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及其“公开的密谋”

在我国读书界，科幻小说名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又译“韦尔斯”“威尔士”）享有声誉已逾百年。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翻译出版了他的《环游月球》。1915年，进步书局出版了留美商科进士杨锦森（1889—1916，字心一）翻译的《八十万年后之世界》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威尔斯的“科学寓意式小说”对我国各色新青年的吸引力持久不衰，“《新潮》《学术界》《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都刊载了有关威尔斯的文章”（陈娟，《威尔斯在现代中国的译介》，载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页152）。从1919年至1949年，威尔斯的“盛名”在我国文化界“热”了足有三十年之久。

民国时期的新青年们并非没有注意到，威尔斯也是“写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作家”。尽管如此，当时的新青年对威尔斯同样多产的政治作品的了解，既不完整也相当粗浅，其代表作《公开的密谋》没有受到重视就是显著例子。新中国诞生后，译成中文的威尔斯政治作品仅有《俄罗斯之谜》（Russia in the Shadows，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的《隐身人》是“文革”前的高中生最为喜爱的读物之一，人们一直记得威尔斯的科幻作家身份，他的政治作家身份则逐渐被人淡忘。

1920年9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尚处于危难之际，威尔斯曾以政治作家的身份前往考察，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还拜见了列宁。威尔斯本来以为，他将见到一个“喜欢教训人”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未料列宁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他交谈，而且“讲得很快，津津有味，十分坦率，直截了当，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就像一个真正的学者讲话一样”。《俄罗斯之谜》出版后，列宁马上就读了，还不时“在书上做了非常惹人注目的眉批”。威尔斯也许希望美国能出手援助处境艰难的俄罗斯合众国，毕竟两者有相同的历史抱负，他在书中写道，“美利坚合众国是唯一可以扮演在最后关头出现的救星角色的大国”——列宁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两条横线。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敢于设想星际飞行的幻想小说家”，威尔斯竟然认为列宁的国家电气化计划“陷进了乌托邦”。

威尔斯既是科幻小说家，又是关切人类社会进步的政治作家，他的科幻小说与其政治作品有什么关系吗？或者说，其政治作品是否带有科幻品质呢？

一

1903年2月，时年37岁的威尔斯加入了乔治·萧伯纳（1856—1950，又译“肖伯纳”）等人发起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团体费边社。一个月后，威尔斯在这个社团的聚会上发表了题为“关涉市政事业的科学行政管理区域问题”的演说。威尔斯提出，技术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应该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力发展公共企业，推动社会改革，以解决困扰人类的种种政治弊端。威尔斯在晚年的《自传实验》（1934）中说，他的这次亮相演讲没有在听众中引起“丝毫动静，好像根本没有听过什么似的”。其实，当时的费边社领袖人物悉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对这次讲演印象深刻，他们后来起草的《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某种程度上就来自威尔斯的启发。威尔斯在演讲中还呼吁费边社开展大规模宣传运动，“在世界上引起一场轰动”。由此可见，以写作科幻小说成名的威尔斯颇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

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威尔斯加入时，该社已有近20年历史。威尔斯入社后发表了一系列政治作品，诸如《正在塑造中的人类》《现代乌托邦》《代替旧世界的新世界》——这些书据说是“在英国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著作”。1906年元月，威尔斯在费边社发表短论《擦皮鞋者的悲惨境遇》，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被费边社第二代高层人士视为“对社会主义宣传最有影响的贡献之一”。

在威尔斯的文字感召下，不少年轻人加入了费边社，并把他视为启蒙导师——威尔斯俨然成了费边社的新领袖。然而，1906年2月，威尔斯在费边社发表演说《费边社的错误》批评社里的老同志后，情况就变了，尽管他的批评口吻十分友善。威尔斯抱怨社团规模太小而且很穷，应该调整政治路线，以形成更大声势。用威尔斯在回忆录中的话来说，费边社不仅仅追求“雅”，不想与金钱沾边，“更有意要把思想从金钱上面推开”，实在不明智。

