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师启功
作者: 徐可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启功撰并书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卢诞传》
职为人师,人之所敬
提起启功先生,人们很乐意奉上一大堆“头衔”。最有名的肯定是“书法家”,先生开一代书风,“启体书法”名满天下雅俗共赏,几乎“凡有井水处,皆有启功字”,以至“世论徒将墨法夸”(钟敬文赠启功诗句)。如果追问下去,还有“画家”“诗人”“文物鉴定专家”“古典文献学家”“红学家”,等等等等。这些都没错,启功先生是少有的通才奇才全才,在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在很多方面都堪称大家。
然而,如果有人拿这些头衔去“恭维”启功先生,他肯定哈哈一笑,大手一挥:“那些写写画画的事,都是边边角角,不值一提;我真正的职业、称谓只是教师。”“我这辈子教书是主业,别的都是副业。”
的确,先生最重要的、也是他本人最看重的身份,是一个很普通的身份——教师。先生生前,有很多金光闪闪的头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但他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头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确实,从1933年受聘于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开始,直到2005年去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岁月中,启功先生除了短暂地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外,终生从事的都是教育工作,是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朝元老。他喜爱这个工作,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七十余年的辛勤耕耘,教出的学生何止千千万万,不在籍的学生更是不计其数,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教育和研究人才,深受学生们的爱戴和敬重。
三进辅仁,初为人师
先生最早与教师结缘,纯属偶然。
先生一岁丧父,随祖父生活。十岁时曾祖父、祖父以及其他三位亲人相继去世,不得不变卖家产,以作殡葬费用,家业因发丧和偿还债务而迅速衰落。年轻的寡母和年仅二十余岁的姑姑,不得不扛起家庭生活重担。“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启功祖父的一些门生为援助启功一家而发起募捐,这句募捐词让人落泪。启功在热心的长辈们帮助下,勉强上到中学。但到1931年,他18岁的时候,长辈们资助的钱连本带利都用完了,一家人生活又陷入困顿。先生不得不忍痛中断学业,靠教家馆、卖画挣钱养家。1933年,前辈傅增湘先生得知后,把他推荐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请陈先生为他谋一个稳定的差事。陈垣先生看了启功写的几篇文章、画的一幅扇面,给了四个字的评价:“写、作俱佳。”于是安排他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一年级国文。
中学肄业教中学,这不是开玩笑吧?这正是陈垣先生的过人之处,他与启功非亲非故,但他对这个年轻人有信心。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陈垣先生那样“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眼光和胆识,所以,尽管先生教学很认真,也很受学生欢迎,但仅仅一年多,就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张怀辞退。辞退的理由是:中学未毕业就教中学,不符合制度。无奈之下,先生只好又教起了家馆。
陈垣凭自己对启功的了解,认定启功人才难得。于是,他又根据启功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创作经验和理论知识这一特点,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做助教,使他重回教师岗位。孰料又被张怀第二次解聘。陈垣先生不改初衷,坚信启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第三次把启功请回辅仁,跟着他教大一国文。从此,启功在陈垣校长手把手地教导下,学习教书育人;以后更在辅仁大学以及合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的老师。
耳提面命,言传身教
仅凭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陈垣就坚定地认为启功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三次坚持把他请进辅仁,放心地把他放在中学乃至大学的教学岗位上。这样的眼识,古今罕闻,中外罕见。就凭这样的知遇之恩,完全当得起“恩师”之称,完全值得启功终生感激。
中国有句俗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按理说,师父给领进门,就是很大的恩情了,后面的路就由徒弟自己去走了。然而,陈垣不只是把启功“领进门”,他还要以自己的言行教导启功如何“修行”。陈垣先生不但在教学、做学问上是启功的导师,手把手地教会他如何当老师、如何做学问;更是启功的人生导师,以其崇高人格给他以感召和熏陶,而且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爱护他,多次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为他指点迷津,导引正途。所以启功先生说:“恩师陈垣这个‘恩’字,绝非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他慨叹:“信有师生同父子。”“师生之情,有逾父子。”启功最初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开展自己的研究,陈垣就问他:“你原来都读过什么书?其中哪些读得最多、最熟、最有兴趣?这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启功说:“我原来随戴先生读了很多经史一类的书,但我的兴趣还在艺术方面,我也接触、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陈垣就说:“那很好,艺术方面有很多专门的知识,没有一定实践经验和切实修养,还做不了这方面的研究,你很适合做这些题目。”在陈先生的启发与鼓励下,启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急就篇〉传本考》。陈先生除了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对启功进行引导外,有时还将自己读书所得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启功,帮他开展研究。在陈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启功又完成了《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这篇得意之作。
从安排启功进辅仁附中教书起,陈垣先生就耐心仔细地叮嘱启功怎样面对一班中学生。以后更是把启功和几位青年教师带在身边,亲自示范,教他们如何讲课。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一文中,先生把陈垣老校长在课堂教学实践中言传身教的经验,归纳为九项“上课须知”:
