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在1939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在整理朱先生遗著的过程中，我不能不为他当年的致力方向和学术成绩感到惊骇。朱先生在民国学界是一位孤独的探索者。他的读书治学不受时风的影响，从苦读中参悟，在融通中得解，自成气象和格局。从1939年转治传叙文学，朱先生为此奋斗了近五十年，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为最后一部著作《元好问传》写下最后一个句点。

1939年，朱东润先生43岁。年初经过艰难曲折的旅行，到达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虽然院系人事有些小的冲突，相比较全国热血烈火的抗战，乐山大体平静，弦歌不辍。夏间日机轰炸，乐山有学生蒙难。朱先生上半年继续讲授文学批评史，暑假随同事往游峨眉、青城，下半年初拟开六朝文，改而安排讲授他课。

 艰难入川和《后西征赋》的写作

全国抗战的爆发，显然不在朱先生预料之内。1937年初，因为居家狭窄，子女众多，准备在泰兴老家动工造房，春间采购物料，5月动工，至8月还未完成，武汉大学开学已近，只能将事务交待给夫人邹莲舫，赶回武汉。此后战火遍及江东，先生忧国忧家，待到课程一结束，马上取道香港、上海回到泰兴。所幸当时日军在江北仅靖江有驻军，泰兴还未波及。到家有诗：“乱山烽火照征途，岭海归来万里逋。忽喜重生对故剑，漫擎双泪数群雏。无人坐使悲横术，有子还须字破胡。多少伤心无限恨，敢云吾亦爱吾庐。”是与杜甫《北征》《羌村》同样的感受。

武汉大学停课没有消息，先生在泰兴度过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到11月，上海转来电报，告学校已内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要求在次年1月15日前赶到。先生稍有犹豫，但在夫人“家庭的一切有我呢”的鼓励下，决心西行。12月2日到上海，13日乘船往香港，17日抵达。办理经越签证，23日搭广元轮往海防，27日抵达，28日到河内。仅停2日，其间曾参观玉山寺。30日入云南，有《入河口》诗：“钟声渐密柝声多，刁斗森严澈夜过。竹树葱茏迎晓日，稻田高下入红河。当关津吏迎征客，回首故园泣逝波。为谢越南须慎重，顾瞻周道奈君何。”31日到昆明。就在这两天，汪精卫发表“艳电”，为全国所关注。“为谢”两句，似乎表达了殷忧。

1939年1月8日，先生到达重庆，因为车票紧张，停五日。感觉到新都的气氛是权贵张扬，高官得势，党派纷争，好为空谈，感到很失望。其间曾访问老师吴稚晖，旧友王世杰，所谈也没有头绪。报到日期迫近，只能改乘飞机，在13日到校。到校后方知道，校长估计不可能按时到达，恰好成为解聘的理由，不料居然提前到了。

离开武汉很匆忙，先生刚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三稿的修订，交到印刷厂里，上半部排出校样，带在身边，下半部留在厂里，从此下落不明。课还得开，只好将上半部和1933年旧本的下半部合在一起，在乐山印出，以便授课。1944年此书公开出版，就是乐山的面貌。这是战争留给学术的印记。

文学院长陈通伯要求朱先生下半年开设新课六朝文选读。先生觉得六朝的散文和骈文，自己都曾熟读，而且能规仿写作，唯有最具代表性的大赋，仅读过，没有写作的体会。没有写过大赋，要作讲授，就很难传达大赋的成就。自己艰难西行的经历，不正可以成为大赋的题材吗？于是仿西晋潘岳《西征赋》，历述自泰兴至乐山西行沿途之所见所感，成《后西征赋》五千余言，伤痛时事，纵论得失，感慨苍茫，意境雄浑，为近代以来罕见之闳篇。赋从抗战爆发写起：

“惟民国之肇建，粤二十有六载，夷则奏于清秋，杀机发于宇内。于时封豕长蛇，砺牙磨喙，俯窥幽燕，右击恒代，驰驱沧博，割裂海岱;将欲收河朔为外藩，隳长城与紫塞。”