在威尔斯的推动下，费边社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修改组织建制（发展地方分社）和社会政策，还准备大办刊物和出版书籍。改革措施虽然让费边社成员有所增加，却招致社里老同志反弹——包括介绍威尔斯入社的萧伯纳。威尔斯感觉到自己的改革面临来自老同志的强大阻力，而在萧伯纳看来，威尔斯虽然文才过人，但口才极差，不适合做社团魅力人物。威尔斯后来在自传中多少承认了这一点，他自嘲地写道：

［我］讲演时结结巴巴，声音小得让人几乎听不见，通过一丛根本于事无补的胡须低头说话，讲演中常常很不明智地转换话题，时常纠正自己的话，好像在修改一份草稿。

1909年，威尔斯退出费边社，开始单枪匹马去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

二

1926年，威尔斯发表了三卷本长篇小说《威廉·克利索德的世界：新天使小说》，长达797页。在威尔斯一生所写的小说中，要数这部篇幅最长。小说以虚构人物威廉·克利索德之口叙述，威尔斯仅仅在“扉页前的注释”中露面。其实，全书有近半篇幅在说教，而说教者正是戴着虚构人物面具的威尔斯。激发此书写作灵感的是一战后美国的繁荣景象，威尔斯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诸多政治想象，但这并非是威尔斯逐渐转向“教喻叙事”的标志。毋宁说，威尔斯的政治作品几乎无不带有叙事文学色彩，颇有感染力，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就经常被人称为“小说”。

小说叙事固然益于潜移默化，但也容易让所要传达的政治观念模糊不清。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掌握《威廉·克利索德的世界》中的教喻，威尔斯以散文化文风撰写了简洁明快的《公开的密谋》，1928年出版，副标题为“一场世界革命的蓝图”。按照这份想象中的蓝图，大西洋国家的各界领袖和组织者将凭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开展一场“在旧世界的混乱中帮助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威尔斯称之为“一种无预谋和无组织的密谋”。威尔斯承认，这种“重新组织世界”的革命构想本是“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在“苏联五年计划所带来的精神激励”下，世界各地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沿着‘公开的密谋’所预示的路径思考”，因此，“在我们目前危险和不和谐状态下去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想法”不再是一种乌托邦。

其实，威尔斯的“世界革命蓝图”构想与俄国革命政权模仿美国建立合众国无关，而是基于他自己的费边社理想。1905年的《现代乌托邦》已经提出，费边社应该是一个以凭靠技术进步促进人类繁荣的组织者为己任的虔诚武士团。威尔斯相信，新型的科学家和企业界人士有能力把世界整顿得井井有条，只要用他的“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武士们能形成一个领导世界的阶层，“现代的世界国家要完全实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在正统的费边社人士眼里，威尔斯的科技武士理想不过是想要“更加适合于可能具有种种奇想和怪癖的普通人”罢了。

在威尔斯看来，要让“世界革命蓝图”成为现实，最为重要的是施行全球化教育。与费边社的老同志产生分歧后，威尔斯决意独立担负起教育世界的使命。按他自己的说法，要理解《公开的密谋》，需要先了解他的三本大著，即《世界史纲》《生命之科学》和《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因为它们“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人类如何为控制自己的思想而斗争”，以及“如何发现正确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智力工具”。显然，威尔斯把自己的这三本书视为宣传“世界革命蓝图”的基础教材，它们共同构成了威尔斯的教喻体系。

《生命之科学：当今关于生命及其可能性的知识概要》部头很大，是威尔斯与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爵士合作的成果，后者是“达尔文的坚定追随者”，即鼎鼎大名的《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不过，此书与《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1931）都成于《公开的密谋》之后，首部为理解“世界革命蓝图”奠定基础的教材，其实是威尔斯在1920年出版的大著《世界史纲》。据威尔斯说，这部“对世界历史主要事实的大胆汇编和整理”，起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结束时，他发现人们无法解释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应该产生什么结果”，于是着手重述世界历史，希望由此能“得出一些关于人类政治状况的更有用的结论”。威尔斯故作谦虚地说，这部书写得“既不艺术也不高雅”，而且是在“相当匆忙和激动的状态下”完成的，但同时又说此书销量十年间达到300万册，这足以证明他与世界上“一大群各地的普通人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想知道真相”。

