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签诗的中国源和缘

杨美英 （Wikanda Chaninwongsiri），泰国人。本科毕业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博士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现为泰国维智教育集团（TWEG）总裁。

签诗、占卜在如今已经现代化的泰国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文化产业——围绕着占卜文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十分广泛和清晰，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命理师、占卜师、巫术等在政要仪式、商业活动、婚丧嫁娶等各种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融商业性、市场性和宗教性、民俗性等为一体的复杂文化形态。签诗源于占卜，华人社会的占卜传统渊远流长，可上溯到远古时期的商、周时代，当时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人的认知水平较低，在封建社会制度孕育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占卜”作为特殊的社会互动过程和交际方式得以产生。殷商时期的人们藉由烧灼兽骨或龟甲，观察裂纹的走势来预卜吉凶。到了周代，则逐步演化出以蓍草卜算卦数、卦名，再对照《周易》中解析卦象的卦辞、爻辞推断吉庆舛厄的占卜文化。尽管最初的卦辞与爻辞并非以韵文诗词呈现，但是《周易》以文字演绎运势吉凶的形式，俨然是近代签诗的原型。此后，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动、巫术宗教力量的参与、社会群众的迎合下，成为一种贯彻于政治过程和世俗生活的彻底化文化行为。

一

关于“签诗”，中国学者夏征农主编的《辞海·宗教分册》这样解释：签，旧时寺庙中的一种卜具。用竹削制而成，上编号数，贮于筒中，供信仰者向神佛问事吉凶之用。每签均有诗相配，谓之签诗或签语。求签时持筒摇之，及签落，验其号数，以签诗决休咎，称为“求签”。签诗一般可以分上签、中签、下签三种，文字无标点，可作多种解释，以适应求签人不同的心理需要。清朝时期的钱大昕所著《十驾斋养新录·签诗》 则说：“今神庙皆有签诗，占者以决休咎，其来久矣。” 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运签是宋代释文莹的《玉壶清话》其卷三载曰：“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道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往抽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卢多逊是后晋时期的人，从这点能猜测，应该很久就有了运签。今人考订运签产生年代，亦多以此为据。如容肇祖的《占卜源流》 “削竹为签，盛以竹筒，在神前摇出一枝，案其号次，捡取签诗”。刘仲宇的《中国道教文化透视》中也说到卢多逊抽的已是废坛上的古签，认为签的出现应在五代之前。中国学者林国平在《闽台民间信仰源流》中则认为“灵签大概产生于唐代，其主流沿着通俗明了，宋代的一些灵签就有了注解、断语等，明清时期又增加了典故、传说、故事、释义、占验、上中下兆象等等”。而谢金良《〈周易〉与签诗的关系初探》认为，运签产生于魏晋时期，但运签体系的完备则是在宋代以后。明清时期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流传下来最早的运签是南宋嘉定年间刊刻的《天竺灵签》善本。这本签谱只有第五首到第九十五首，而在这些签诗中也有残缺，有的签诗仅有签解而无签诗诗文。每首完整的签诗在签首有标解（签解），中为插图，左下为签诗，右下为解曰。解曰末基本是对插图的释义。 “签” 是卜辞的进化，比卜辞更容易理解，也更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占卜的仪式已不是很重要了，人们更加看重的是它答疑解惑的功能。人们求签问事，必然是因生活中遇到难事，想要通过求签来得到解答。这和信仰宗教是一个道理，因此签诗也才会伴随着宗教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宗教的兴旺而兴旺。因此不论是在中国的何种宗教，佛教或者道教都会有竹签提供给他的信仰者。比起求神拜佛的祭祀，似乎求签更容易直观地得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更快地得到帮助，因此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广义上的“签诗”泛指那些与任何占卜或概率性抽签相关的文字集合；狭义上的“签诗”仅仅指寺庙中供卜问吉凶所编著的诗句，这些诗句的主要用途是供占卜者解惑祈福，诗句本身是事先由“神佛”约定好的一种标准参考答案，也是占卜者与神明开展精神交流的主要机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签诗的主要渊源包括：一、殷商时期甲骨文占卜的卜辞，算是签诗的萌芽前身。对于抽签占卜这种方式来讲，是先有成文并且押韵的签诗，然后有占卜过程及其对应的占卜结果；而在殷商时期，甲骨卜辞的产生逻辑是先有取龟、攻龟、治龟、钻凿、备灼具、命龟、灼龟见兆、占龟、书辞这样几个简单的过程，最后将文字即卜辞刻于龟甲之上才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占卜结果。从甲骨文卜辞的内容与形式来看，尽管殷商时代的卜辞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这种相对押韵、富于艺术性的文体，但是其内容已经囊括了主要记录占卜时间、地点和人的“叙辞”，主要记录占卜所问内容的“命辞”，贞人以及商王在视兆之后所下判断的“占辞”和征验之辞“验辞”，这些“辞”以及具有史料价值和预测价值的部分，可以视为是中国签诗文化的主要渊源和最古老的签诗。 二、《周易》占卜文化（卦爻辞）是签诗形成的初级阶段。相比较于中国商朝时期的卜辞带有的一定叙事性色彩，《周易》中记载的相关卦爻辞已经有了深度叙事的性质，也可以说其叙事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商朝时期的甲骨卜辞，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其占卜文化构成了签诗的初级阶段。首先，从《周易》中卦爻辞中的语言形式来看，已经具备了原始的签诗讲究的“对称、押韵”的要求。其次，从占卜方式来看，西周卦爻辞赖以实现的签占卜法基本上就是后来签诗“抽签”的原型，无论是基于竹签还是木签或者纸签，代表的都是“无意求神出此签，三心两念何相兼；衣冠被染魔边秽，我神先知案法岩”的一种占卜仪式。最后，从签诗和卦爻辞文体背后的“思想内涵”角度来看，《周易》时期萌发出来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原始宗教思想等已经具备了相关的形而上属性，与后来的签诗讲究的“内涵隐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 比如，在《周易》之《四圣真君灵签》一篇中提到过“矫妄求荣，名誉不扬。克剥致富，子孙受殃。行恩布德，福禄来翔。寡欲薄私，专命尔长。毋欺暗室，毋昧三光。正直无私，赤心忠良。天地介扯，神明卫旁。延生度厄，必济时康。我言能依，百病消祥”，将儒家思想讲究的“义利观”、佛家思想提倡的“德育观”等通通囊入其中，形成了签诗思想内涵的重要范畴。三、唐宋时期是中国签诗文化成熟的主要阶段。释文莹的《玉壶清话》载“五代末已有签诗”，但近代民俗学者容肇祖在其著作《占卜源流》中则认为签诗的具体产生年代“究在何时，殊未可考”。实际上，唐宋时期“唐诗宋词”文化的繁荣为“签诗”从“广义上的文字叙事”走向“形式上的押韵对称与叙事性兼顾”提供了强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背景，正式在文体的意义上确立起了“签诗”文化。宋代刊印的《天竺灵签》是可以查询到的现世流传最早的签诗合辑，共收录了中国唐宋时期以来的各种签诗九十五首，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标志着唐宋时期中国的签诗文化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化。宋朝以后的签诗文化基本上围绕着主流形式没有大的变化， 只不过是“又增加了典故、传说故事、释义、占验、上中下兆象等等”内容。

