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花园路:北斗

作者: 汗漫

昆山花园路:北斗0

沿四川北路向南疾行,丁玲坐在黄包车上,紧盯周围的人群车流。初夏,热风从黄浦江和苏州河方向吹来,携带花粉柳絮,让她呼吸有些不畅。

行至昆山花园路口,叫停车夫,下车。在路口站了两分钟,前后观望一番,丁玲才朝狭窄的昆山花园路深处走去。在这排四层高老式洋房的七号门洞,进入,幽暗楼梯像蛇一样向高处盘旋起舞。蓦然止步,她回望门洞。寂静。心脏鼓槌一般咚咚咚咚剧烈敲打身体。知了叫声隐约传来。再回头向上看,二楼拐角处那一扇熟悉的门,紧闭。迟疑,迈步,到门前,从手包中掏出钥匙。“吱呀”一声推开门走进去,关上。看看手表,十一点半了。一颗心更剧烈敲打身体,咚咚咚咚……

按照清晨约定,丈夫冯达此时应该已回到家。若中午前未归,说明他已被捕,丁玲应立刻撤离租居的这一房间。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一生中的分水岭,横亘于此时此地。

此前。从湖南临澧那一座小城出走,来上海,丁玲相继进入中共所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读书。在北京,认识诗人胡也频并同居,复来上海电影界探求表演一途未就,返回北京开始写作,在《小说月报》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成为冰心之后又一杰出的中国现代女作家。爱上革命者、诗人冯雪峰,与冯、胡一同在情感中挣扎,三人去杭州西湖边租房生活多日,冯急流勇退。丁与胡真正成为夫妻,生子;一九三一年初,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左翼作家牺牲于龙华,鲁迅作《〈孩儿塔〉序》《为了忘却的记念》,悲哀于“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夜正长,路也正长”,如何能够忘却?丁彻底左转,加入中共,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随冯雪峰去鲁迅家,选定珂勒惠支的木刻《母亲》作为《北斗》创刊号插图:一个赤裸、瘦骨嶙峋的母亲,举起孩子,闭着眼睛,酷似柔石的那一个失明、被剥夺了儿子的母亲。接受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认识其翻译冯达并接受追求,在昆山花园路这一房间成家。

此时。丁玲正准备拎起前一晚就收拾好的行李箱,门被敲响。她蓦然出一身冷汗,拉开门,松一口气。潘汉年的兄长、左联领导人潘梓年,悠然而入,说口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滔滔不绝谈起约稿一类事务。丁玲端茶,看手表将近十二点,有些着急,提醒潘梓年一同离开:“冯达可能出事了!他今早出去时就说这些天被特务盯上了。”潘梓年低头吹着茶杯中的热气:“喝完这杯茶就走,别怕,白色恐怖天天都有。”门哐当被撞开,两个便衣持枪闯进来,中间挟持一男人,正是冯达。看到丁玲、潘梓年,冯达脸色一下子白了,慢慢坐在床上,低下头,一声不吭。丁玲一直盯着他、盯着他……

此后。丁玲、冯达、潘梓年被秘密押往南京。“大作家丁玲失踪”的消息刊登于全国各地报刊。鲁迅、冯雪峰努力营救,撰写、印刷、传播《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谴责国民政府的黑暗暴力行径,震动国内外。一九三六年,监视居住三年后,丁玲怀抱与冯达刚生下的女儿,逃出南京。赴延安,作为来自国统区的第一个作家,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欢迎。出任西北战地慰问团团长,在山西、陕西一带宣传抗日。与陈明结婚并相伴一生。写出杂文《三八节有感》、短篇小说《在医院里》。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到河北农村参加土改,在写作上彻底完成转型,出版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去莫斯科领取“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重要领导人,因“南京三年”这一疑点离开北京,在北大荒和山西劳动,新时期之初重返文坛。一九八六年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多年后,三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来到昆山花园路。这条东西方向的百米小路,处于南北方向的四川北路、百官路之间,三者构成“H”型格局。其独特意义在于:既是上海最短的公共街道,又是这一排建于一九〇〇年的老式洋房的内部途径。洋房墙面为清水红砖,券式木门窗,随道路一并在中间部位向北方凸出,大致上像字母“V”,如一只鸟展开两翼向北方奋飞。站在这条小路一端,无法看到另一端,眼前一切显得幽深难辨,像无法同时看清一个人的前胸与后背。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这是王维《终南山》中的句子,完全可以借来描述昆山花园路对于丁玲“变与殊”的意义——

这一排简短逶迤的老洋房,就是丁玲人生与文学双重世界的分野之中峰。

一九二二年,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轰动常德城——少女丁玲在当地《民国日报》登载了与表兄解除婚约的声明。随即,她跟从上海来湖南为平民女校招生的王剑虹,乘小火轮,沿沅江,辗转进入长江、黄浦江。几个手提木箱或皮箱的女孩,出现在清晨的十六铺码头:王剑虹,丁玲,王醒予,王一知,王苏群,薛正源……

出发来上海前,她们自己动手剪辫子,齐耳短发,被小城百姓讥讽为“过激党”。走在大街上引发围观议论,她们手牵手昂首前行、目不斜视,像铁,感受到一种隐秘而磅礴的磁场吸引力——到远方去,寻找内心和身体的方向!

