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华满凉山

安宁河谷，瓜果飘香，彝海之畔，清风微拂。广袤凉山，一片盎然生机，红色遗址在境内星罗棋布，诉说着凉山近百年的苦难、坚守与蜕变。

不少人都知晓，凉山与红军的缘分，起源于工农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即1935年5月3日至30日，红军长征途经如今凉山州境内的会理、德昌、西昌、冕宁、会东、宁南、普格、喜德、越西、甘洛8县2市。实际上，彼时的凉山虽然处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向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有着交通天险的阻碍，但红色思想早已在这片热土落地生根。特别是在安宁河谷肥沃的坝子上，沟渠纵横，阳光水源充足，夏季稻田一望无垠，冬季小麦、油菜吐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耕读传家的大族因而能立身，进步思想蔚然滥觞。

先觉者

自西汉司马相如招抚邛（今西昌）、笮（今汉源）等地，西昌已是帝国版图西南的重镇。三国时候，诸葛亮南征孟获，进兵入滇，从成都西行，经今天的雅安、荥经，至泸定后南折过大渡河达到冕宁、西昌，这条线成为成都至西昌的重要古道载满了历史。

1929年的一天，一名青年才俊的坚毅身影出现在古道上，他不惧疲惫，日夜兼程从成都赶回西昌。他是西昌籍的地下党员廖文彬，当时，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他到西昌开展党建工作。他先后利用西昌宁远联立中学、越西乡村师范、保安小学和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等任教身份，传播革命思想，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团员，并建立了西昌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

彼时，廖文彬等人以教师职业为掩护，联合进步青年教师等组织“学生自治会”和“新文艺研究会”，组织省二师、西昌县立中学等学校的学生学习救国救民的道理。

1930年暑假，廖文彬以“新文艺研究会”的名义带着进步师生，在北城药王庙的楼上秘密组织“邛泸益智读书会”，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革命思想。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西昌，廖文彬立即组织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当年秋天，廖文彬先后发展周国晟、王辅、杨治国入党，随即建立了西昌的中国共产党西昌特别支部？，廖文彬任书记。

廖文彬有过留学新加坡的经历，他对凉山地区的进步青年影响颇大。当时，生于冕宁的耕读大户人家的陈野苹，便深受其影响，将马列主义奉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信仰。1933年，陈野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冕宁县第一个地下党员。

据陈野苹后来回忆，1933年下学期刚开学不久后的一个礼拜天，天下着蒙蒙细雨。杨治国通知陈野苹去开会。在那次会上，陈野苹碰到了接替廖文彬工作的童光敏。“4个人开会，童光敏主持会议，我们商定假如有人来抓我们，就说他与周国晟是朋友，我与杨治国是朋友，他来找周玩，我与杨路过进来避雨，我们之间不相识。那时，刚入党什么都不懂，听了童的谈话，感到很新鲜。当时童光敏任西昌特支书记，周国晟是特支委员。”

后来，他们在省二师校发展了众多党员，廖志高便是其中之一。他与陈野苹是省二师的同班同学，比陈野苹晚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到达冕宁后，廖志高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陆续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干事以及长征先遣团干事等职务，跟随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并见证了长征的胜利会师。再后来，他任西康省第一任政府主席，西康省与四川省合并后，先后被任命为四川省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对凉山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

然而，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在莽莽凉山，到1935年初，先觉者们面临着最艰难的考验。西昌的地下党组织遭到“防共委员会”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抓甚至被杀害。陈野苹只能暂时跑回冕宁城南三分屯的家中躲藏。一天，冕宁共产党员邓明鸿跑到陈野苹家，告诉他：“红军要来了……”

红军来了

金沙江北岸会理县境内的中武山麓，四周山势巍峨险峻，滔滔江水惊涛拍岸，日夜东流。红军长征渡江指挥部遗址便坐落于此，对岸为云南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皎西乡皎平渡村，此处江面宽阔，水流平缓，自古以来便是川滇两岸的重要渡口。

1935年5月，皎平渡旌旗猎猎、人喊马嘶，37个船工分成两班，人休船不停，昼夜不停地助红军渡江。今天回头重温这热血的一幕，将其定义为中国军事史上军民共同创造的奇迹并不为过。

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挫败了蒋介石的“围堵”计划。1935年4月，遵照中革军委《关于迅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中央军委在云南寻甸县发出关于中央红军从云南北渡金沙江入川，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蒋介石急令各渡口毁船封渡，同时催令各路敌军赶到金沙江边，妄图将红军“追至江边解决”。

5月1日，中央纵队干部团先遣连五连连长肖应棠深夜赶至皎平渡后，依靠船工张朝寿找到两条船，渡江后消灭了北岸守敌。2日，红军先后又找到了4条木船和36名船工，即实施昼夜摆渡。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渡口的宣传队员用快板有节奏地朗诵编制出的顺口溜，以振士气。到9日，红军过江后，遂将渡船全部销毁，对私人船只付给大洋作为赔偿，同时叫船工们到深山隐藏，防止敌人追责迫害。

当年帮助红军摆渡船工来自云南的禄劝和四川的会理，张朝寿、张朝福、周启龙、田兴奉、向二糖匠、杨麻子老倌……37名船工有的留下了名字，有的仅留下外号，如今他们永远被记录在了会理县红军长征纪念馆。

会理人周启龙便是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之一，他的儿子周庭荣回忆，当年父亲第一次见到红军，看到他们拿着枪，心里还是害怕，不少人躲到了山洞里。红军对他们说，不要怕，我们是穷人的队伍，现在找船渡江，以后我们还要回来给你们分土地。见红军“待人和气，给钱公道”，周启龙等人才放心。红军还把肉和饭留给船工吃，而战士们都喝清汤。