签诗的产生，除了借用文人雅士的诗歌、经典格言、戏曲名句外，更多是来自于文化素养较高的宗教人士参与编写而成的。由于这些人士的参与，签诗往往会被蒙上一层神圣或神秘的色彩，比如，一是由神灵降旨直接赐予的，有福建莆田涵江《圣侯公签谱》共 80 首等；二是信徒“扶乩”编写而成的，有福州元帅庙《田师签谱》等。《田师签谱》编写于清嘉庆年间，该签谱编写者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其序言详尽描述了该签谱的产生过程。序言中提到的“一元”“两仪阴阳”“四象”“五方”“五行”“三界”“三”“才”等概念，都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至为重要的认知范畴，因此可以断定，签谱的编写者，毫无疑问是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三是受神灵“启示”编写而成的，有福建连城的姑田上堡溪边庵公王庙中的64首签诗等。传说这64首签诗乃乾隆时期秀才蒋景文睡在当地寺庙神桌下受神灵托梦获得灵感，每夜编写一首籖诗，耗费 64 个夜晚才完成的。四是地方上的高官告老还乡后有感而发，或一些状元、进士、举人等著名文人参与编写而成的。在中国民间的老百姓看来，这些高官或文人的地位崇高，本来就不是平庸之辈，甚至被视为文曲星转世的圣贤，具有超于常人的能力，由他们所编写出来的签谱，自然也是不同凡响，具有神奇的预测力。五是非一人所为，也非一时成型的。这些往往是不同时代的文人学子（以失意的文人居多）庙祝巫觋、道士僧尼、绅士长老、 善男信女等集体创作而成。

