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天山

细勘岳公台

大月氏遗存到底在哪里呢？

2002年，从车祸中康复的王建新，脑子里依然盘踞着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现实的问题却来自亲人。爱人和儿子心疼他，也不放心他，极力劝阻他放弃野外考古工作，他们还动员所有亲友轮番进言。

49岁，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这个年龄阶段的大多数人，已经阅尽生命与生活的内容，知道一切不过如此、毫无新意。而且无论身体与事业都已攀上顶峰，向前向后还是向左向右都是在走下坡路。人生所求或者得到或者未得，满足或者失望，结果皆已了然于心。所以常常会有一种无意义感。假如境界仍然停留在“一切只为自己”，那么必然走向颓废与消沉，抑郁与忿怨。救赎的唯一道路就是开阔心胸，赋予生命更高的意义，把人生作为一种奉献，给予别人、给予事业或者给予国家，这样才可以提振精神，激发动力。

在养伤的几个月里，王建新想了很多，这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与总结，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要做什么。这次“活过来”其实是一次满血复活，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所以对于亲人和朋友们的劝阻，他只是沉默。

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知道他的好奇心还跟孩童一样，也知道他的执着和倔强是用秦巴山里的大锤锻打出来的。所以叹了一口气，千言万语最后都化成了一句话“出门多加小心啊”。

6月，学校的教学工作刚一结束，王建新和刘瑞俊就前往酒泉。去年车祸之后，那辆皮卡车还停留在安西县。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赵丛苍教授正在甘肃酒泉的西河滩遗址做西气东输工程的抢救性发掘。他们先去西河滩工地看望了赵丛苍老师和学生，然后准备前往安西取回皮卡车，筹备下一步的考察调研。

然而，王建新的胃病这时候却发作了。上腹胀满，灼热之痛过后是刀割般的尖锐之疼，最后扩散到整个腹部。疼得直冒汗珠，疼得无法入眠。这是长期的饮食不规律引起的，是胃对不被重视的抗议和恶作剧。当地卫生所的大夫判断是急性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非常危险一刻也不容耽误，无可奈何他又返回西安住院治疗。

在医院将近一个月时间里，他始终陷入疑惑不能自拔，那就是对“敦煌、祁连间”这一地理区域的怀疑。从兰州到敦煌他已经走过好几趟，河西走廊从东往西越来越干旱。两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让他对河西走廊西端的环境和生态了如指掌，闭上眼睛脑子里都能浮现出那片如同烈焰焚烧过的戈壁。怎么看，那片区域都不是一个足够理想的生存之地和完整的文化空间。

而他也始终被巴里坤岳公台的那片遗址所深深吸引，东天山脚下的莽苍草原上，那些石堆遗存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建制上看，都让他冥冥之中觉得，那里应该是某个古代文化空间的中心地带。

这样他逐渐形成了“大范围文化调查，小范围精准发掘”的工作思路。扩大调查的地域范围，也许可以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还原出曾经活动在这一空间的古人群的生活场景和生活方式。出院的时候，他的视域已经延展到了整个天山山脉，他决定从巴里坤岳公台遗址开始。

7月中旬，王建新带着刘瑞俊、陈新儒、陈晓军、丁岩，直接奔赴巴里坤。

刘瑞俊参加工作已经四五年了，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渐有心得，来自内蒙古的他熟悉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时常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给大家以启迪。丁岩是王建新2001年招收的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西北游牧民族文化考古，2003年硕士毕业后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2017年和2018年，他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附近的伊塞克镇主持发掘了拉哈特遗址。跟随老师的脚步，他也一直行进在丝绸之路考古的最前沿。陈新儒和陈晓军是跟随王建新多年的技师。1982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在发掘扶风案板遗址的时候，陈新儒就开始追随王建新在考古工地上做起了专职技师，从那以后就一直伴随师生们四处奔走，算下来这位扶风汉子进入这个行当已经快二十年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掘现场都有他的身影。陈晓军则晚几年进入这个团队，这位河南小伙子是个多面手，既会驾车又会烹饪，干起活来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五个人住进了巴里坤县招待所。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这个招待所正在建设新楼，新楼还未启用，工人们开始索要拖欠的工程款。情绪激动的工人们用电焊焊死了旧楼的大门，王建新他们被封在了楼里。吃饭都成了问题，遑论出野外搞调查？

还好，西北大学考古专业1991级毕业生于建军正好在巴里坤县城东郊外3公里的花园乡做挂职副乡长。他每天从窗户递进来一些馕和西瓜，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的老师们挨饿。于建军比牙合甫·排都拉晚两级，也在哈密市文物管理所工作。哈密市文管所后来升格成文物局，他和师兄牙合甫·排都拉搭班子，牙合甫·排都拉做局长，他做副局长。这个敦厚壮实的小伙子，浓密的卧蚕眉下有一双沉静的眼眸，跟老师王建新一样充满坚毅和执着。于建军最终调至新疆考古研究所工作，成为卓有建树的业务骨干，他主持发掘的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第三天，当地派出所来人撬开了招待所大门，王建新他们才得以脱身。也就是在这三天时间里，他们却逐渐理清了“敦煌、祁连间”在汉代所指代的地理位置，这得益于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深入讨论。《史记》所言的“敦煌、祁连间”来自张骞之述，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西汉王朝尚未取得河西走廊，河西四郡也并未设立，河西和西域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命名对于中原而言仍是空白。那么“敦煌”“祁连”从何而来呢？当然来自当地人之口，不要忘记张骞的身边还有一位随从兼翻译堂邑甘父。“祁连”音自匈奴语“腾格里”，汉语“天”的意思，所以这个时代的“祁连山”就是天山。而今天的祁连山在《史记》《汉书》中被称为“南山”或者“汉南山”。第一次混淆视听的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写道：“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在这里他直接将大月氏的故地定位在了“张掖、酒泉”。从此之后的学者，除了唐代颜师古之外，皆人云亦云，讹传之下大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竟然成了“定说”。

