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树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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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桃树人家——读书人家的光阴》这本书，作者是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三姐妹，她们是台湾作家朱西甯的三个女儿。朱西甯是出色的小说家，妻子刘慕沙是翻译家，朱天文三姐妹也都在文学领域有所成就，各领风骚。

大女儿朱天文，毕业于淡江大学英文系，作家、编剧，著名导演侯孝贤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千禧曼波》《最好的时光》《刺客聂隐娘》都出自她手;二女儿朱天心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高中时代就创作了长篇小说《击壤歌》;三女儿朱天衣，不但是知名作家，还爱好戏剧表演，凭借一首民歌《深秋浓浓的枫红里》轰动台湾歌坛。

这样的一家人，于文坛之中不能不说是一朵奇葩。究竟是怎样的感染与熏陶，成就了这样的文学之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朱家三姐妹辑成了这本《桃树人家》。在序言中，朱天衣开宗明义：“大家总好奇：父母是如何教育子女的，使我们姐妹仨都走上写作之路……出这本《桃树人家》，是想透过我们仨的书写，使读者更明了我们姐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看似无为的父母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无形地影响了我们，生命中许多信念价值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积累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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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父母从未教过三个女儿什么，也没说过什么文学方面的大道理，更从未刻意让孩子读哪本书。家里书多，有一个被塞得满满的书柜，从苏联文学到现代小说，百无禁忌，朱父任孩子们挑选，看得懂的就接着看，实在难读的就先搁下换一本。身教重于言传，朱西甯和刘慕沙给予女儿们的，正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在《父亲》一篇中，朱天衣这样写道：“自晓事以来，父亲伏在案上笔耕的身影，是童年恒常的画面，也是此生无可磨灭的记忆……父亲对待文学的态度，虔诚力行在生命的每一刻里……以文学为媒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庭，自大家长起，念兹在兹的始终就只是文学，它已烙在每个家族成员的生命里。”这样的父亲，自是鞭策和鼓励着整个家族，又何须太多的言语。

“花多，树多，狗多，猫多，人多，女性多，笔多，吃得多，B型多，书多，是敝家的十多。”这个带了些许戏谑的“十多”家庭，自然且生态，优雅又有爱。闲时花下逗猫狗，忙时案上各读书。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只是想想，就觉得温馨。朱家的后园里有一两棵桃树，于是“三月看桃花，五月采桃子”，还有六月的昙花，九月的桂子，荡漾着文学之气的朱家，就这样地和植物动物们，温柔相依，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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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家，无论父母还是子女，他们对于文字的热爱，都是单纯又执着，毫无功利心，不为生活而写，只写自己想写的。

也许有人要说，这样的朱家肯定生活优渥，衣食无忧，所以他们才能自在地书写。曾经我也这样以为，读完《桃树人家》，才知事实并非如此。朱家并非大富大贵，他们只是将生活所需减至极简，欲望降至最低，不为购房购车贷款所迫，不为卡债所扰，一家人守着一栋老屋甘之如饴地生活着。他们将所有的力气放在书写上，让生活成为笔耕的沃土，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选择。

父亲朱西甯在创作长篇《铁浆》和《狼》时，正值小女儿朱天衣的襁褓期，有天晚上，父亲正奋笔疾书，朱天衣因为母亲不在身边嗷嗷啼哭，姐姐朱天心怕扰了父亲书写而急得恨不能捂住妹妹的嘴。朱天衣这样写道：“唉，若当时晓事，不等姐姐动手，我先就撞墙自我了断了。”读到此处，不禁笑出声来。这是多么诙谐的一家人，他们对于文学的热爱，又是多么的统一和执着。

在朱家，父母、女儿、女婿都是文字工作者，曾经有过一家人通宵赶稿的纪录，自嘲是“制造小说的工厂”。大姐朱天文说：“家，是用稿纸糊起来的。”这并非夸张，而是朱家的日常。

文学朱家，以文会友。小妹朱天衣说，小学时期，每次回家总见客厅坐着站着满是人，讨论的都是一些文学话题。后来姐姐们也开始写作，家里又开始出入一些年轻的孩子，他们葆有同样的文学热情。“与此同时，父亲坚持着每天至少千字的写作，即便除夕夜一屋子年轻男女玩疯了，时间到了，他会静静隐没。再现身时，我们仨笑他：‘开笔了？’他总是眼神明亮地颔首……”

这是一种多么动人的家庭氛围。文学的浸润，父亲的言传身教，浓浓的亲情，让三姐妹精神饱满，快乐从容。也正是因着这样单纯而执着的热爱，才成就了这样的文学一家人。

编辑 乔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