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花园路：北斗

一

沿四川北路向南疾行，丁玲坐在黄包车上，紧盯周围的人群车流。初夏，热风从黄浦江和苏州河方向吹来，携带花粉柳絮，让她呼吸有些不畅。

行至昆山花园路口，叫停车夫，下车。在路口站了两分钟，前后观望一番，丁玲才朝狭窄的昆山花园路深处走去。在这排四层高老式洋房的七号门洞，进入，幽暗楼梯像蛇一样向高处盘旋起舞。蓦然止步，她回望门洞。寂静。心脏鼓槌一般咚咚咚咚剧烈敲打身体。知了叫声隐约传来。再回头向上看，二楼拐角处那一扇熟悉的门，紧闭。迟疑，迈步，到门前，从手包中掏出钥匙。“吱呀”一声推开门走进去，关上。看看手表，十一点半了。一颗心更剧烈敲打身体，咚咚咚咚……

按照清晨约定，丈夫冯达此时应该已回到家。若中午前未归，说明他已被捕，丁玲应立刻撤离租居的这一房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一生中的分水岭，横亘于此时此地。

此前。从湖南临澧那一座小城出走，来上海，丁玲相继进入中共所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在北京，认识诗人胡也频并同居，复来上海电影界探求表演一途未就，返回北京开始写作，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成为冰心之后又一杰出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爱上革命者、诗人冯雪峰，与冯、胡一同在情感中挣扎，三人去杭州西湖边租房生活多日，冯急流勇退。丁与胡真正成为夫妻，生子；一九三一年初，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左翼作家牺牲于龙华，鲁迅作《〈孩儿塔〉序》《为了忘却的记念》，悲哀于“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长，路也正长”，如何能够忘却？丁彻底左转，加入中共，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随冯雪峰去鲁迅家，选定珂勒惠支的木刻《母亲》作为《北斗》创刊号插图：一个赤裸、瘦骨嶙峋的母亲，举起孩子，闭着眼睛，酷似柔石的那一个失明、被剥夺了儿子的母亲。接受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认识其翻译冯达并接受追求，在昆山花园路这一房间成家。

此时。丁玲正准备拎起前一晚就收拾好的行李箱，门被敲响。她蓦然出一身冷汗，拉开门，松一口气。潘汉年的兄长、左联领导人潘梓年，悠然而入，说口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谈起约稿一类事务。丁玲端茶，看手表将近十二点，有些着急，提醒潘梓年一同离开：“冯达可能出事了！他今早出去时就说这些天被特务盯上了。”潘梓年低头吹着茶杯中的热气：“喝完这杯茶就走，别怕，白色恐怖天天都有。”门哐当被撞开，两个便衣持枪闯进来，中间挟持一男人，正是冯达。看到丁玲、潘梓年，冯达脸色一下子白了，慢慢坐在床上，低下头，一声不吭。丁玲一直盯着他、盯着他……

此后。丁玲、冯达、潘梓年被秘密押往南京。“大作家丁玲失踪”的消息刊登于全国各地报刊。鲁迅、冯雪峰努力营救，撰写、印刷、传播《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谴责国民政府的黑暗暴力行径，震动国内外。一九三六年，监视居住三年后，丁玲怀抱与冯达刚生下的女儿，逃出南京。赴延安，作为来自国统区的第一个作家，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欢迎。出任西北战地慰问团团长，在山西、陕西一带宣传抗日。与陈明结婚并相伴一生。写出杂文《三八节有感》、短篇小说《在医院里》。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到河北农村参加土改，在写作上彻底完成转型，出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莫斯科领取“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重要领导人，因“南京三年”这一疑点离开北京，在北大荒和山西劳动，新时期之初重返文坛。一九八六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多年后，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昆山花园路。这条东西方向的百米小路，处于南北方向的四川北路、百官路之间，三者构成“H”型格局。其独特意义在于：既是上海最短的公共街道，又是这一排建于一九〇〇年的老式洋房的内部途径。洋房墙面为清水红砖，券式木门窗，随道路一并在中间部位向北方凸出，大致上像字母“V”，如一只鸟展开两翼向北方奋飞。站在这条小路一端，无法看到另一端，眼前一切显得幽深难辨，像无法同时看清一个人的前胸与后背。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这是王维《终南山》中的句子，完全可以借来描述昆山花园路对于丁玲“变与殊”的意义——

