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日记

1948年4月8日

早起听警报机一响，急忙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往车站上跑，气喘吁吁。刚刚跑到，火车已经进站了。一堆人从车上下来。风从南面卷来沙粒，我寻不着熟人。刚想戴上眼镜，猛抬头见厂民同志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女同志。我急急把眼镜装入袋里，跑上前去和他握手，他的手握得很紧，使我感到温暖。他跟我赶快到大会去报到，并穿衣服，说在车上冻坏了。

在下坡处，他给我介绍说那个女人就是丁玲同志，我忙点头微笑，表示很幸运，她却似睬也不睬。我想何以这样冷淡呢？

陈企霞同志竟没有来，叫人失望。听说他到正定去了。

我带厂、丁报到，看房子，洗脸之后，便回来学习。

早饭后，听曹政委扩兵总结报告。

外面下着雨，下得很大，房上流着水，地下净是泥。

晚饭后，踏着泥去厂民那里满怀热情地找他，扫兴的是没有见，估计往丁玲那儿去了。去吧，不认识，何况眼皮又那样不高兴抬一抬呢。不去吧，实在想念厂民、何洛同志。在门口踌躇很久，得问到一通信员，厂、何确实在里面。我斗胆进去，果然是冷冰冰的，正吃花生。坐在炕沿上听他们说话，间或也插一二句，但，自己也觉得太无味。

总之，今日之晤见，很令人灰气。

1949年10月29日

华大已经有了音院、剧院、美院，只无文院。现在丁玲、田间都在筹备成立文学研究院，并已由田间起草，送交党委批去了。丁玲回来大概要着手办这件事。

1950年8月8日

陈淼说他向丁玲把我提了一下，丁玲说消息不发表也可以写信向组织上请求的，让他们指名调可能性很小，主要看我自己的奋力争取了。

1950年9月23日

丁玲的计划非常之大，她用很大精力来搞这个所，她计划一定要办出些成绩来，准备拿出几百万字给周总理。

陈淼说丁玲这人对事情非常认真负责，对青年特别关心热情，感情很丰富。陈淼去鞍钢就是她的主张。她临上车去苏联了，还给陈淼打电话，祝他努力和成功！虽短短两语，给陈淼鼓励极大。

1950年11月9日

老天又赋予我一副凡事认真的脾气。假如不去拼死拼活招架呢，也许不致累成这样子。但脾气使我即使娱乐也还不能吊儿郎当。

2点钟，在课厅开会，田间说了一下明年第一季的教学计划和编组。编组分为甲乙两班，然后有互助组的形式为辅助。

之后，张天翼讲了几句。他病了还没有好。开始一立起来，说话声音很大，丁玲在一旁忙警告他道：“小声点，小声点。”——看，她就是这样细微地体贴和关心着一个作家，生怕说得累了会触犯他的病。——张天翼只强调大家好好学学辩证法和唯物主义。

最后，丁玲讲话。讲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人感到疲劳，听来亲切有趣，使你感到热情的温暖、鼓舞的力量！听着，心就像放在熨斗上一样，舒舒贴贴的。听着，就像陶醉于勇敢雄壮的进行曲中，恨不能立即跳起来，前进，前进！不管她过去在生活上意识上有过什么缺点，而她的品质还是纯洁的，尤其在专心致力于培养青年作家，在对青年人的热情这一点上，更为可钦、可感！