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它对理解“公开的密谋”意义何在？

三

《世界史纲》面世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的同盟会会员朱经农即将结业回国，他读到此书后非常兴奋，马上撰文介绍给国内读书界，随即引起学界人士高度重视。尚未到知天命之年的梁启超让自己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梁思成着手翻译这部书，一则练习译笔，二则接受世界史的启蒙教育。译事历时五年，由于《世界史纲》篇幅太大，而梁思成功课又太忙，译者实际上先后有五位，校订者则多达十人，其中不乏当时的学界名流。《世界史纲》受到我国知识界何其隆重的对待，由此可见一斑。

中译本在1927年问世（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逢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世界史的雷海宗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年仅25岁的雷海宗随即撰写书评，称这部书“恐怕是近来外书译品中最无价值的”，若用它来教育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必贻害无穷。因为，威尔斯是“富有改造社会热诚的小说家”，世界大同是其“信仰的立脚点”，《世界史纲》不过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说杰作”，“本身无史学价值，我们不可把它当作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

雷海宗一语点出了威尔斯的政治理想——“世界大同主义”，更为恰切的译法应该是“世界公民主义”。尽管有雷海宗如此毁灭性的评说，但在随后短短五年间，《世界史纲》仍然接连有了四个新的中译本。正当我国新青年捧读《世界史纲》之际，日本入侵我国东北的战争行为打断了“世界大同梦”在我国的传播。直到时隔五十年后的改革开放之初（1982年），《世界史纲》才又有了全新的中译本，而且是依据威尔斯自己离世前多次订正的版本（1971年版）迻译。译者阵容与梁启超当年组织的译者队伍也不遑多让，其中既有我国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也有著名小说家，而且都有留洋经历。曾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世界史学家吴于廑，隆重推荐此书。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新译本在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历史时刻问世，标志着我国的世界史通识教育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语境：我们需要对世界敞开眼界。《世界史纲》的新译本再次接踵而出，迄今已有不下五个新译本，雷海宗的告诫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随着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式教育方面取得长足进展，“比较易欺的国人”已经不复存在，世界公民论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我们的新“常识”。

西方政治人不“易欺”，南太平洋的英联邦成员国政治人相信，如果“一战是理解20世纪历史的关键”，那么，人们有理由担心，一百年后的今天，“欧洲历史是否会在亚洲重演”：

如果中国真的在未来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将是自从乔治三世统治英国以来第一个获得这一地位的非西方、非盎格鲁-撒克逊、非英语和非西式民主国家。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不会对现有全球规则和秩序造成任何影响的话，那么只能说他的历史还没有学到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记住的是，欧洲和所谓的“西方”已经对亚洲——尤其是中国——造成了长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陆克文，《1914年的欧洲给2014年的亚洲带来的启示：对一战爆发百年纪念的思考》，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陈鑫、程旸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页310，比较页301-303）

这位英联邦成员国政治人物清楚知道《凡尔赛和约》对中国的欺辱，以及“中国共产党让中国有能力摆脱长达一个世纪的外侮——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但他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战争，以及美国对新中国的长期封锁。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美国建立的战后全球规则和秩序的正当性不置一词，只能说他的历史还没有学到家。

21世纪初，研究东亚史的美国学者柯娇燕写过一本《什么是全球史》的小册子，据说在我国史学界很受欢迎。她在书中说道，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算得上是世界史书写的转折点或全球史的开山之作，因为他超越了国别史或区域史，面对“人类观念和经验的无穷变化”，致力于提出“一种简单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这里所说的“简单结构或因果关系的解释”，即指世界公民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