写出淞沪抗战之壮烈：

“盖南翔十万之众，咸与敌而拼命;然后雕题凿齿之徒，始额首而称庆。江东子弟，化为国殇，邦家殄瘁，人之云亡。”

也写到上海沦陷初期的光怪陆离：

“亦有长袖之贾，驵侩之亚;值国运之中圮，方窥利而相诧;马克驴（卢）布之比率，英镑佛（法）郎之声价;彼握算而操筹，恒兀兀以终夜;倾神州之膏脂，博赢余于转嫁;邦国犹有常刑，固应绳其不赦！”

写到经停香港，听闻广州沦陷的情况：

“则有五羊故都，南方重镇;带甲十万，结交豪俊。马其诺之防线，兴登堡之战阵;凭虎门之天险，据白云之雄峻。暨敌人之来攻，曾不闻其血刃;乃无贵而无贱，一朝化为灰烬。”

是对余汉谋大言而疏于战守的批评。对于沿途所经之山川名胜，风土人情，也都有很具体的描述，这里录香港的两节：

“循海而西，实为香港;斯英伦之前卫，乃吾国之旧壤。坚尼地之喧阗，域多利之宏敞;上环下环之殷，东澳西澳之广;据海陆之交通，与星州而争长。”“于是矗立云表，太平之峯;浴日映月，吸露餐风;俯窥沧海，横揽鸿蒙;贯千丈之铁索，亘歔吸而相通;登兹岭而北望，托遥思于归鸿;盈余襟兮掩涕，长太息兮安穷？”

先生认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重庆所见所闻的感慨，以及从重庆飞到乐山一段的描模，自传中有所节引，此处从略。现在我们在大学也讲授古代文学，诗词文赋都说得头头是道，能写诗词的不多，偶写古文也很难把握分寸。民国间的教师因为要讲授汉晋大赋而尝试写作大赋，真是可贵的追求。此赋当年刊在《宇宙风》100期，知者不多，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朱东润文存》，据先生自己校订本收入，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

要为中国文学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1932年，朱先生从外文系转入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经过两次增订，相对成熟，出版后公认是此学科三部奠基著作之一。同时，他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有关文学批评和《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稍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和《读诗四论》出版，广受好评。然而他始终不感到满足，他总想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那时正是他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加上他早年从师唐文治，对历代文章有深刻体悟，留学英国，更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文学有深切认识。20岁以前，他就用文言翻译过几十万字西文小说（均为中华、商务民国四、五年﹝1915年、1916年﹞出版），后来教授英文超过十五年。相比较一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对欧洲文学有很深的了解;相比研治外国文学的教授，他对中国文学造诣独到。在对中国文学作出全面观照后，他更多地考虑中国文学无论研究还是写作，都应该有大的突破，他希望从西方文学中找寻新的道路。

朱先生这年在乐山，先住府街安居旅馆，乐山被轰炸后，移住半壁街，再迁竹公溪，与叶圣陶对溪而居。他曾写到当时生活之艰苦：

“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

然而这样的环境和繁忙的授课之余，他想到的是：“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的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他坚持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人性真相的流露”（均见前书《绪言》），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他这一年的选择，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先生的努力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当时能够找到唯一的理论著作是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他从图书馆借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掌握了这部理论：“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朱东润自传》256页）他结合早年对英国文学的阅读，特别推尊鲍斯维尔的《约翰逊博士传》和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稍后对英国古典和近代传叙的作派有一简略说明：“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余万言。关于每一专案的记载，常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绪言》）

他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曾先后发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文史杂志》创刊号，1941年4月）、《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辞》（《星期评论》1941年3月）、《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星期评论》1941年7月）、《中国传叙文学的过去与将来》（《学林月刊》第8期，1941年6月）等论文十多篇;另一方面是探索中国传叙文学的创作，反复斟酌后，选定明代隆庆、万历间的权相张居正，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朱先生认为是一位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做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具有激励士气的意义。1943年完成《张居正大传》，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