她大致上谈了五点：

1.我们都有个理想。我们被这理想鼓舞着，你们有，我也有。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可是，真的少吗？并不。文艺杂志数十种，没有谁可以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如我们看了《水浒传》，就想去对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我爱湘云了。可是看了我们的书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也就把它忘记了。（写到这，我不能不感到兴奋，同时更感到惭愧和警惕地记下她这样一段话。她说：“我们在人民大学去讲演时就吹了，《平原烈火》比起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只是这样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她这段话，我必须立即确定对待它的态度和看法。不然，将对我产生极坏的影响和作用。她的话，只是用来鼓励我（但仍是有些过火），也用来鼓励诸位同学。她是在让我更加劲，更虚心，兢兢业业去刻苦学习，创作真正像样的作品。尤其人物刻画，更要注意下苦功夫。如果把她的话理解为对我的一种估价，是一种表扬，因而趾高气扬，突感身价十倍，因而盛气凌人，觉得比别人都高一头，竟也可以与西蒙诺夫拍拍肩膀，因而便骄傲自满，看不起人，放松了对骄傲的警惕、对事业的刻苦追求，那便是大错特错，给自己堵塞光明，而颓向堕落，也严重地违背了丁玲的本来意思！——她继续说：所以，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我开头给人吹牛，文学研究所终了时，要写出像《火光在前》《平原烈火》这样五六本，这是太着急了。这是不可能的。研究员同志们也不少急着想写东西，说我过去有生活，得这样个环境和条件不容易，你们快帮助我写出东西来吧。这也太急了，急是不行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嘛，哪有这样快呢？像古鉴兹，睡了一觉起来，就想写个长篇，就想当个成名作家，他今年才20岁，我的孩子也已20岁了呀（人们大笑）。这怎么行呢？我们主要是学习的，创作要搞，但不要搞得太多。不能希望创作出多少东西来的。那是吹牛！

2.主要靠自己学。单等人教是教条主义，有些东西是自己慢慢体会来的，不是教会的。如果教得会，整天请郭沫若、茅盾来给大家讲，能讲出几十个作家来吗？文学所的成立，就是给大家一个环境，一些条件上的方便。

3.要加强政治学习，不学这个是傻瓜。她说，他们没有好好学不知吃了多少亏，走了多少弯路。下辛苦不小，却弄不出东西（生活并不就是创作），就是因为看不见问题。她主张政治学习一定学好。她表示要坚决弄个政治教员来。

4.互相学习。她说：平常我们常说下乡，跟群众学习，到乡村中找个老大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了一点点。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找吴长英好好学习呢？为什么不找工人好好学习呢？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和关心，从帮助别人中学东西，在对别人的关心中获得别人的帮助。

5.要批判地学。她主张要批评，要多谈（谈创作，不是清谈），要直爽。直爽地批评，才是好批评，对人对自己有用的。她附带批判了胡风的读书主张“喜欢读什么就读什么”。她认为“要跨到新的时代来”，喜欢张恨水就不能去读他，不能浪费那时间。学新文学史，就应该围绕着找些“五四”以来的作品读。读书是应该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的。胡风是诗人，感受力大，我们比不得他的。作品太强调主观和感情也不对，应先考察一下自己的感情对不对。

最后她说：“我的脾气，向来讲话是没有准备，扯到哪儿算哪儿。人们还爱听，我就多讲些，看着不大感兴趣，我就不讲了。我讲的不一定对，你们大家也批判着听。如果认为有些对呢，那你们就来偷取一点吧！不，送给大家吧！如果以为没有什么对，那只当打了一场球。反正我是心里有什么说什么，即使你们得不到什么，也可以了解我这个‘人物’吧（逗得人们哈哈大笑，鼓掌散会）！”

经丁玲这一宣扬，《平原烈火》立刻有点儿轰动，李纳就打听哪个是徐光耀，歌焚忙指着我告诉她。潘之汀说前天还见一个青年学生问《平原烈火》出版没有，他一直等，还未找到。别人也说是怎样怎样感动。晚上，李纳竟问我是否平原省来的。——我对这些只好逃避和感到赧然！

