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理万机而不失童心

自2004年11月在首尔认识潘耀明兄以来，已近二十年岁月。跟他见面的数次，一起参加活动的场次，真不好数清。当面或者通过电话、电邮沟通的事务合作与感情交流，也不可胜数。如此密切交往，写“潘耀明和我”这个主题，应该容易把握，立马完成才正常吧。不过，对我来讲，因为交往多，可表达的内容丰富而芜杂，没有筛选反而觉得很难下笔。

经过好几次“欲言又止”，有一天凌晨，我早早起来，精神格外清醒，集中回想了与他交往的旧事，终于慢慢理出了头绪。在确定了“日理万机而不失童心：潘耀明的人格魅力”的主题后，重点谈谈四个方面：第一，结下不解之缘的潘耀明与我；第二，让人悲痛的潘耀明身世，让人欣慰的其成长过程，让人称道的其办事作风；第三，通过潘耀明的介绍，我认识了金庸、刘再复、高行健等顶级华文作家；第四，认识潘耀明后给我带来的学术上的某些变化，视野上的某些拓宽。

一

将潘耀明介绍给我的是我读硕博士的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的老师吴宏一教授。我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读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与博士课程，主要研究《史记》等古典文学。我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担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师，从文学角度对《史记》《汉书》作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到1990年上半年才能完成。我在台大攻读的时候听课的老师不少，不过，跟我缘分比较深的，就只有指导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叶庆炳先生和跟叶先生亲密的古代小说专家吴宏一教授，还有入学后额外指导外籍生提高文言和白话文能力的当时年轻的柯庆明教授三位。叶先生指导我这个来自北方韩国的基础不够的门徒十年岁月，却在我博士毕业后不久因肺癌逝世，很遗憾没有机会继续受到教诲，也没给我报答师恩的机会，真让人痛心。柯先生文学造诣很深，年轻时受到他的指导，打下白话作文的基础，但他在几年之前突然去世，心里觉得痛苦、惋惜了。

还好，吴宏一教授健在。吴先生后来离开台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座教授，校园山上拥有学校提供的宽敞的住宅。我去香港的时候，访问过他的大房子，感觉特别大、特别舒服。他后来调到香港城市大学，也担任讲座教授，学校提供的房子里也有几个房间，他常说你来香港可以在我的空房间里住几天没有问题。他知道我博士毕业后，转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说，你既然要研究现当代文学，也积极考虑研究金庸小说吧。他劝了几次，知道我在韩国以“东亚文化里台湾香港文化与韩国”为题，负责组织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的第三届研讨会，便积极给我推荐“金庸的右手”潘耀明先生，提议邀请他来韩国参加会议，认识并交流。我在香港的时候，由于互相忙碌的原因，没能见到潘先生，所以只能依靠吴教授的介绍并通过电邮联络潘先生，打听其意向罢了。意料之外，他欣然答应来韩国参加会议，我就给他发去邀请函。由此我们能在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相见。潘先生来韩国之前，有些韩国教授听说过潘耀明的大名及其影响力，感叹道：“ 朴教授如何能把香港文化界的大牌人物邀请到韩国来的呢？很了不起啊！”因此，见面之前我以为这样名气大的香港文化人，估计架子也不小，一定有自傲之气，那我该怎么样跟他交流呢？不过，这完全属于杞人之忧了。他的态度很谦虚，和蔼可亲，谈得很投机，真的一见如故了。我预感到潘先生和我估计在某种程度上是同类人吧。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不解之缘。

次年春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请我去香港，特地要给我介绍刘再复先生。对于刘再复先生，我早有耳闻。他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引起过“文学主体性”论争，是国际华人社会里鼎鼎大名的学者、思想家、散文家。由此，我从4月11日到15日应邀访问了香港，住在吴宏一教授的城市大学公寓宿舍里。在来自首尔的我的面前，出现的是如同从中国古代经典里走出来的长者刘再复先生。不过，他谈话很温柔，马上让人感觉亲近，但温柔之中见刚毅的眼神，印象很深刻。潘先生时任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为我和偶然一起访港的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举办了欢迎宴，由此在北角都会酒楼上，除了吴宏一教授之外，见到了认识已久的梁秉钧、胡从经教授，又新认识了黄子平、金圣华、单周尧、钟玲、林幸谦等香港教授、文人。大家谈得很愉快。潘先生这次邀请，估计是他在深虑的布置之下进行的，对我来说，是和香港主流学界、主要文坛人士交流的开始，也是以后与潘先生数不清的合作活动的开始。

