葱花,还煎了个荷包蛋。在当时这可是最高待遇了。高长子连声说好吃好吃,那吸溜吸溜的声音,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一切恍惚又回到了先前。但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母亲与高长子之间,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觉得,高长子在母亲面前有些无话找话,母亲呢,也很少再主动谈及什么话题。倒是高长子跟我说话,反而变得多了,也显得更轻松一些。
一日,我正打算写字,刚巧高长子来了。便跟他说,妈妈说你的字写得好,写几个字看看。高长子看了看母亲,显得很高兴,说,难得你妈妈表扬!不料母亲却说,我哪里讲过?
高长子并不计较。提起笔来,却忽然问母亲,写什么好?母亲淡然回答,不随便你。高长子沉思半晌,笔仍在半空悬着,落不下去。我便催他,写呀。
终于,高长子落笔了,缓缓写下几个字,用的正楷。他一个字一个字写,我一个字一个字念,当然念得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