这一排简短逶迤的老洋房，就是丁玲人生与文学双重世界的分野之中峰。

二

一九二二年，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轰动常德城——少女丁玲在当地《民国日报》登载了与表兄解除婚约的声明。随即，她跟从上海来湖南为平民女校招生的王剑虹，乘小火轮，沿沅江，辗转进入长江、黄浦江。几个手提木箱或皮箱的女孩，出现在清晨的十六铺码头：王剑虹，丁玲，王醒予，王一知，王苏群，薛正源……

出发来上海前，她们自己动手剪辫子，齐耳短发，被小城百姓讥讽为“过激党”。走在大街上引发围观议论，她们手牵手昂首前行、目不斜视，像铁，感受到一种隐秘而磅礴的磁场吸引力——到远方去，寻找内心和身体的方向！

丁玲一九〇四年出生于临澧一个大户人家。她这样回忆家族往事：

“在我的爷爷那一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县城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父亲去世那一年，丁玲五岁，家族迅疾寥落颓败。母亲余曼贞带她到常德城舅舅家寄居，像一件物品，寄存在他人屋檐下。外祖母做主，让丁玲将来嫁给舅舅家表兄。“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表兄！”小小丁玲紧咬嘴唇对母亲说。母亲哽咽：“妈也不乐意，女娃儿也要争气。”

常德女子师范校园里出现奇特一幕：余曼贞与丁玲成为校友，一个在速成班读书，一个在幼稚园认字。母女手牵手，背着一大一小两个书包，书包里有课本和饭盒。“离你舅舅家远一点，呼吸畅快多了！”余曼贞像面对朋友一样感叹，丁玲听了咯咯咯咯笑。余曼贞内心打算是，即便将来摆脱不了这一成婚意图，女儿也能因读书而自立谋生，少在家中待着，就能少受一些委屈。

一九一九年，丁玲考入位于桃源的湖南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班，成为未来好友王剑虹的学妹。五四运动爆发，余曼贞鼓励女儿考取位于长沙的周南女校。那是一所培养了向警予、蔡畅等人的名校。向警予是余曼贞的知己、结拜姐妹，曾滴血盟誓：“振奋女子志气，追求男女平等，励志读书，图强获胜，如有违约，人神共弃！”丁玲称呼向警予“九姨”。自幼开始逃婚，丁玲离故乡、离舅舅家越来越远，内心越来越阔大敞亮，像被寄存的物品，努力摆脱依附他人的境地，回到自我。

“到上海去！”这是王剑虹见到丁玲时的呼吁。“去平民女校读书，还能做工养活自己，学新知识，成为独立自由新女性！”丁玲心动，母亲也心动：“去吧，越远越好，去过新生活。”舅舅阻挠，摆宴席请家族亲友一同说服余曼贞和丁玲。余曼贞面对自己的母亲、兄长、亲戚，慷慨陈词：“女娃儿也是人，能做自己的主，不乐意的事怎么能强迫？北京都闹了五四运动，时代变了，婚姻自由了——女娃儿也有一条自己的路可走！靠人养着，迟早会被人抛弃嫌弃，终究是可怜的人……”大约联想起自己眼下处境，余曼贞哭了。丁玲也哭。舅舅通红着脸怒吼：“别讲什么新道理！几千年的老规矩不能破，不然，余家脸面往哪里搁？上海是坏地方，女娃儿怎么活？不能去！”扬起一个茶碗摔碎在地上。余曼贞拉起丁玲起身就走。遂有了报纸上的解除婚约声明和一群女孩的出走之举。

当下，上海黄浦区一块绿地中央，有两座紧邻的石库门建筑，一为平民女校旧址，一为更著名的中共二大会址。陈独秀、李达的寓所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位于附近。两处红色历史教育基地内，充满游客、导游、学者、记者，开展情景体验教学团队、摄像机、解说员。其中，平民女校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繁体粉笔字“妇女解放”，课桌、板凳以及宿舍内的高低床，作坊里的织袜机、缝纫机等等机器，都显得过于崭新，原物大概消散遗失。所谓遗址与旧址，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尽量符合逻辑的想象而已。类似于写作，这一种内心考古学行为，用笔尖作为鹤嘴锄和洛阳铲，在纸上寻找精神遗迹，尝试建立起碎片般的细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彻底还原往事前情，则完全是奢望与虚妄。