“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会”的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该轮到香港举办。作为已经圆满举办过首尔会议的负责人的我，希望学会的香港骨干分子梁秉钧教授和拥有《明报》平台的潘耀明先生合力举办，由此从2005年11月24日到27日在香港岭南大学开会，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与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几十位权威学者参加，相当盛大。这次会议不但规格高，规模也不小，而且通过《明报》和《明报月刊》大力报道，受到香港文化界与学术界的关注。潘先生在当天会议结束后的晚上特地为与会者设晚宴，进行“东亚学者中文文学交流会”，这对与会者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情感的交流很有帮助。离会前夜的安排也挺新鲜，来自海外的大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去兰桂坊，一面喝啤酒聊天，一面欣赏繁华动人的香港夜景。我深深体会到了潘先生的会议组织作风与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影响力。

这样，我和潘耀明兄的缘分越来越深。耀明兄有机会邀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名作家来香港做演讲以及举办世界华文旅游文学研讨会，以“巴金《随想录》”“柏杨或文学批评与人生”“国学”等为主题，在香港召开国际学术会议时，都以“回应嘉宾”“海外专家”“知名汉学家”等名义邀请我去参加，让我担任一定的角色。有时候在第三国举办旅居文化讲座的时候，也创造机会要我和一些韩国华文文人、学者去参加。我有机会在韩国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时，也以“特别嘉宾”形式邀请他担任重要的角色，或专门创造机会为潘耀明举办演讲会，以“主宾”名义邀请他。后来终于专门策划“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首尔和济州举办，达到“汉江论彦火文学，汉拿谈耀明情怀”，而耀明兄也宣布“韩国是我的第三故乡”。

二

我本来自以为对潘耀明的了解很全面，也相当深。不过，2019年阅读他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我与养父》之后，受到了很大震撼，暗暗地流了泪。他现在的辉煌成就和悲伤的幼年时节的印象在我的心灵深处互相交叉着，前者强烈地反衬着后者。啊，我对耀明兄生涯了解的只是皮毛，这么有局限性的呢！由此，我重新审视了潘耀明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时期的成长过程，才了解到了耀明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在极端的艰难环境中“立志于文学”，经过几个阶段的苦炼、成长过程，终能成为在香港文化界乃至世界华文文学领域不能或缺的重要人物之一。

细看他“如实地写出来的”《我与养父》和《写给天堂里的母亲》两篇散文，首先可以知道他的身世如何可怜、如何悲惨。如众所周知，《我与养父》里就这样叙写：“我的第一个父亲在我出生之前逝世。我的母亲年届四十岁高龄才生我，大抵认为我克父──是不祥之物，便把我卖给外乡的一个菲律宾的侨眷。”这多么让人受到冲击，多么让人觉得悲痛。因此他只有一位养父。而这位养父“二十岁出头返家乡讨了养母，小住个把月便返菲”，“在菲律宾娶了养母”。后来因为中国解放、韩战和被西方世界全面封锁等事情，潘耀明养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才申请本妻与养子到香港。《我与养父》继续写：“一九五七年辗转来到香港，父亲跑来香港探我们也不过七八次。”“我与养母一直相依为命。”养父寄来的生活经费很有限，因此“文盲的母亲要到工厂去‘剪线头’，我则要利用周末穿塑胶花、钳拉链头赚零用，帮补学费”。养母和潘耀明租了房内只有一张双层木床而局促不堪的小房间。《写给天堂里的母亲》里就说：“我胡乱吃了一点东西便坐在上床架，伏在一块临时搭起的床板上做功课。”其又窘迫又艰难的情况可想而知。

