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

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

一

中国历史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中原、中国与中华三个阶段。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从远古的夏、商、周到秦、汉，以及中古的唐、宋、元、明乃至近代的清朝，无不定都于中原。在秦岭、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两侧，以及有着众多支流的黄河中下游两岸，皆为中原的范畴，涵盖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诸省。除了奠定江山社稷的中央政权，孕育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先秦诸子百家，十之八九也都诞生于中原。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人才辈出，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占据了中原，就取得了号令天下的绝对优势。

在历史中，中原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从商代开始，在它的首都朝歌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以及高级的精神享受。这是一片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土地，圣贤们要么掌控了国家的权力，要么拥有了化育苍生的能力。一代一代的人民，从婚丧嫁娶、祭祀仪典中建立了生活的秩序与传统;而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也从兴亡盛衰、时序更替中认知了自己的宿命。中原是真正的文化高地，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

当我们理解了中原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好奇心会驱使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华大地上，还有没有另外的地方能与中原媲美呢？

回答是肯定的，有！这个地方叫江南。

二

少时读唐诗，有两首诗读一遍就记住了，第一首是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第二首是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两首诗词，第一首描写的是风景，第二首描述的是人文。因为白居易《忆江南》表达的缱绻深情，我想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想到了柳永的《望海潮》。无论是富春山居，还是钱塘江潮;或者是剡溪访友，还是枫桥夜泊，都令我心向往之。因为杜牧的《江南春》，我又想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李白，想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陆游。南朝以及后来历朝建于江南的重要寺院，我差不多全都参访过了，无论是“悲欣交集”的李叔同，还是“僧衣葬我”的苏曼殊，都让我体会到了沉浸在暮鼓晨钟里的诗意。后来，读到唐代韦庄的《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如天，

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

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

韦庄对于江南，可谓爱之弥深了。王粲在《登楼赋》中这样表达：“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他的意思是说：再美的江山，只要不是我的故乡，我也不愿久留。透过诗句看作者背后的人生，王粲表达的是一种“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句）的政治情结;韦庄表达的却是一种“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句）的文人情怀。通过历代诗人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中原是读书人心中的“故国”，而江南则是他们念想的家园，或者更诗意一点说，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是他们心中温暖的乡愁。

三

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有着很大的伸缩性。从广义上讲，凡为长江之南，皆为江南。但人们从心理上接受的，则是狭义的江南，即今天的江、浙、沪及赣东、皖南一带。它的地域面积，比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甚至还要小。最为明确的江南概念，始于唐朝，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其中有一个“江南道”，但辖区的范围限于长江中下游，并不包括浙江。那时的苏杭一带，属于浙江西道。如果浏览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行政区划的江南、地理概念的江南与文化范畴的江南，三者不尽相同。我心目中的江南，就是文化范畴的江南。

同一种文化的根脉，同一种人性的历史，注定他们聚居地文化的唯一性与独特性。但是这种文化的坚持与演变，也会受到气候与地域的限制。

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据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书所言，中国气候有着从暖湿逐步变得冷干的总趋势。相比于黄河流域，长江上游地区，江南的气象灾难就少了许多。但它仍不可能独善其身。有关资料显示，距今5300年至4000年的良渚文化，在钱塘江与太湖流域的突然中断，就是与降雨量增多，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引发的特大洪灾有着直接关系。

比之岭南的温热、塞北的干冷，以及中原的冷热不调，江南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是气候最好的地区，不是没有灾难，而是没有经历过灭顶之灾。四季分明，冬有雪，夏有雨，气温最高的时候，也是雨水最为充沛的季节。日照与雨水，保证了农作物的茁壮成长。太湖熟，天下足。从宋朝开始“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兹后，江南一直是国家的经济中心。

温和的气候，充足的水源，宽阔的平原以及绵延的丘陵，使江南成为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江南的人口一直都在增加。甚至中原的战乱，也往往会给江南带来繁荣的福祉。

四

有一个历史名词叫“衣冠南渡”。对于江南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文化的升华、人口的红利。为什么这么说呢？

衣冠南渡一词出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史通·邑里》，原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大批中原士族随着晋王室背井离乡，迁徙到江南居住。此后，这个词语成为熟典，专指为躲避战乱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无法坚持而搬迁到江南，随行有大量的官僚及贵族。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衣冠南渡，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第二次是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导致北宋崩溃的“靖康之乱”。