王建新后来就此问题专门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敦煌、祁连间”究竟在何处？》发表在《西域研究》杂志上，他引用大量且详尽的史料，考据和钩沉了汉代“祁连”就是今天的天山。

汉代的“祁连”就是现在的天山，那么大月氏活动的空间就在现在的甘肃西北部至新疆天山一带。这样位于东天山巴里坤草原的岳公台遗址，地位就凸显而出。

调查队开往岳公台遗址，开始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

天山山脉像一柄宝剑，这柄剑劈开了广袤的荒漠，北边是准格尔盆地里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边是塔里木盆地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剑的锋尖就是东天山，锋尖所向，阿尔泰山闪开身躯向西北东南方向逶迤，而锋尖所指，直逼甘肃马鬃山。

巴里坤草原就位于宝剑锋尖东天山的北麓。把万里碧空当作画布，用最亮的白色描出雪峰，再用青黑色刷出阴沉而峻峭的山体，然后把厚厚的墨绿色泼在山前的缓坡上，那是一大片茂盛而浓密的草原，充满无限生机的草原。下来画上松林吧，画上从山口奔流而出的小河吧，画上山脚下的乱石和石头垒砌的村舍和围墙吧。这就是巴里坤县城西南3公里处的图景，一幅摄人心魄美不胜收的油画。

这里地处山北迎风坡，降雨丰沛，气候凉爽而湿润，群山半环侍立，呵护着这块南高北低、视野开阔的天作之地。此处西北不远便是银子一般的巴里坤湖，古称蒲类海。再向西经木垒、奇台可进入准噶尔盆地。向东穿过伊吾谷地是蒙古大草原，东南与甘肃北部地区接连，向南可穿过多处山口进入哈密盆地。这里扼守欧亚大陆北方大草原东西交通的咽喉，也雄视财富流淌的丝绸之路，地理位置关键而重要。

位于这片草原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以西南东北的走向分布，西达西黑沟，东至县城正南的岳公台山峰，北到兰州湾子村，南至天山北麓峰谷之间，南北宽约3公里，东西延续约5公里，面积约十余平方公里。早在1983年和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队调查并发掘了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和弯沟口内的4座古墓。

调查队每天一大早从巴里坤出发，皮卡车里除了工具还有馕、水壶、西瓜和西红柿，他们的午饭几乎都在工地上解决。酷日下每个人头戴遮阳帽，脖子上搭一条蘸过水的毛巾。太阳下山后才回驻地，这时候从山上冲下来的风已经带有刺入肌肤的寒意，他们得裹紧冲锋衣，加快脚步。

当地的农牧民好奇地看着这些人用卷尺认真地测量着那些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石头堆，看着这些人蹲在乱石堆前仔细端详每一块石头，那眼光就像在凝望刚出生的羊羔。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曾经是某个游牧民族的王庭，有过人世间最高贵的权威、尊严、仪式和神秘，他们更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绝的战争，杀戮与烈焰把这里变为人间地狱，往日的繁荣与衣冠瞬间化作凄厉的哭号和血流漂橹的死亡。所有故事与秘密，爱恨与荣辱，只有那些石头们知道。

王建新他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对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的文化遗存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和记录。

遗址中有大型石筑高台3座，这些高台“建于地势较高、视野开阔且较平缓的山坡上，平面为圆形或近圆形，由卵石堆砌而成，呈丘状，高度一般为3至 5米，当地群众称之为‘鄂博’或‘敖包’”。3座石筑高台，“自西向东分别为：双闸鄂博、高家鄂博、倪家鄂博”。石筑高台具有明显的宗教祭祀功能，往往是一个建筑群的中心。

3座石筑高台周围分布着数量较多的卵石砌筑的石围基址，这些石围基址以石筑高台为中心，排列有序，与石筑高台构成系统的建筑遗迹群。其中，大型石围墙基址3座，石围基址32组共126座。1984年发掘的邵家鄂博遗址为大型石围墙基址中的1座。

邵家鄂博大型石围墙基址，位于兰州湾子村西南不远处，围墙高近2米、厚达2米，很有章法地用卵石块堆砌而成。室内面积达117平米，分为主、附2室。“主室居南，地表留有许多柱洞;附室居北，与主室有门道相连通。附室东向开有一门，并有斜坡门道。遗迹内出土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炭化小麦粒等。所出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红褐陶器为主，器形较大。此外，还见有少量彩陶，纹饰以倒三角，倒三角网格及弧线纹为主。石器多花岗岩质，以大型马鞍形石磨为主，另有钻孔石斧等。青铜器有大型双耳圈足鍑和环首铜刀等。出土有人骨架17具，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发掘者认为，该基址为居住遗迹，‘曾三次居住，均见灶坑及地面，最后毁于大火。’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基址是一座大型墓葬遗迹。目前，该遗迹的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其性质的确认还有待于今后详细资料的公布”。

整个遗址群有墓葬300座以上。大多数密集分布在山谷口附近，形成了墓葬群，弯沟口外的墓葬群有墓葬二百余座，1984年发掘了其中4座。“这些墓葬沿沟谷分布，地表面有砾石围成石圈，直径4到5米。墓葬的下部结构均为竖穴土坑，一座墓穴为土坑偏室，其余三座均为单室。葬式有仰身曲肢、仰身直肢。墓主人头西脚东，面北。见有二次葬。墓葬中出土有陶器、骨器、铁器、料珠、贝币等。其中陶器主要器形有罐、杯，多单耳，纹饰有附加堆纹。另见有羊、马等牲畜骨骼。墓葬出土的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