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日记
作者： 徐光耀
1953年10月4日 我见了毛主席
今天是个幸运的日子，也是个难忘的日子。
以前也见过毛主席，1950年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前和群众的队伍游行通过，见过他；1951年，“七一”党员干部大会上，在先农坛上遥遥地见过他；1952年，国庆节，依然是在天安门上遥遥地见过他；今年，10月1日，去天安门观礼时，已经是较近较真切地见过他。然而，以往之见都不能算，只有今天才算是真的见过。今天不仅看见了身形，还看见了面貌；不只面貌，还看清了眉目，看见了他的举止、手势，还有笑容和激动的表情。
下午3点，文联大会突（然）休会，秘书让大家去怀仁堂后院空场上去照相。人们早知是主席要来了，排着队，怀着一颗紧张的激动的心，进了后院。我甚至不敢朝那一排凳子看。我见丁玲同志就坐在那里，中间正腾出一排座位来。我总觉得有的同志在看着我笑道：“你们看徐光耀多紧张、多怯啊！”
我挤进了后面凳子上的第三排，我又急着往中间挤。我是多么想挤得靠前一点呀！
排好队了，旁听的人们也站好了。怀仁堂的门打开了，只看见郭老先出来一个人影，人们便鼓起掌来，一直鼓啊鼓啊！啊，毛主席出现了！胖胖的、黑红红的脸，宽额，长方颊，迈着稳健的缓缓的步伐，走近前来。一过那葡萄架，他就一面鼓掌，一面举手，向大家还礼。然后，停在草场中央，突转脸朝西，问了西边站着的人。周扬大约告诉他是旁听的，他便点头朝我们走过来。他向大家望着，微微笑着，一面举着手，这面那面地致意、还礼。他后面是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周总理，还有习仲勋、陈伯达、胡乔木等同志，还有不少中央同志。可惜我不认识，也不及细看了。
毛主席坐在中央位子上，仍和大家点头、示意，并返回头向艾青、天翼、刘白羽问了一两句什么，我还听见他叫了丁玲同志两声，让到他身边去。丁玲同志只是点点头，向那边稍稍靠了靠（我见她流泪了）。这时，毛主席离我只有1丈远，隔有10来个人。
大家的掌声这么响，什么都听不见。我自己也鼓得累了。
开始照相了，照了两版。我尽力使我自己照得好——太阳光很好，原是应该照好的。
照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立起来。大家又鼓掌相送，毛主席又返回身来，鼓掌还礼，并向我们这一带注视。我甚至感到我和他的眼光相碰了。
毛主席走过葡萄架，人们拥过去，突然又是一阵掌声，我也拥过去，见毛主席正站在堂门口向大家鼓掌，举手告别。他是满脸的激动，他的感情，也和我们的感情交流而汹涌呢！
终于，毛主席进去了，不见了。
难道这不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日子吗？重新听报告的时候，我半天都没有摆脱兴奋，半天才听入了耳。
上午，文协大会听了邵荃麟的总结报告，又施行了选举。
下午，文联大会听了廖梦元（鲁言）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又见了毛主席。
晚上，我去“大众剧院”之前，给芸打电话，告诉她，我今天看见了毛主席，她也为我兴奋。
在“大众”看了三出戏：《闹天宫》《奇双会写状》《将相和》。三出戏我都高兴，我都喜欢。我真是幸运至极，美坏了！
11点回到家来，给我亲爱的读者章铁英写了封信，并把一本《平原烈火》送他。昨晚在芸处，我已根据她的意见，把《平原烈火》中的几处错误校改过了。但我又发现了不少其他错误，拟最近再全部校阅一次。
1953年10月5日
上午，怀仁堂开文代大会，第一个是丁玲同志发言。今日，人们用同样热烈的情绪欢迎她讲话。她今日讲的和在文协大会上讲的大体相同，基本精神也相同，只是更发挥了。她从对生活的态度，又讲到人物创造，讲到感情，而最后，又回到生活问题上来。很明白，她这次讲话又是文代大会上有数的好报告之一。
她讲完之后，古巴代表发言。再之后，曹禺、吕骥、蔡楚生、郑振铎、戴爱莲、王尊三等发言。会议在下午1点半才结束。下午，竟宣布了休会。
下午的时间，我利用了一点空隙，又重新看了刘建藩给我的文章《评〈平原烈火〉》。打算最近即给以回复，以便了却心头的一件事。我愈来愈感到需要加倍努力，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时间了。
晚上，芸说我去看戏。可我并未觉得曾去看什么戏，仿佛是很忙了一阵才回来。
1953年11月9日
十多天来，我总想给丁玲同志写封信，可是却不知写些什么好，有什么要说，有什么问题可解决呢？仿佛都没有。然而总是想写。
1953年11月18日
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仍给我以鼓舞和启发。
我总想给她去封信，报告一下我近来的情况，却总是感到无话可说。这已渐成我的负担了。
1953年12月17日
早饭后，再读了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便开始给《文艺报》的编辑部写回信，回答他们关于我对文代大会的体会和所考虑的一些问题的询问。
1954年2月4日
天大黑后，与芸去马凯食堂吃饭。一进门，正遇见丁玲、田间、艾青、厂民夫妇等人在那里等吃饭。丁玲同志叫我上她那儿玩儿去，问我在乡下工作得很好吗，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她告诉我，要多跑跑，多在上层转一转，不要只是扎在一个地方。但目前还要深下去，深入半年之后，再往上层领导、别处去看看。不要只是死扎在一个地方。
匆匆间，只好各人分桌而坐。我与芸单挑了一桌，丁玲等同志另坐满一桌。
1954年3月23日
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延安集》。丁玲同志在这中间只提供了一些史料，这确乎不是文艺。我想，这对她，也确乎是一个学习。她又是那么善于学习的人。