丁玲一九〇四年出生于临澧一个大户人家。她这样回忆家族往事:

“在我的爷爷那一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县城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父亲去世那一年,丁玲五岁,家族迅疾寥落颓败。母亲余曼贞带她到常德城舅舅家寄居,像一件物品,寄存在他人屋檐下。外祖母做主,让丁玲将来嫁给舅舅家表兄。“我宁可死也不会嫁给表兄!”小小丁玲紧咬嘴唇对母亲说。母亲哽咽:“妈也不乐意,女娃儿也要争气。”

常德女子师范校园里出现奇特一幕:余曼贞与丁玲成为校友,一个在速成班读书,一个在幼稚园认字。母女手牵手,背着一大一小两个书包,书包里有课本和饭盒。“离你舅舅家远一点,呼吸畅快多了!”余曼贞像面对朋友一样感叹,丁玲听了咯咯咯咯笑。余曼贞内心打算是,即便将来摆脱不了这一成婚意图,女儿也能因读书而自立谋生,少在家中待着,就能少受一些委屈。

一九一九年,丁玲考入位于桃源的湖南第二女子师范预科班,成为未来好友王剑虹的学妹。五四运动爆发,余曼贞鼓励女儿考取位于长沙的周南女校。那是一所培养了向警予、蔡畅等人的名校。向警予是余曼贞的知己、结拜姐妹,曾滴血盟誓:“振奋女子志气,追求男女平等,励志读书,图强获胜,如有违约,人神共弃!”丁玲称呼向警予“九姨”。自幼开始逃婚,丁玲离故乡、离舅舅家越来越远,内心越来越阔大敞亮,像被寄存的物品,努力摆脱依附他人的境地,回到自我。

“到上海去!”这是王剑虹见到丁玲时的呼吁。“去平民女校读书,还能做工养活自己,学新知识,成为独立自由新女性!”丁玲心动,母亲也心动:“去吧,越远越好,去过新生活。”舅舅阻挠,摆宴席请家族亲友一同说服余曼贞和丁玲。余曼贞面对自己的母亲、兄长、亲戚,慷慨陈词:“女娃儿也是人,能做自己的主,不乐意的事怎么能强迫?北京都闹了五四运动,时代变了,婚姻自由了——女娃儿也有一条自己的路可走!靠人养着,迟早会被人抛弃嫌弃,终究是可怜的人……”大约联想起自己眼下处境,余曼贞哭了。丁玲也哭。舅舅通红着脸怒吼:“别讲什么新道理!几千年的老规矩不能破,不然,余家脸面往哪里搁?上海是坏地方,女娃儿怎么活?不能去!”扬起一个茶碗摔碎在地上。余曼贞拉起丁玲起身就走。遂有了报纸上的解除婚约声明和一群女孩的出走之举。

当下,上海黄浦区一块绿地中央,有两座紧邻的石库门建筑,一为平民女校旧址,一为更著名的中共二大会址。陈独秀、李达的寓所和《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位于附近。两处红色历史教育基地内,充满游客、导游、学者、记者,开展情景体验教学团队、摄像机、解说员。其中,平民女校教室黑板上,有一行繁体粉笔字“妇女解放”,课桌、板凳以及宿舍内的高低床,作坊里的织袜机、缝纫机等等机器,都显得过于崭新,原物大概消散遗失。所谓遗址与旧址,仅仅是对历史的一种尽量符合逻辑的想象而已。类似于写作,这一种内心考古学行为,用笔尖作为鹤嘴锄和洛阳铲,在纸上寻找精神遗迹,尝试建立起碎片般的细节之间的因果关系。彻底还原往事前情,则完全是奢望与虚妄。