1950年11月18日

来了，却只有韩雪野一人，伴着来的有曾在四野当过政治干部的一位朝鲜翻译（现在朝鲜大使馆）。丁玲、陈企霞、田间、康濯、吕剑，大家直立，脱帽鼓掌。落坐后，韩先生要求随便说，大家提问。这一点，我们全无准备。丁玲很机动，立即问了一下朝鲜作家在前线的情况，韩先生讲了好大一阵。随即又提出一个人民军中的文艺活动问题，他又谈了。于是，问题提不出，丁玲也应付不来了。怎么办？韩先生要求大家都讲一讲。丁玲第一个便看到我，伸手招呼，叫我讲一讲。后来陈企霞也要我讲，康濯也直点头。丁玲并通过翻译向韩先生介绍，说我从小在部队长大，现在25岁，曾在华大学习过，是《平原烈火》的作者，那是一部很好的小说。韩先生居然也给予极大注意，把我的名字和书名登时记了下来。这之后，丁玲更催紧了，一定要我讲。我说：“没有准备呀！”她说：“向朝鲜人民致敬嘛！致敬，致敬！”我对致敬尤其没有办法，这一套是从不曾有过任何留心的。陈企霞就让我讲讲自己的文学道路和经历，这才稍稍鼓了一下勇气。我想起了给苏联大使馆写的自传和在天津文代会上的发言，那些中心内容是可以应付一下的。于是决定讲了。未开口，先掏出手帕来擦了擦脸上的汗，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说了两三句，汗又激出来，脖子里也在流，背上蒸得发烫，便又用手帕擦一次汗，又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我从入伍谈起，逐步谈到开始写通讯，开始对文艺发生兴趣。正谈着，忽觉得不对头，便问丁玲道：是否需要翻译呀？她说要。我于是停住，小翻译就给韩先生说起来。我虽然仍发烧，脸虽仍然红，可是既讲开头了，也就沉住了气。

翻罢了第一段，我接下去讲“五一扫荡”，把那时期的战斗也着实形容了一番。不知韩先生怎样，别人听着似颇有所动。打住以后，陈企霞上来告诉我，段落可以分得更小一些。我点头。趁翻译机会，我偷眼看看同学们，他们一遇到我的眼光，马上就笑了。我也就跟着傻笑。奇怪的是，我每次停住之后，并不想往下该说什么，只是留神大家的反应。他翻完了，我便自然而然地接下去，一面说着也就有了剪裁。大概说了有五六段吧，把经历谈完了。最后一段，无论如何也要讲一讲对朝鲜人民的感情了。匆匆地想了想，然而毕竟太紧张，太没有经验，又确实没有什么内容。结果说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当然，这种话也没有人去追究它的好坏的，只说明有那份心思就行了。

阿弥陀佛！我过了一关，自信这一关过得还不坏。但是，我付出了多么严重的一头汗啊！

1950年11月23日

今天丁玲说，中国人一定要写出中国的东西，不能写成外国的，那是太糟糕的事情。然而，生活贫乏，却逼着你“偷”外国的。这《卡宾枪》谁晓得有几分像中国人呢？丁玲说：“鲁迅先生看外国极多，可是，他没有一点儿外国味道，全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们要怎样去学习呀！

1950年11月28日

上午，开“生活创作”座谈会，丁玲又一次提出来胸怀要宽大，生活要愉快，情绪要饱满。时代是明朗的，性格也必须明朗，否则便不能感受这样伟大时代的伟大情感！

1950年12月9日

丁玲说：“不熟悉的人，即使伟大，死了，于我们无所动;一个熟悉的人，说他死了，立即有甚大反响。”我们的友谊是根深蒂固的，全是形象化得来的。

1950年12月12日

中午，董彦夫拿来几张照片，是礼拜（天）他在游行中照的。其中一张是我和陈淼、丁玲谈话时照的。丁玲模糊不堪，而我是在几张中人物最清楚的一个，叉着腿，若即若离地在听丁玲谈什么，很有点小孩子的天真模样。

1950年12月15日

下午到田间房子去交卷，推开门，正逢着丁玲在那里。我交了刚要去，她把我叫住了，拍着身旁的沙发说：“来，玩一玩。”我只好坐下来，心中立即感到，她想锻炼我了，并且，主动地找我说话。她给我介绍正在小桌上吃饭的白朗，女作家，我们握了手。

她问我近来干什么，我回答看《种谷记》。她马上问：“你感到怎么样？”我立即感到她在“盘问”我了。我提一口气正准备回答，田间走上来给打断了。——我坐在那里听他们关于《人民文学》也要出丛书的谈话，听来也有趣。但极端奇怪而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我恰在那几分钟里渴思睡觉，极力振作，眼皮仍是打架。我感到，即使在丁玲“盘”我的时候，也有可能倒头睡熟。这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是生理上有了什么衰老的变化，还是怎的？何至于竟严重到这般程度呢？奇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