1954年4月28日
下午，给芸写信之前，给丁玲同志写了一封郑重的信。我主要是请求她的帮助，希望她对我写《区委书记》一稿以指导和启发。我说我愿意完成这个任务，却缺乏办法，挑选不着题材，这使我信心不足，而散文能力差，也妨碍着我。
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很久以来（自下乡）没有给她写信和没有去找她。
1954年6月6日
我不明白丁玲的话，写散文怎样可以锻炼人的思考呢？怎样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有条理呢？
1954年6月12日
之后，看了丁玲同志的《到群众中去落户》几篇文章，看了看《文艺报》的来信，打算寄篇体验生活的稿子去。
1954年12月31日
丁玲还没有出马。她干什么呢？难道创作吗？在去莫斯科前，也应有些文章才是。或者由于前段《文艺报》是她主编，也在检讨吗？
1955年2月6日 丁玲一席话
进了屋，一坐下，丁玲同志便说：“一定要写人，要搞出两个人物来，硬是要先搞出人物来，拼命地搞人。你应该有写《平原烈火》时的那股冲动，要下决心，狠命地搞，要搞结结实实的作品。”她接着谈到《红楼梦》和其他的作品，说：“凡是伟大的，都是只令人记得它几个人，小说没有人是不行的。”
狠命地写人，这是她对我宣传的第一点。
她问我有计划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她又告诉我：“写作品要写生活，写问题。不要写人家已写过的、已说过的，人人都那么说、那么写的，就避开。一定要看得出生活，叫人家知道和懂得些生活，看见生活的样子。不要有顾虑，问题多得很，就写问题，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解决不解决是在乎人物的处理，你对人物是怎样看法的。至于怎样解决正确，那不是你写小说的事，那是农村工作部的事。我们是给读者人的形象，不是传播先进经验。有人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叫我谈谈土改的经验，我只是笑一笑。”
她又谈到《静静的顿河》，说：“那里有很多问题，他怎样去解决的呢？他就是让人物自己去搞、去活动，他就是表现生活，让人看见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写生活、写真实、写问题，是丁玲同志跟我宣传的第二点。
关于这第二点，她还说道：“农村中问题是很多的，特别老区，要写它，不能割断历史。有些人，过去打游击，很有办法，可是他不能领导生产；又有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或者在历史上是反革命的，可是在如今领导生产上，他又是很有办法，很有能力和成绩的，而我们的支部又得和这种人合作；有些过去很好的共产党员，现在做起小买卖来了。这都是问题，有的就很阻碍农村工作前进的，这都是我们应该解决、应该去表现的很有意义的题材，并不一定都去写中农的入社退社。”
丁玲同志给我谈的第三点，“是要有激动人的情绪。一部作品读了总要使人激动，要有感情。只是生活，不能叫人激动，也不成的。一部扎扎实实的作品，是必须激起人的感情来不可的。”——然而，我现在竟就是害怕这一点呢！
丁玲同志让我学习陈登科。“他无所顾忌，说干就干，干得很快。不怕说错，不怕做错，这精神是很好的。写作品，就要有个冲劲、有个干劲。《保卫延安》还不是咬住牙磕了好多年磕出来的？”
关于创作，她就是谈了这些。虽是老话，却是富有新的意义。
我到饶阳、邢台一带去转转的计划，她似乎是同意的。
她曾表示，我下乡不应在家乡一带搞，那是有困难的。
后来，谈到了陈企霞。对我去看他，没有批评，反而是赞许的。她说：“陈企霞对我们这些人很好。这次他犯错误，缺乏精神上的准备。他又太爱激动了，一激动，错就犯得更大，有好处也没有说头了。陈的留党察看，怕是会批准的。”她以感叹的口吻说：“几乎开除党籍。”
她让我多去找陈企霞玩玩，劝他写点文章。写了，发表了，精神上就会愉快些，而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会是：“他还在活动着，并没有消沉下去，并没有被打倒。不然，人家就会以为他被打倒了。同时，他不转变一下情绪，带着这样一个鉴定及情绪下去，不论在哪里，工作都不会搞好的。”
丁玲同志对陈企霞是极为体贴的。
她说：“陈企霞一打下去，便撑不住。过去自尊心又太强了，跟同志关系处不好，到现在朋友也没有一个。苦闷自苦闷，没有人去看他，他也无处可玩。”
丁玲同志对陈企霞也是极为了解的。
告辞出来时，丁玲同志在门口向我喊道：“等着看你那本好书啊！”
1955年2月20日
据他说，丁玲同志曾表示把我弄到作家协会去。好像别人也说过。但他向丁玲同志表示反对把我往那儿调。
1955年2月23日
丁玲的《春日纪事》写得多抒情、多美。只要能表达出你的感情来，什么方法和形式都可采用的。
1955年3月19日
黄昏，读了丁玲同志的《生活、思想和人物》，谈到对生活采取主动和主人翁的态度，多帮助人，从社会斗争中提高、丰富自己。这启发了我，使我要努力打开自己这孤僻的小圈子，更勇敢热情地去接近一些人，去多给自己交些朋友。
1955年7月20日—25日
散场时见到丁玲，但我回避了，未跟她说话。不知是什么情绪，大约有一点儿自惭吧！
1955年12月27日—30日
丁玲、陈企霞成了反党小集团。我头脑中的两个偶像，一下子全部毁灭了。当时，我简直昏了头。
这真是不能立即就使人相信的事。
在文艺界，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谁呢？就是他们两个人。
然而，在情感上总不是一下子就能扭转过来，总是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丁玲难道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