二

中国签诗的传播过程在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因为刻在竹上的签诗的内容多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诗句，只有上流社会中识字的文人才能制作出来，而且要将其解释成通俗易懂的签释也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签占不同于甲骨占卜或蓍草占卜，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可以说是雅俗共赏、开放性强、参与性突出。签占往往以竹简、签筒、筊杯等为占具，通过摇晃签筒抖落签枝来获取签诗，并根据签诗中的兆象来预测吉凶祸福，其签占的形式与其他占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占具都是日常生活常见的东西，容易找到和加工，非常世俗化，下层百姓自然乐意接受。与此同时，签占的主要兆象载体是诗歌，在古代，诗歌是文人士大夫把玩的，从文学史的角度看签诗虽然不都那么优美典雅，但也不乏文学审美价值，文人士大夫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著名诗人苏东坡、陆游等人都参与抽籖就是明证。时至今日，泰国的中上层社会也不排斥签占，甚至乐意参与其中。因此，签占的这种既世俗又不粗俗的占卜形式，能够使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乐意接受，受众比较广泛，从而为签诗的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签诗的内涵上看，签诗及其相关内容通俗又不失典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一定的趣味性，为签诗的长盛不衰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签诗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形式来充实自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唐五代时期，签诗的唯一兆象载体是诗歌，诗歌固然典雅，但知之者只有文人士大夫，受众有很大的局限性。宋代，签诗增加了图画为扩展兆象，并有了具体定性兆象。明清时期，签诗又增加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方位等为扩展兆象，特别是引入了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历史演义故事、神话传说、戏剧故事、宗教故事、民间故事等被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使得签诗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内涵丰富的签谱，实际上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既有文人士大夫喜欢玩味的签诗、易经八卦、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星宿方位等等，又有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传奇故事、历史演义故事、神话传说、戏剧故事、宗教故事、民间故事，雅俗共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揣摩签诗的兆象，品味人生的哲理，倾听解签者讲述的各种动人故事和与签占有关的逸闻趣事，不能不说还具有一定的趣味性。签诗内涵的不断扩大，包容性不断增强，使得它自身的生命活力经久不衰。签诗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签诗所依附的传播地点——寺庙。民间流传有“跨进庙门两件事，烧香求签问心事”的俗谚俚语，真实地反映了千百年来抽签占卜在百姓的宗教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签占也不是随随便便地随时随地可以进行，而必须在神圣的宫观寺院中进行，并需要一些占卜仪式，花费不多，整个过程虽然简单，但也不失庄严神圣，因此，普遍受到善男信女的欢迎。从签占过程看，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少都一样抽签，加上签条上既文雅又深奥的诗歌，本身就具有神圣而神秘的色彩。在文盲居多的传统社会中，解签又往往由读书识字的人担当，而传统社会对读书人的信任感无形中又强化了对签诗的信仰。 中国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曾说，这种偏重于文字诗辞的占卜，也凸显了文字与占卜结合的“对等功能”，使占卜在超自然的信仰外，更浓厚地带上文字的魔力，显示对知识的尊重，具有社会人文意义。通俗的诗歌、浅显的文字释义，使得文化价值观在正规教育传承之外，得以无形而有效地传递下去；而位于不同层级的士人庶民，也得以在相当程度内沟通，共同保有基本价值观。可以说，签卜确实是亚洲各国占卜文化大类中的一大特色景观。另外，宋代方岳早就说过“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对于这些不便与人说的事，具有一定私密性的签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你到庙里抽了签，直接把签诗带回去揣摩，谁也不知道你的秘密，这也是某些信众喜欢签占的原因。在寺庙进行签占，简便易行又不失庄严神圣，同时具有公平性和客观性、私密性，为签诗长盛不衰地传播提供了助力，同时签诗也承载着文化由上而下地传播的功能。现代中国社会，随着寺庙的减少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签诗不再像以前那么流行了，但也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同时，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中的签占文化和仪式等也并未完全消失。至今，在中国台湾地区、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的华人华侨聚集区，常有签占活动，而且抽签者众多，不受党派、阶级、民族、宗教信仰的限制。在网络发达的今天，签占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可以借助于智能终端实现在线抽签，甚至手机就可以，签文也更加简单多样，解签也不需要专业的人士，自己在网上就可以解答。寺庙中的签占行为也依然兴盛，但人们多报以消遣娱乐的心理，不再像过去那样虔诚地相信，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泰国表现得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