 当年的两部手稿记录开拓的足迹

朱先生在自传中说到当年的著作有《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因为“自己对于这部叙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我在最近十年间，先后在先生家人处借到这两部手稿，后者在2006年整理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前者近期整理中，准备明年复旦大学校庆110周年时，作为《复旦文史名家丛书》中的一种出版。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写于1941年5月，全书分十二章，仅第二章《传叙文学底名称和流派》和第八章《划时代的自序》的部分内容，20世纪40年代曾以另题发表。作为一部特殊形式的文学史著作，朱先生特别说明有关文献取得之不易，是从各种类书、古注中辑录四百多种魏晋别传、杂传为主干，依靠史传、僧传、碑志为基础，加以系统论撰而成。他认为被《四库提要》称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只是“寒伧的祖宗”，《史记》《汉书》的目的是叙史，而不是写人，被史家称道的互见之法，在人物传记中无法看到其一生的真相。他认为传叙文学产生的时代在东汉，自觉的时代在魏晋。他认为：“汉魏六朝的时代是不定的，动荡的，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这样就出现“许多不入格的人物：帝王不像帝王，文臣不像文臣，乃至儿子不像儿子，女人不像女人”，有个性的人物当然是传叙记录的好标本，“传叙家所看到的，到处都是真性的流露”。到唐宋以后，情况变了，思想、艺术和为人都“成为定格”，“常常使人感到平凡和委琐”（均见该书自序）。此外，他对中古僧传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法显行传》是一部“人性的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的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的相顾骇叹”。他举法显在天竺看到商人供奉的白绢扇而凄然下泪，认为这位高僧是“和我们一样地有知觉有感情的人物”。他特别赞赏慧皎《高僧传》各传篇幅扩大，可作完密的叙述，且是“富于人性的描写”。以庐山慧远为例，认为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并加评议：“慧远庄严博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罗什屈身僭伪，而慧远树沙门不敬王者之论。从人格方面讲，慧远与鸠摩罗什简直无从比拟，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有关全书内容，我曾撰文《传叙文学：人性真相的叙述》（刊《文汇报》2006年12月5日）介绍，在此从略。

近得稿本二册，题端为《传叙文学述论》，扉页题记：“此书上下二册，述于一九三九，次年毕事。初名《传叙文学之变迁》，后撷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未付刊。扉页已失，姑粘此纸，以志始末。东润，一九七六年一月。”为先生从事传叙文学研究最初成文的结集。全稿包含十四篇文稿，一、《晏子春秋》;二、《〈史记〉及史家的传叙》;三、《〈三国志注〉引用的传叙》;四、《〈世说新语注〉引用的传叙》;五、《法显行传》;六、《高僧传》;七、《续高僧传》;八、缺题文;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十、《唐代文人传叙》;十一、《宋代的三篇行状》;十二、《宋代的年谱》;十三、《全祖望鲒埼亭集碑铭传状》;十四、《传叙文学与人格》;十五、《传叙文学底真实性》。其中仅五、九、十四、十五凡四篇，增写后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高僧传》一篇增改后列为《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十一节《〈高僧传〉的完成》，其他各篇均未发表。其中缺题一文长达二万多字，从前后文看，似乎为意外的写作，因为读唐初道宣《续高僧传》，体悟此书对隋代政治及人物的叙写，显然没有受到唐初史臣贬抑隋政看法的影响，展示隋代二帝之真实为人及与佛教之关系。近日整理，代拟题《〈续高僧传〉所见隋代佛教与政治》。先生在1940年因准备开设《史记》课程，研读六月，撰成《史记考索》一书，得文十八篇，以文献考订为主，没有人物传记与全书评骘之专论。《〈史记〉及史家的传叙》一稿，篇幅也超过二万，重点谈正史范围及史传与传叙文学的联系与区隔，对《史记》互见体例之运用及其局限的讨论，笔力健旺，议论风发，是其学术鼎盛时期难得的大文字。《宋代的三篇行状》讨论韩愈非史官不得作传说提出后，对宋以后文人不作传的消极影响，特别表彰苏轼《司马温公行状》、朱熹《张魏公行状》以及黄干《朱子行状》达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