永嘉之乱发生于晋怀帝当政时的公元311年（永嘉五年）5月27日;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在位时的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12月16日;靖康之乱发生于宋钦宗登基的第二年即公元1127年（靖康元年）。这一年春节，北宋首都汴京被女真人的部队攻陷，徽宗赵佶、钦宗赵桓父子二人被金军掳入大营。这三次衣冠南渡，前后相隔了800余年。晋元帝司马睿逃离洛阳，渡江至南京（当时称建康），建立了东晋;安史之乱后，离开中原的唐皇室也是逃至南京（当时称金陵），建立了南唐;靖康之乱后，徽宗的九太子赵构仓皇南渡，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经过这三次政权及士庶的大规模南移，中国的经济中心，最终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尽管从良渚文化中，我们看到了太古时期在这一片水乡泽国升起的文明的曙光;从《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中，我们可以窥测春秋至战国时期，这一地区诸侯的此起彼伏，经济发展的盈虚消长，但从总体上看，远古的江南仍然是潜龙在渊的蛰伏期。晋元帝的第一次衣冠南渡，从文化角度看，则是江南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东晋政权大约持续了100年的光阴，兹后的江南转入南朝。南朝是宋、齐、梁、陈四个朝廷的总称，总共有170年时间，四个朝廷最长的国祚（读“作”zuò）95年，最短的只有23年。昏庸的皇帝，短命的君王，多半都成为历史的殷鉴，后世的笑柄。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政权在哪里，中心就在哪里。之所以会有“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样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罗马一度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在南北朝时期，分裂的中国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胡人政权控制的中原，一个是以汉人政权控制的江南。北朝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皇帝均出自鲜卑族。北朝的统治者们采取的文化政策往往互相抵触，北魏极力推动汉化，北齐又竭力保持胡化，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胡汉融合。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中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挑战，留在中原的缙绅贵族为求生存，不得不放下身段，与胡人的统治者小心翼翼地进行沟通与交涉，文化的优越感丧失净尽，优雅的君子变成了威权的难民。结果，经过几代人的改造，中原的士族几乎消失殆尽。

而此一时期的南朝，虽然每一个王朝都很短暂，但所有的皇帝几乎全是汉人。在中原遭到摧残的汉文化，在这里却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承和蓬勃的发展。我们今天说，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但无可否认，中华文化的主干是汉文化，它最初的摇篮在中原。衣冠南渡之后，江南承继了汉文化的根脉。如果说，中原是汉文化的原乡，江南则是汉文化的第二个故乡。

在公元3世纪到6世纪之间，中原的“胡化”与江南的“汉化”，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文风景南北相同的，就是佛教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北朝的佛教自鲜卑人创建的北魏开始，开凿了很多石窟，如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等。而在南朝，无论是萧梁还是刘宋，甚至纨绔子弟一样的陈后主，以及南朝之后仍离不开江南的喜怒无常的隋炀帝，对佛教的痴迷都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我曾说过，风俗自下而上，风尚自上而下。皇帝的嗜好与推崇，是对社会活动的最大引领。皇帝既然佛不离口，达贵官人便争相皈依，甚至舍家为寺，老百姓也无不捐资建设丛林。杜牧所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并非虚言。那一时间，不仅仅是在江南，被南朝控制的上至巴蜀、中据荆楚及下依吴越，都沉浸在寺庙建设的热潮中。至今，在长江流域还能看到一些保存下来的南朝寺庙，如四川新都的宝光寺、重庆北碚的缙云寺、湖北当阳的玉泉寺、江西庐山的东林寺等等。当然，保存最多的南朝寺庙，还是在江南的核心地区即现在的江浙一带。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所不同的是，北朝佛教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洞窟朝代。而在南朝，佛教不再只是存在于山野，而更多地进入了城市。洞窟的佛像有时会遭受雨水侵蚀，长满青苔，甚至坍塌;但建在城中的寺庙却有众多僧人拂拭照料，常常焕然一新。中原与江南两地的统治者们，由于文化的选择与民族的禀赋，接受佛教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胡人更多地选择了继承，而汉人选择了创新。这种选择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还表现在理论上。

天台宗的创立，应该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出生于湖北公安县的智顗，俗姓陈，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由于厌恶尘世，很早就出家为僧，他虽然出生在江汉平原，但他出家后的活动范围，基本是在江浙地区。由于他留心佛理，对《妙法莲华经》钻研尤深，经常在金陵、临安、扬州等地大寺中讲座，其盛况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先是名动京师，继而闻名朝野，先后成为四朝“国师”。他曾为陈后主与隋炀帝剃度，作了一个姿态性的出家仪式。隋炀帝尊称他为“智者大师”，这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智顗是政统与道统以及民众都尊崇的大师。他发展了自己的老师慧思“一心三观”的理论，认为我们看到的世间有三千种，每一种都存在于自身的“一念”之中，这就是著名的“一念三千”之说。在他的思想弘扬中，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产生了，这就是天台宗。

这个宗派因为发脉于《妙法莲华经》，因此也称法华宗。智顗喜欢天台山，得到皇家的支持，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国清寺。以他常住的地方命名，所以这个宗派也叫天台宗。湖北有三个人，他们的家乡在荆州，但一生的事业在江南。第一个是伍子胥，他从楚国逃难到苏州，帮助吴王阖庐成为南方霸主;第二个是智顗;第三个是陆羽，他在杭州写出《茶经》。在佛教领域，智顗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师，是佛教中国化漫长道路的开拓者之一。因为他的功绩，世人称他为“东方小释迦”，把他称为“中国的释迦牟尼”，在他之前的僧人中没有，之后也没有。

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以藏族人为代表的诸多兄弟民族，信仰是非常坚定的。汉人的信仰，波动性比较大，从无到有，从怀疑到狂热，又从狂热到平淡。从庙堂到民间，又从达贵官人到普通民众，此起彼伏，潮涨潮落。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判断，江南地区的佛教信仰，较之其他的汉人聚居区，还是要高出许多。这一点，也可以归功于衣冠南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