如今，皎平渡北岸还留存不少山洞，当年这些山洞是马帮休整歇脚的场所，红军来到会理后，便把山洞改成了临时渡江指挥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曾短暂地住在洞内。

金沙江水流湍急、险象环生，船工们冒着生命危险打破了“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老规矩，连夜摆渡帮助红军安全渡江。皎平两岸的山水，见证中国共产党与凉山百姓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故事。

渡过金沙江天险后，红军向会理进发，于5月12日在会理城东北郊的铁厂村召开了入川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并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长征”诞生

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进，攻德昌，绕过西昌城，先头部队于1935年5月18日深夜抵达礼州古镇。

礼州位于西昌城北部20多公里处，古称“苏祁县”，为南丝绸之路牦牛古道的驿站，也是西昌城的北门户。《西昌县志》记载，红军到礼州之后，“倾筐倒箧，发掘窖藏……所有布服等件，难于运动者，则用竹筐舁至文昌宫戏台上，向空抛掷，任贫民争取”。他们将没收地主的粮食、布匹及财产抬到文昌宫戏台上分发给穷人，还在文昌宫召开群众大会，向当地群众讲解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胡家是当时礼州镇的名门望族，胡崇绅1923年出生于今礼州镇益民南街25号的胡家老宅，他的祖父胡焕之是团练局长，掌握地方武装，父亲胡怀先曾在日本留学，母亲饶应芳来自北洋军阀议员家庭。

红军来礼州之前，胡怀先家人听闻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躲到了山上，仅留下了两名老妇守家。几名红军推开胡家的朱漆大门，见屋里有不少书画和日文、英文的工程学和医学书籍。一名红军拿起胡怀先在日本爱知医科大学读书时实习和生活的相册，翻阅之后郑重地将相册交还给了看家的老妇。他们离开时，在胡家大门左上角用粉笔画了一个符号，从此，红军在礼州再也没有打搅过胡家。

几个月后，胡怀先听说了红军善待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实情，方才带着家人回到祖宅，发现家里财物、粮食丝毫未动。

这件事给十多岁的胡崇绅极大震动。1935年末，胡崇绅的父亲和叔叔被国民党加诸“土豪劣绅、私买枪支、私通共党”的罪名，逮捕至西昌杀害。胡崇绅被母亲送到成都避难，后来他加入地下组织，肩负起拯救家国的重任。胡崇绅后来回忆说，“红军经过礼州时，就在我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成都读书时，我看了很多书，已经有了目标——找共产党，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如今的礼州，青瓦白墙的民居与青石梯交相辉映，山水的滋润中，桃子、葡萄等瓜果十里飘香。经受过苦难的磨砺，礼州人明白今天的甜蜜幸福源自什么，当地乡土深情，处处镌刻着红色风华。

红军驻扎过的街道、民房、寺庙和祠堂等革命遗址依旧完整地保留着，西禅寺周恩来住过的小屋，红军分发浮财的文昌宫，红军驻扎最集中的北街，如今仍保存着原貌。礼州镇田坝村边家大院，堂屋大门的门檐上还有两个枪眼，为当年警卫员挖开的口子，目的是防止敌特分子的袭击，以便可以在屋内向屋外放枪。毛泽东当年曾在大院一侧的主屋居住和办公。

今年90岁的边仕光老人将当年爷爷边玉昆与红军的故事，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娓娓道来。红军离开后，有人建议边玉昆将门檐上的两个枪眼封堵上，边玉昆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封堵上就没有意义了，这是历史的见证。

红军到礼州时，边仕光只有两岁，当时发生的事情，都是后来爷爷一字一句告诉他的。爷爷告诉他，红军待人和善，他们艰苦却有信仰，穿的是破衣服和草鞋，还有的甚至打着光脚，不少红军没有制服，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但他们都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分一毫。

边仕光老人从贴身的包里取出一个盒子，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拿出被红布包裹的银元，银元上面刻着“云南省造、光绪元宝、库平三钱六分”的字样。老人深情地说，这枚银元是边家的传家宝……

原来，红军离开边家大院前，边玉昆知道毛泽东喜欢吃辣椒，特意为他准备几串辣椒和一捆草烟。毛泽东推辞说，红军是有纪律的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边玉昆执意坚持，毛泽东才收下了辣椒和草烟，并掏出那枚银元来给边玉昆。当时，一枚银元可以买30斤大米，远远超过了几串辣椒和一捆草烟的价值。边玉昆坚持不收银元。第二天早上，边玉昆起床发现红军早已悄悄离开，院子前后被打理得干干净净，他在毛泽东用过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发现了那枚银元静静躺着。

从此之后，边玉昆将银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并叮嘱后代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红军在离开礼州前的5月21日，中革军委接到前方刘伯承、聂荣臻发来的侦察报告，在礼州土官庄（今田坝村）的边家祠堂作出“泸沽分兵”的重要军事决策，决定红军主力不走大路，改由冕宁经大桥、拖乌一带彝族聚居区，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会后，军委于当日18时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电令，之后才有了“彝海结盟”。

5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人到达冕宁。为贯彻“礼州会议”和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当天，中革军委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第一次在民族地区颁布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正是在这个布告中，中央红军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首次以“长征”一词代替之前的“战略大转移”。

红军里的彝族党员

5月23日，红军在冕宁的文庙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陈野苹主持，朱德在会上重申了红军的纪律，说红军是自己的军队，红军不拉夫，不扰民。我们穷苦人要解放，要出路，就要武装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靠自己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