中共在上海开办第一所平民女校，意在培养女性革命者，去纺织厂、烟厂等女性集中的工厂，调查、授课、演讲、救助，赋予那无望沉寂的底层以新机与生意。课堂上，丁玲睁大本来就很大的双眼，听陈独秀讲社会学，李达讲代数，刘少奇讲苏联十月革命，陈望道讲《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作文的意义，茅盾讲英文口译与写作，邵力子讲时文阅读与名著欣赏……“我大开眼界，感觉世界真大，能够高高飞起来了。尤其是陈望道上课讲的话：‘旧式婚姻是机器的婚姻、兽畜之道德，女性觉醒的辉光正在到处闪烁！’让我流泪。他说得那么动人，像诗一样！”晚年，丁玲对来访者感慨，眼睛会蓦然一亮，像早年的光，返回倦意深深的眉目间。

左联机关刊物创刊时，丁玲给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去信，商量如何取名。未等到回信，就想出《北斗》这一刊名，得到鲁迅和冯雪峰赞同。北斗，在中国西北上空闪烁，是对于黎明终将到来的承诺，也表明在边缘处才会萌动巨变。丁玲主编这一刊物，是一九三一年的事情。五年后果然奔赴西北。而“北斗”在现代政治话语中，逐步成为中共和领袖的象征。在一幅著名木刻作品中，鲁迅手捏一张纸昂首眺望，画面一角就有北斗闪烁，旁边是一行字：“在你们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这是鲁迅与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后所发贺电中的话。

北斗七星，赋予困顿孤绝的人们以暗夜中的方向，以途中的慰藉和脚力。

延安高架路与南北高架路垂直交叉，构成当今上海主城区“申”字形高速通道网中的那一个“十”字。平民女校、中共二大会址就位于这“十”字的左上方交汇处，那里正是中国现代红色叙事、丁玲心灵史的关键处。以“延安”命名这一高架路，富有政治寓意——东来复西去，这，也是丁玲的心迹和履历。

三

在上海，原名“蒋伟”的湖南少女改名“丁玲”，其命运也被这座城市改写。

五四运动前后，新女性改名成为一种风气。从寄寓着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等传统意旨的原名中解脱，就像是蝶化、蝉蜕、鹰换喙，获得新生命，翩飞、鸣啼、高翔于新世界。

平民女校创办者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在20世纪初期严峻激变的时代背景中，她以“警予”这一新名警示自我：去走自强自由的一途，而非沉溺于“俊美”这一资本、“贤良”这一道德。向警予长相的确俊美，男性追求者多多。与蔡和森一道赴法留学，在上海报刊引发轰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毛泽东站在十六铺码头目送、挥手、脸色苍茫，轮船也挥动一缕浓烟，渐渐消失在入海口方向。在法国小城蒙达尼，向警予、蔡和森举行婚礼，周恩来、邓小平、蔡畅等同学在草地上举杯庆贺，共谋建党活动。

回国后，向警予创办《妇女周报》，参加中共二大。带领“丁玲们”脱下皮鞋，换上布鞋，去工厂宣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十小时工作制”“反对缠足”“反对纳妾蓄婢”“禁娼”等关键词，让女工们鼓掌、欢呼、流泪。在上海闸北丝厂、南洋烟厂争取权益的罢工运动中，屡屡有向警予、“丁玲们”的身影和呼声：“姐妹们！兄弟们！改变命运靠自己！”

一天，来自湖南的几个同学从工厂回到平民女校，在宿舍商量改名字。

杨代诚说：“九姨名字改得多好，多有劲！咱也改改吧？”秦德君拍拍胸口：“我早就改了，‘秦文骏’——有文化的骏马！”大家笑了：“你文章好，也跑得快，名副其实！”王淑璠响应：“我也想改！改什么呢？”她拍着脑袋做思考状，忽然笑了：“我喜欢龚自珍的一个句子——‘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姐妹们，从今天起我就叫‘王剑虹’了！”蒋伟击掌赞叹：“好！剑虹！有男儿气！”她拿着字典闭眼随手一指：“剑虹同学，帮我看看是什么字？”王剑虹一看是“玲”字，蒋伟眉梢一扬：“我就叫‘玲’了！干脆把姓也改了，最简单的丁姓——丁玲，多响亮，风吹铃铛响叮叮，怎么样？‘丁’也是平民的意思嘛！”大家笑成一团：“好好好，不过，要请蒋家祖先在天之灵原谅你吧！”丁玲撇撇嘴：“他们松一口气呢！不为我操心了！杨代诚想好了吗？干脆也姓王，和剑虹一家吧！”杨代诚点头：“姓王好，老虎头上有个‘王’呢，没人敢欺辱！从老家到上海，一直懵懵懂懂，上了平民女校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现在有所知了——就叫‘王一知’吧！”大家鼓掌：“王一知——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