樋口隆康之问

樋口隆康之问

1991年6月。西安草长莺飞、花香摇曳，街道两边不时看见横幅与彩旗，千年古都正焕发着勃勃生机，洋溢着欢庆的气氛。这个月中旬，西安好事连连。

14日，西安高新区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一个国家级产业开发区，西安从此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三十年后回首再看，高新区的建设于这座古城而言不啻是一次凤凰涅槃。

20日，陕西历史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开馆典礼隆重而热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出席仪式并剪彩。1973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视察原陕西省博物馆，看到场馆地方狭小，空间逼仄，现场做出指示：“陕西的历史遗存丰富、文物很多，但是地方太小，光线太暗，适当的时候应该建一个新的博物馆。馆址可选在大雁塔附近。”18年后，周总理的这一夙愿实现了。新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安排在6月20日，也是对伟人的缅怀与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由梁思成先生的高足张锦秋院士设计，一袭青灰色仿唐宫殿式建筑群，甫一建成就鲜亮为西安城的新地标，而它的素洁高雅、雍容大气，堪配文物大省的地位。

樋口隆康是以外宾身份来到西安，参加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仪式的。

72岁的樋口隆康是日本国内顶级考古学家之一，在大学里任有教职，同时也掌管着文物遗址比较集中的奈良地区的考古研究机构和京都泉屋博古馆。他是世界知名的“丝绸之路”考古专家，曾带领日本考察队前往我国甘肃、新疆，以及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开展过考察活动，著有四本很有分量的关于丝绸之路研究的著作。樋口隆康对“铜镜”研究颇有造诣，在“三角缘神兽铜镜”的学术争论中名声大噪。

铜镜最早由中国古人发明，商代时用于祭祀和宗教活动，春秋战国以后成为贵族家庭的奢侈品，直到西汉末年才逐渐走进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三角缘神兽铜镜”出土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古墓之中，古坟时代大概处于公元250年至592年，是中国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大量营建大型坟冢而得名，是日本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

“三角缘神兽铜镜”共出土几百余枚，它的制作地到底是哪里，在日本考古学界掀起了一波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自己本土铸造，有人认为是移民至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造，还有少数人认为是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的。日本本土铸造说者，大都是“大和种族优越论者”，意气大于科学，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掌握此项技术和工艺。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说者，由于这种铜镜只在日本出土，中国一直没有发现，也只有少数人在坚持。所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类铜镜是移民至日本的中国工匠所铸造。

樋口隆康始终认为“三角缘神兽铜镜”在中国铸造泊运至日本，是中国三国晚期曹魏统治者赠送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及其继承者的国礼之一。这一观点饱受同行非议和反对，甚至给个人造成了很大困扰和压力。但樋口隆康并无妥协，一直坚持。从这点看，老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学术操守值得钦佩。

2015年3月3日，环球网以《中国发现卑弥呼铜镜或成邪马台国争论新资料》为题，转载了一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3月2日报道称，近日在中国河南省洛阳市研究杂志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当地发现与三角缘神兽镜同类型镜子的论文。也有传闻称，三角缘神兽镜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从中国得到的，但关于其制作地的争论仍然是个未解之谜。这篇论文的作者是居住在河南省的收藏家兼研究者王称意先生。王称意先生说明道，‘该镜是2009年在当时洛阳最大的古董市场，从居住在市郊外白马寺附近的农民处得来的’，并称确切的出土地点不得而知。”

《朝日新闻》以无比质疑的口吻报道了中国发现三角缘神兽铜镜的事实，而这正是日本古坟时代铜镜来自中国的重要佐证。其实，“三角缘神兽铜镜”2006年在洛阳就有发现，此后中国学者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不知道樋口先生可否知晓？也不知道2015年3月2日《朝日新闻》上的报道，樋口先生是否看到？因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2015年4月2日，老先生就溘然长逝，驾鹤西去了。

樋口隆康此行西安的另外一个重要行程，是前往西北大学做学术访问。

位于西安城墙西南角的西北大学，生活区建在唐长安城延寿坊遗址上，这里是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宅邸所在地，教学区则建在太平坊遗址上，太平坊里曾有一座唐代的著名寺院实际寺，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在这里受具足戒，有很多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曾在这里学习生活，最为有名的是著名书法家橘逸势。西北大学在校园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古代遗址，师生们就地进行“校园考古”，出土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物。“校园考古”的文物，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得的文物，西北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文物陈列馆将它们收藏展出。其中，日本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石最为有名，墓志上有“国号日本”的字样，从而表明“日本”国号至迟在公元734年以前就出现了，它也是目前所见文物史料中最早有“日本”国名出处之一。日本的学者来西安访问，西北大学是必去的地方。

6月22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1988年历史系改建为文博学院）二楼报告厅座无虚席，低矮敦实的樋口隆康走上讲台，鞠躬，就坐，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长期从事野外工作的结果，他的脸上展现着拥书自雄的自信和从容，甚至流露出些许的优越感。樋口隆康连作三场有关丝绸之路贵霜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术报告。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掀起了一波研究大月氏的学术热潮，而当时的学者们都认为贵霜帝国是大月氏人所建立。