中共在上海开办第一所平民女校,意在培养女性革命者,去纺织厂、烟厂等女性集中的工厂,调查、授课、演讲、救助,赋予那无望沉寂的底层以新机与生意。课堂上,丁玲睁大本来就很大的双眼,听陈独秀讲社会学,李达讲代数,刘少奇讲苏联十月革命,陈望道讲《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与作文的意义,茅盾讲英文口译与写作,邵力子讲时文阅读与名著欣赏……“我大开眼界,感觉世界真大,能够高高飞起来了。尤其是陈望道上课讲的话:‘旧式婚姻是机器的婚姻、兽畜之道德,女性觉醒的辉光正在到处闪烁!’让我流泪。他说得那么动人,像诗一样!”晚年,丁玲对来访者感慨,眼睛会蓦然一亮,像早年的光,返回倦意深深的眉目间。

左联机关刊物创刊时,丁玲给远在北京的沈从文去信,商量如何取名。未等到回信,就想出《北斗》这一刊名,得到鲁迅和冯雪峰赞同。北斗,在中国西北上空闪烁,是对于黎明终将到来的承诺,也表明在边缘处才会萌动巨变。丁玲主编这一刊物,是一九三一年的事情。五年后果然奔赴西北。而“北斗”在现代政治话语中,逐步成为中共和领袖的象征。在一幅著名木刻作品中,鲁迅手捏一张纸昂首眺望,画面一角就有北斗闪烁,旁边是一行字:“在你们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这是鲁迅与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胜利后所发贺电中的话。

北斗七星,赋予困顿孤绝的人们以暗夜中的方向,以途中的慰藉和脚力。

延安高架路与南北高架路垂直交叉,构成当今上海主城区“申”字形高速通道网中的那一个“十”字。平民女校、中共二大会址就位于这“十”字的左上方交汇处,那里正是中国现代红色叙事、丁玲心灵史的关键处。以“延安”命名这一高架路,富有政治寓意——东来复西去,这,也是丁玲的心迹和履历。

在上海,原名“蒋伟”的湖南少女改名“丁玲”,其命运也被这座城市改写。

五四运动前后,新女性改名成为一种风气。从寄寓着三从四德、温柔敦厚等传统意旨的原名中解脱,就像是蝶化、蝉蜕、鹰换喙,获得新生命,翩飞、鸣啼、高翔于新世界。

平民女校创办者之一的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在20世纪初期严峻激变的时代背景中,她以“警予”这一新名警示自我:去走自强自由的一途,而非沉溺于“俊美”这一资本、“贤良”这一道德。向警予长相的确俊美,男性追求者多多。与蔡和森一道赴法留学,在上海报刊引发轰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女子勤工俭学实为前所未有,亦中国女界之创举。”毛泽东站在十六铺码头目送、挥手、脸色苍茫,轮船也挥动一缕浓烟,渐渐消失在入海口方向。在法国小城蒙达尼,向警予、蔡和森举行婚礼,周恩来、邓小平、蔡畅等同学在草地上举杯庆贺,共谋建党活动。

回国后,向警予创办《妇女周报》,参加中共二大。带领“丁玲们”脱下皮鞋,换上布鞋,去工厂宣讲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十小时工作制”“反对缠足”“反对纳妾蓄婢”“禁娼”等关键词,让女工们鼓掌、欢呼、流泪。在上海闸北丝厂、南洋烟厂争取权益的罢工运动中,屡屡有向警予、“丁玲们”的身影和呼声:“姐妹们!兄弟们!改变命运靠自己!”

一天,来自湖南的几个同学从工厂回到平民女校,在宿舍商量改名字。

杨代诚说:“九姨名字改得多好,多有劲!咱也改改吧?”秦德君拍拍胸口:“我早就改了,‘秦文骏’——有文化的骏马!”大家笑了:“你文章好,也跑得快,名副其实!”王淑璠响应:“我也想改!改什么呢?”她拍着脑袋做思考状,忽然笑了:“我喜欢龚自珍的一个句子——‘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姐妹们,从今天起我就叫‘王剑虹’了!”蒋伟击掌赞叹:“好!剑虹!有男儿气!”她拿着字典闭眼随手一指:“剑虹同学,帮我看看是什么字?”王剑虹一看是“玲”字,蒋伟眉梢一扬:“我就叫‘玲’了!干脆把姓也改了,最简单的丁姓——丁玲,多响亮,风吹铃铛响叮叮,怎么样?‘丁’也是平民的意思嘛!”大家笑成一团:“好好好,不过,要请蒋家祖先在天之灵原谅你吧!”丁玲撇撇嘴:“他们松一口气呢!不为我操心了!杨代诚想好了吗?干脆也姓王,和剑虹一家吧!”杨代诚点头:“姓王好,老虎头上有个‘王’呢,没人敢欺辱!从老家到上海,一直懵懵懂懂,上了平民女校才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现在有所知了——就叫‘王一知’吧!”大家鼓掌:“王一知——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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