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于古今中西之间的文化骑士

提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学者陈子善先生曾说：“美国人认林语堂，英国人认熊式一、蒋彝，法国人认盛成。”在这四人中，盛成最富传奇色彩。盛成，是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国际著名学者，1899年生于江苏仪征，1996年逝于北京。1979年，盛成从海外归国后到北京语言学院任法语一级教授。1985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马乐代表密特朗总统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此最高的荣誉表彰他对中法文化交流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抗日战争作出的特殊贡献。

 汉学家庭

盛成出身汉学家庭。母亲郭氏，是清末“太谷学派”张积中的后人，父亲盛达泰育有三子，盛成排行第二，原名盛延禧，从小深受汉学世家学术思想的熏陶。1920年代在巴黎时，盛成曾给法国汉学教授韦锡爱（Arnold Jaques Vissière， 1858～1930）和时任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法国前总理班乐卫（Paul Painlevé， 1863～1933）谈起过他的汉学家庭，他说“阮相国（阮元）是舍亲……家母的曾祖母，就是相国的堂妹”，阮元是清朝中期的官员，是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当时仪征学派的代表和领袖人物。盛成所说的“我们汉学家庭，有十六个字真传——平实精详，实事求是，卑勿高论，通经致用”，即是阮元提出来的。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深受仪征学派影响，周太谷有两个弟子，分别是张积中和李晴峰，此二人是太谷学派的第二代传人。刘鹗24岁时拜李晴峰为师，成为太谷学派第三代传人，其书《老残游记》亦由此被人称为“太谷学派的传道书”。盛成说，他母亲的父亲郭守曾，其原配李氏是李晴峰之弟李光橁之女，是李光橁和妻子张氏的长女，而张氏系张积中的妹妹。如此复杂的姻亲关系网，构成了盛成的汉学家学渊源。盛成说，“汉学之精神，即在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不厌详举;此与科学相同。西汉与东汉之分，不在今文与古文，而在一个平字……平，即卑无高论。……西汉治学之精神，在平易;治国之精神，亦在平易近民”。一席话，令韦锡爱惊愕赞叹不已，说出自己治学多年仍是门外汉的话来，他说：“我们都以为汉学，就是考据学，宋学才是讲理学的。今天遇到您这汉学家庭的后裔，说出西汉的精神哲学，也就是科学哲学，真是无法表示我的欣慰！”晚年在北京，盛成融会中西学术思想，发挥太谷学派的治学精神，提出“强有活力，全盘协调，通体致用，和平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寄语生活于“高科技、高难度、高速度、高智力”时代的中国人，传承与发扬我们古老文化的精华，使中华文化屹立于世界。正因此，盛成也被今人誉为“太谷学派”最后一位代表。

 “辛亥三童子”

1910年，盛延禧转到南京汇文书院读书，汇文书院是美国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办学目的是“教授高级科学课程，以便在中国知识界获得一席之地”，是南京金陵学院的前身。在汇文学院读书期间，他经韩恢（同盟会会员，1887-1922）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更名盛成，寓“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之意，与他的哥哥盛延祺（又名延年，字白沙，1894-1923）成了革命同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血战南京。盛成利用孩子身份，往来于城里城外，侦察敌情、传送情报。南京光复后，盛成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中山先生嘱咐他：“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1912年，盛成入南京铁路学校学习，同时拜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习佛学和儒学。1914年，盛成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攻读法文，结识徐悲鸿，常与其一起业余时间向黄宗仰学习佛学，并拜章太炎为师，定期听这位学问家和革命家讲《庄子》。1917年，盛成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当工人，结识周恩来等人，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提倡科学救国，认为“中国一切不科学，不民主;必须鼓吹‘德谟克拉西’，提倡‘赛因斯’，始能救亡图存”。1919年，盛成在黄兴夫人徐宗汉的资助下，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立志“研习科学，来救中国”。

 科学救国

1920年1月，盛成经伦敦抵达巴黎，进入巴尔扎克的母校旺多姆中学进修法语兼修数学。10月，盛成进入蒙白利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学习蚕桑，开启了学习科学救国之路。没想到第一堂课，老师就要他们“将过去的科学，即一加一等于二的老科学，丢在教室的外面”，然后才来学“二十世纪的真科学，爱因斯坦相对论”。这在盛成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闻所未闻”。1922年2月，盛成转入意大利巴都大学学习，有机会亲耳聆听了前来演讲的爱因斯坦的雄辩：“旧的科学，旧的科学方法，是旧了;落伍了！我们须要新科学，与新的科学方法。” 爱因斯坦的思想让盛成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反复思考科学新旧之分，认识到“旧科学，是因果法则的科学……旧科学方法，是因果律的应用方法……不容许有任何例外，如有例外的异论……那是科学的异端学说”，而新科学，则有更开阔的视野，例如对于因果关系，要意识到事物是“相关的，相依的，而不是相同的”，要在诸多“空间的差别”与“时间的差别”中把握事物，恰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盛成记起了托尔斯泰的《真科学与假科学》，在托尔斯泰看来，真正的科学，教人类以正当生活的方法，它所以存在，即在阐明真理，而假科学却足以荧惑人类的思想，成为万恶之源。盛成赴法学习蚕桑，他的师长们殷殷期盼盛成复兴中国蚕桑之梦的破碎，证明了假科学大行其道，假科学赶走真科学的诡异之事的存在。真假科学的理论，后来帮助盛成理解了复兴中国蚕桑失败的事实，也使盛成关注到了西方现代科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再次沟通之道，坚定了他“天下殊途而同归”文化信念。