樋口隆康的第一场报告讲的是阿富汗的贝格纳姆遗址。贝格纳姆遗址位于喀布尔城以北不远的帕尔万盆地之中，城外是喀布尔河的一条支流，沿河而下便进入喀布尔河谷，再向东南二三百公里就是开伯尔山口，越过山口可直达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这条线路是丝绸之路上中亚巴克特里亚通向南亚印度河流域的黄金商路，也是北方民族南征印度的战略要道，贝格纳姆是这条通道的要塞和咽喉。贝格纳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贵霜时期的文物，有自西而来的罗马的玻璃制品，自南而来的印度的象牙制品，还有自东方而来的中国东汉的漆器。商品数量与品类之多，反映了当年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与兴盛，而艺术造型与艺术风格的巨大差异，也展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碰撞与交流。贝格纳姆遗址由法国人于1937年发现发掘。

20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就与阿富汗政府签订协议，独占了该国的考古发掘，中间因为战乱时断时续。2002年北约联军进入阿富汗之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就亲自安排法国考古队重返阿富汗，并派遣军队一路保护。

第二场报告的内容是中亚的“黄金之冢”，著名的提利亚特佩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国境线的阿富汗一侧。棉花田里一座只有三米高的土丘上，苏联和阿富汗的联合调查队1977年开始发掘一处古代神庙遗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阿富汗逐渐偏向苏联，1973年苏联支持达乌德汗推翻查希尔国王的统治，成立了亲苏联的阿富汗共和国。这使得苏联的考古人员能够打破法国人的垄断进入阿富汗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78年秋，在阿明发动政变推翻达乌德汗之后不久，提利亚特佩遗址也有了惊人发现。7座墓葬当时只发掘了其中的6座，出土了两万多件金器，包括大量的罗马提比略皇帝时代的金币、贵霜的金银币，以及罗马和波斯的玻璃器皿、印度的象牙首饰和中国汉代的青铜镜，所以提利亚特佩遗址也被世界考古学家称之为“黄金之冢”。这些墓葬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初大月氏或者贵霜贵族的坟茔。樋口隆康作为专家被邀请前去鉴定青铜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这些价值连城、琳琅满目的文物。

第三场报告，樋口隆康详细讲解了自己考察巴米扬大佛的情况。巴米扬大佛建在阿富汗巴米扬省的巴米扬河谷石崖上，这里距离中亚通往印度的南北商道不远。两座大佛分别高38米和55米，加上周围崖壁上的石窟群，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巴米扬省属于干旱地区，降雨量并不多，除了河谷农业，山上几乎寸草不生，如此贫瘠的环境却能建造如此宏大的工程，足以说明当时的人民对佛教的沉迷与虔诚，也从侧面印证了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曾给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健陀罗风格的巴米扬大佛深受希腊和罗马造像艺术的影响，佛像比例协调，刻画细腻，艺术成就达到了极高程度，健陀罗艺术传入中国后，不但催生了佛教石窟在东方的兴起，也将中国的佛教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极盛时期，巴米扬大佛周边寺院云集，诵经如雷，几百名来自中国、印度和中亚的僧侣在此修行研经，这里成为著名的佛教中心。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玄奘都曾在此驻足瞻礼。对于巴米扬大佛修建的年代，学界尚有争议。一说凿于1世纪至5世纪的贵霜帝国时期，是贵霜人的杰作;一说凿于3世纪至9世纪，贵霜人、嚈哒人和突厥人都有贡献;莫衷一是，难有定论。但大佛毁于2001年3月12日却有确切记载，那一天的日历上也记载了全世界人民的震惊、错愕与痛惜。而这已经是樋口隆康西安讲座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1991年，樋口隆康作报告的当年，正值东欧苏联巨变。一个世界强国轰然坍塌，中亚各国此时此刻才陆续走向独立。而这之前，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各国被苏联视为禁脔，不容他人置喙。世界考古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也只有在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亚地区开展最多，阿姆河以北很少涉足。所以樋口隆康关于丝绸之路考古的三场学术报告都只限于阿富汗。

这几场学术报告的现场翻译工作由王建新担任。1986年，王建新被公派到日本奈良教育大学访学研修一年多时间，日语熟练而流利。

平心而论，樋口隆康的讲座算得上精彩。因为有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做支撑，樋口隆康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新史料新观点顺手拈来脱口而出，常常给人口灿莲花、舌溅珠玑之感，惊艳而且叫座。

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这样，只有阅读量和人生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体察和理解达到一定的境界。而学术成果这时候才会厚积薄发，喷涌而出。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巨擘多数为“大器晚成”的年长者，鲜有“少年得志”的年轻人，如同陈酒，年龄越大往往越醇厚。古稀之年的樋口隆康炉火纯青。

也许是谈兴所至，也许是心存优越，也许这本身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互动。在报告结束的时候，樋口隆康以很日本的方式突然向所有听众提问：“中国是月氏人的故乡，月氏在中国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诸君知道吗？”

在场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面面相觑，尴尬的表情和僵硬的缄默让会场瞬间安静。王建新说，这个问题像一记巨雷炸在了自己的心里。从中国沿丝绸之路西去的大月氏，它的文化遗存到底在哪里，我们没有人系统研究过甚至没有人在意过，确确实实不甚明了。但是作为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中国，作为大月氏人的故乡，没有搞清楚大月氏的文化与历史却确确实实不应该。报告厅里憋闷着中国人的惭愧与怅然。

过多揣摩樋口隆康的用意和情绪没有意义，但“月氏在中国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究竟在哪里”，这真的是一个应该由中国人解决的学术问题和科学命题。然而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对大月氏的记述却惜字如金，语焉不详，而且还零零碎碎散落各处。就好像我们的一位邻居，猛然间想起来的时候，竟然面容模糊，身形影绰。

大月氏人到底是什么样一群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到底生活在哪里？他们何以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引起这么高的关注度？拼凑史书之中的文字碎片，也许可以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找出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