至于潘耀明的成长过程，看《年谱》就大概知道了。潘耀明中学三年级时与同学创办“豪志文社”，以油墨刊印《豪志月刊》。这是“立志于文学”的最初表现吧。毕业后，19岁进入《正午报》，阶段性地做见习校对、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等职。期间和《正午报》专栏作家曹聚仁先生结识，并在曹先生勉励与启发下，开始向“文学梦”做实际上的努力。1972年他出版第一本作品集《中国名胜纪游》。他作为“立志于文学”的文学青年，1977年首次以“彦火”笔名撰写四个报刊专栏，“佳作迭出，文名日噪”。1978年机会终于来了。他这年夏天担任《海洋文艺》执行编辑，应国务院廖承志的邀请，以香港文化出版代表团之一员访问中国内地了。这样他有了拜访艾青、高瑛夫妇，认识臧克家等人的机会，而类似的机会后来更多起来。采访经过十年动乱的这些名作家，也和他们保持交流，慢慢积累采访、研究的成果，后来就能出版《当代中国作家风貌》正续编和《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等三部探访并研究作家的名著。1980年2月他进入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副主任，后来升到董事副总编辑，也参与过筹办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社。他又有机会去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攻读纽约大学出版课程，荣获硕士学位。1991年受到金庸的邀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和总经理，还做几部杂志的总编辑，出版各种文学丛书，做几个作家协会或者研究学会的会长等，这估计大家都知道，在此不必细谈。

中国自古以来留下了艰难环境中“立志成才”的许多动人故事。有人一提起潘耀明的身世以及艰苦的成长过程和现在的辉煌成就，我就联想起孟子的一番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无论如何，在我看来，潘耀明创造了一个艰难环境中“励志成才”的香港版感人故事。这对中华儿女来讲，也蛮有借鉴意义的吧。

下面谈谈潘耀明的胸怀与办事作风为何让人称道的。

很多人以潘耀明为香港文化界的“宋江”。首先给潘耀明取这个“宋江”绰号的，就是刘再复先生。他在“潘耀明文学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手册“祝贺词”里说：“在香港，他被称为‘宋江’，即能聚集各路写作好汉于一堂的带头人，其贡献实在是很杰出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女士也在这个“祝贺词”里说： “他数十年为文学事业耕耘奔走，为团结凝聚香港、内地、海外作家，为发展繁荣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评价当然是“祝贺”性质的，不过，通过这些话，也能理解其办事作风。潘耀明为何能成为“聚集各路写作好汉于一堂的带头人”，其秘诀估计能从很多方面解释，不过在我来看，这和王安忆曾经提到过的他“一副好人的心肠”，以及我曾经提到过的他“长期间的使命感与出色的统筹实践能力”不无关系。

潘耀明长期以来担任了那么多的职务，并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推动了那么多的活动，联络了那么多的人。他应付并处理这么多工作的机制可以以“日理万机”来形容才合适吧。我也在“身兼数职”的“大忙特忙”年代里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由于另外的活动去香港的时候，也常常跟他联络。他在百忙之中也为我安排酒席，举杯畅叙，让我非常感动。看别人回顾耀明兄的文章，可以发现对很多老朋友也是同样的态度，谈何容易。这样的“大忙人”，怎么能撰写出版近三十部散文集以及采访作家的学术性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不过，后来从耀明兄谈到业余作家时的一番话中找到了钥匙：“这些人往往利用晚上别人在看电视节目时间或周日进行写作。” 我觉得他实在谈的是他自己。王安忆也曾经从另外的角度解释过：“彦火的散文其实是在这密密匝匝的生计中，硬挤出的一点闲心…… 就是直面现实的时候，略微有一些旁顾。闲心就是从这些旁顾中生出的。”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作家或学术研究的学者都知道，搞策划活动、行政工作与专心写作、专业研究这两方面都做得完善，做得达到水平，是何等难事。

人在事业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失败的情况也估计不少，不过，看来耀明兄每每为完善而努力，实在不是很容易的事。跟他合作时，往往牵涉到财政问题时，我就发现他彻底坚持“公事公办”的原则，由此，我能猜想到他担任《明报月刊》总经理三十年，估计也坚持这样的原则，所以能得到金庸先生和后来的董事长张晓卿先生的长期信任。他能长期担任几个华文文学机构与学术团体的会长，这也和得到组织内部的长期信任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