1、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
2、万不可有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
3、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好的学生,包括淘气的或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小点好处,加以夸奖。
4、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是师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
5、教一课书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陈老师还多次说过,自己研究几个月的一项结果,有时并不够一堂时间讲的。
6、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
7、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以备比较。
8、发作文时,要举例讲解。缺点尽力在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力在堂上表扬。
9、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呵欠,或者在抄别人的作业,或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不但作文课要在学生座位行间走走。讲课时,写了板书之后,也可下台看看。既回头看看自己板书的效果如何,也看看学生会记不会记。有不会写的或写错了的字,在他们座位上给他们指点,对于被指点的人,会有较深的印象,旁边的人也会感兴趣,不怕来问了。
老师的教诲,为日后启功先生成为一名称职的、优秀的教师提供了重要遵循。这正应了傅增湘先生叮嘱启功的话:“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
虚心向学,安身立命
两次被辞退的经历,让启功先生意识到,自己以一个中学未毕业的身份,没有大学学历,要想在教学岗位上站稳脚跟并做出成绩来,必须比别人更加勤奋,必须加倍学习,虚心学习,具备真才实学,才能获得社会认可。从年轻时开始,他就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精神,几十年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曾经写过一则座右铭:“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这是他的自勉之词。
他虔诚向前辈师长学习。在辅仁大学,他结识了一批当时蜚声社会的学界名流和富有教学经验的饱学之士。他的恩师陈垣,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先生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启功做人处事、研究学问、教书育人影响巨大。作为大学校长,陈垣为了给学生以坚实的语文基础,亲自编选课文,从一篇文章的章法,到一字一词的用法,他都亲自给予指点和示范;从一个学派的思想体系,到某些文章的风格特点,他都具体地加以分析和指导。陈垣先生对于书画鉴定未做过专门研究,但他研究过避讳问题,撰有《史讳举例》一书。他对清初一册《仿古山水八帧》,未凭借笔迹画法,单凭对史料的掌握,即从一个字的避讳就迅即辨别这本画册是伪作。悟性让启功从中得到启发,他举一反三地将历史、书画、建筑、舆服、文学等各种有关文献综合运用,作为鉴定书画文物的一个有效方法,令同辈赞叹。除了学问之外,启功还从陈垣先生那里学到很多教学经验以及教学技巧。为了上好课,启功常去听陈先生的课,陈先生也经常到启功的课上把场传授。譬如,启功发现陈先生板书时每行(竖行)只写四个字,他很奇怪。陈先生让他坐到教室最后一排去看看,启功一试才明白,原来写到第四个字,最后一排恰巧能看清楚、看完整;再多写一个字,就会被讲台挡住,学生只有站起来才能看得见。仅此一细节,陈先生就让启功明白了在教学中如何以学生为本。
在辅仁大学,对启功治学影响最大的还有沈兼士、余嘉锡诸先生。沈兼士是章太炎先生弟子,精通文字声韵之学,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大家。他“提拔寒畯,乐道后学之长”。年轻的启功常受到沈先生的揄扬、鼓励和鞭策,并被沈先生推荐到故宫博物院任专门委员。余嘉锡是我国著名目录学专家。启功先生称他:“读书广博、善辨真伪,能博学约取;他用功勤奋、扎扎实实、持之以恒;作学问下笔不苟,引用资料坚实,论断确凿;对古人成说不盲从、不轻信,足为后学楷模。”启功还结识了于省吾、容庚等先生。这些老先生上课前后,到教员休息室来休息、聊天,这间大屋子里学术空气十分浓厚,他们评论某篇新发表的学术论文,或者某部刚刚出版的学术专著,哪怕是片言只语,往往有深刻意义。启功回去再找那文那书来看,真有“一听三得”之益处。启功师从百家,善于从这些前辈言行中汲取学术营养,学习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汲取和继承优良学风教风。
向其他著名学者、艺术家学习。帮他推荐工作的傅增湘先生,是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和大藏书家,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研究。启功叫他“小爷”,并向他学习古籍善本知识。教他绘画的贾羲民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老师边看边评论,使启功在国画鉴赏上受到启迪和教育,为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基础。启功还经常到同族长辈和诗坛名士溥心畬、溥雪斋家里请教,并参加他们主持的笔会,学习诗词、绘画。
他虚心向同辈学者学习。在辅仁大学,启功结识了牟润孙、台静农、余逊、周祖谟等一批年轻的同辈学者。他们“谊兼师友”,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论学术问题,收到解难折疑、相得益彰的实效。牟润孙、台静农都比启功年长,他们对启功这位小弟弟既关怀又鼓励。启功后来回忆:“他们对一本书、一首诗、一件书画,也常常各抒己见,轻松地评论,有时见解十分周密、深刻,有多少受用不尽的箴规、鼓舞,得知多少为学的门径。”
他还向后辈才俊学习。先生从教七十余年,善于在教学中学习,许多研究成果都是从教学实践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最容易发现教师的不足。对学生的提问,不能给学生讲明白的地方,一定是自己还没有搞明白,不明白就要去研究。先生主张教师要不断充实自己,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学生,更能促进学术研究。他最反对编本教材教一辈子,结果是误人子弟。他讲课的内容,不但“血肉丰腴”,而且妙趣横生,有时还伴有精美的板书,使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得到了审美享受。
由于启功先生善于学习,向长者求教问学,汲取营养;与同辈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与学生以友相待,教学相长。所以,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在自觉的学习中迅速成长,成为大学讲坛上的佼佼者。先生幼年丧父,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命途多舛,中学肆业,而能够成为博闻多识、渊雅深醇的文化大师,其要诀就在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