 殊途同归

1923年，盛成从意大利回到了法国后，进入蒙白利大学，专习细胞学、育种学，四年后获得该校高等理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短暂充任母校蚕桑科实习主任。1928年，盛成获聘巴黎大学，主讲比较桑蚕学和中国科学课程。3月6日，盛成中国科学课程第一讲，在讲台下坐着慕名而来的法国文坛领袖保罗·瓦雷里（Paul Valery， 1871～1945）、中国学院院长班乐卫和一群名流学者，其中还有一名普通的中国学生巴金，听众极多，后来者只好倚墙而立。盛成在此次课堂上，给大家讲中国的《易经》，提出“《易经》实为万物万事科学之祖先”，并用科学的方法演《易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听众此起彼伏的掌声中，盛成反复讲了这样一条朴素的真理“天下殊途而同归”，他说东西方科学虽然所用的方法不同，但是结果确实一致的。其实，早在读书期间，盛成已然逐渐意识到了东西方文明的相通之处，这次汇通中西科学的演讲，无疑是他多年来认真地思索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结晶。

1928年6月，盛成法文版的《我的母亲》出版，这部作品是他计划中的“归一集”的第一卷。所谓“归一”，是指人道的归一及人类的归一，亦即“人类一体，地球一村，万象归一”。在盛成的计划中，“归一集”共五卷，《我的母亲与我》《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东方与西方》《归一与合体》为其余四卷，可惜后两卷并未成书。出版之前，盛成拿着《我的母亲》手稿去拜访瓦雷里，瓦雷里读后，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引言，他在序言中说：“拿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的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谊，如何使人不神魂颠倒心摇情动若山崩呢？”此时，瓦雷里丧母不久，盛成在作品中对母亲的描写，深深触动了他对母亲的眷恋与思念之情，他说“听她（盛母）说话，真是一件快事”，我们可以想见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对他自己母亲的思念之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瓦雷里极认同盛成的“归一”理念，他说“这里同那里一样，同归而殊途，欧西与亚东相同，时时受过去的影响，也时时受未来的激击”。有了瓦雷里的介绍信，盛成的书找到了出版社，有了瓦雷里充满诗意与深情的引言，《我的母亲》一夜之间轰动了法国文坛。从此，盛成开始了他游走中法之间的人生序幕，成为那个时代连接中法文化的纽带桥梁。

1929年初，盛成先后到比利时、瑞士等国家演讲，“讲家庭、讲中国、讲文化”，讲“天下殊途而同归”的哲学之道。4月14日晚，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 1869～1951）邀请法国社会名流和读过盛成《我的母亲》的文化人为盛成举行饯别酒会。会上，纪德说：“世界文学必定产生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一定产生于地方文学。地方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根源;民族文学又是世界文学的根源。盛成的《我的母亲》，就是地方文学的一个典范，同时也是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必不可少的佳作。”德国大作家歌德受中国古典小说《好逑传》的启发，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说“中国人的想法、行为和感觉都几乎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和他们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做的比我们更清楚、纯洁和高雅”，“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纪德则有感于盛成《我的母亲》在法国文坛产生的巨大影响， 提出了“世界文学必定产生于民族文学”著名论断。中国当代学者黄子平在听钱理群谈起这段悠悠往事时，更是提出了“沟通东西方文明，实现人类大家庭‘内在的归一’，这也许就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任务、总趋势……世界文学，是各民族之间用文学来进行的一种对话，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同时也就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学价值的认识”的重要论断。同样是因为《我的母亲》在法国的影响，法国《埃及妇女》杂志开始关注盛成，1928到1932年四年间，通过《埃及妇女》（L’Égyptienne）的推介，盛成可谓成了“埃及和法国妇女之友”，极受妇女界的欢迎。 4月15日，盛成告别巴黎，开启他的东方旅行与归国之路，他的第一站即是埃及。

 “游击教授”

1930年10月10日，盛成经埃及、印度回到中国上海。31岁的盛成是“载誉而归”。上海文化界以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召开欢迎会，蔡元培主持会议，杨杏佛、林语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沈从文等上百名文化名流出席了欢迎会。1931年，盛成接受蔡元培和胡适的邀请，到北京大学文学院法文系任教，教授“法文诗与法文小说”“法国文学史”等课程。1932年1月日本军队突然袭击上海，盛成立志南下从军，在恩师欧阳竟无的引荐下任19路军政治部主任，负责管理三个义勇军。19路军撤出上海后，盛成回到北平，除了在北大、清华等学校兼职教法文外，主要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教昆虫学。1933年1月，盛成结识了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女士，旋即成婚，郑坚是齐白石的徒弟，白石先生做了两人的证婚人。不幸的是，郑坚于1938年4月去世。盛成是在前线劳军的时候得到妻子去世的消息的，身心受到很大打击，辗转了战时的大半个中国，终于将孩子们接到身边。因为考虑到要教育子女，经孙伏园等人介绍，盛成认识了学幼稚教育的李静宜，两人结婚重新组建了家庭。在后来辗转漂泊的时光里，李静宜一直陪伴盛成左右。1934年11月，盛成奉命赴欧洲暗查故宫盗宝案，到访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丹麦、挪威、德国等欧洲诸国。1935年5月，盛成回国之后，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加入国民党，业余时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习汉学。在此期间，盛成加入了中国文艺社和中苏文化协会，时值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纪念，应苏联方面要求，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编辑出版纪念专集，盛成从法语转译了普希金叙事长诗《无国游民曲》（又名《茨冈》），收入1937年初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中。1936年2月，盛成举家迁居上海，到中华书局任编辑，业余从事写作和翻译。这期间，他还出版了《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933）、《意国留踪记》（1937），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村教士》（1940）等，并将《我的母亲》进行了再创作，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