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总关家国情

灵台无计逃神矢

1902年，鲁迅乘船从南京出发，经上海前往日本留学，计划先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知识，两年后肄业，升入大学深造。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的是采矿，本应进入大学地质科，但他却选择了医学，为的是可以治病救人，并且推进中国科学发展，如《呐喊·自序》中所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不到两年，鲁迅又改变了主意，以为人的体格健壮固然重要，精神健全更不容忽视，便从学校退学，回到东京专门从事文艺活动了。

此时，周作人也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留学日本，与鲁迅一样喜欢文艺。他们联合几位朋友，一面著译，一面创办杂志。杂志拟取名《新生》。可惜的是，因为资金不足，杂志流产，著作和翻译也销路不畅——真所谓文章憎命达，无用是书生。但回归自己挚爱的文学，而且因为日语和德语能力提升，能翻译国外的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增进对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认识，正合鲁迅的本意。

从日本回国，鲁迅成为所谓的“海归”——反面的称呼是“假洋鬼子”——对国内的情况很不适应，用他《呐喊·自序》中的话说是“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从杭州到绍兴，从绍兴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十年，鲁迅基本上处于沉默状态，在为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做着准备：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寂寞像毒蛇缠住他的灵魂。但在这沉潜的十年，他整理古籍、抄录碑帖，这些传统的文艺资源慰藉并滋养他，有助于他的旧体诗形成意象奇崛、辞句古朴的风格。

留学日本前后的鲁迅如饥似渴地汲取中外文学和文化。留日时期，他广泛阅读和接受各国进步文学；回国以后，因失望于现实社会，他“沉入古代”，对古籍、经书和金石等兴趣浓厚。这个阶段，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化资源在鲁迅的精神世界交汇碰撞，推动了他的文学和思想深入发展，对他的诗学之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留学日本前后的鲁迅经历了留学前的期待，留学时的求索，以及归国后的沉默的精神旅程。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自题小像》等诗篇表达了对民族解放问题的关注，注入了对国家民族的“以血荐轩辕”般的挚爱。

诗关乎爱。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

少年时代就开始写日记的鲁迅，早期日记中想必有爱的幻想，甚至有情窦初开时写给意中人的诗句——可惜如今已无从得见。现今所能见到的鲁迅诗作，很少有正面书写爱情的内容，有的仅只是《我的失恋》这样的打油、热讽、冷嘲之作，未免让人感到失望和遗憾。但考虑到他青年时代所受的包办婚姻之苦，也就不难理解了。

鲁迅十三岁那年，父母担心祖父的科场案牵连家人，把他和周作人送到舅舅家避难。他本人没有写过这个时期的感受，只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自传》中说过自己曾被人称为“乞食者”，应该是受到了怠慢和蔑视，心里留下了阴影。可能是因为这种感受，他几乎没有说起过自己在寄居时期受到的文学教育，更没有提到情感上的碰撞和遇合。同去寄居的周作人，也许因为年龄小，对冷漠和轻蔑还不敏感，后来在《鲁迅的故家·娱园》中回忆那个时期的生活，温馨平和的细节讲得比较多，如他与鲁迅寻找和阅览了很多小说，其中还有不少言情小说。

尽管周家的教育比较开明，祖父和父亲都不明确禁止鲁迅兄弟阅读小说，但其实阅读书目只限于《西游记》《荡寇志》之类，言情小说自然在禁止之列。家庭发生变故后，鲁迅和二弟被送到大舅父家避难，暂时脱离了家庭和私塾，得有看“闲书”的机会。大舅父家的房东秦少渔（大舅父前妻的兄弟，小名友，鲁迅称他友舅舅）思想开明，性情散淡，不汲汲于功名，读书面宽而且禁忌较少。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中回忆，友舅舅“喜欢看小说，买的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的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光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封神》《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鲁迅因为喜爱《荡寇志》中的绣像及其说明文字的字体，特地买了“明公纸”逐一影描，积累大约百页，订成一册。

言情文学对情窦初开的少年的情感启蒙作用不可忽视。不过，文学作品的爱情是虚构的、幻想的，现实中，爱须有明确的对象——如射箭之有鹄的。

1902年6月8日，鲁迅到日本不久，就到学校附近的照相馆拍照，随信寄三张给南京的周作人，除了给二弟的一张，其他两张托其带给绍兴的家人，以释远念。给周作人的一张背面有题词：“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亲人之间互赠照片以表达思念和亲情，虽然是那时日本的风气，但对鲁迅和周作人来说就有特殊的意义。周作人把这段题辞抄写在日记中。他端详大哥的照片，写出“居然东瀛人也”的惊喜感叹之词，并且“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鲁迅思念故乡、怀想亲人，弟弟珍爱兄长写真，手足之情跃然纸上。

设想一下，如果将这张照片题赠恋人，鲁迅会使用更热烈、更让人心醉的词句吧。然而，那时鲁迅的知己只有周作人。

因为鲁迅的东游日记不存，他赴日途中观察、思考和思念的内容无从得知。周作人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些他们之间的联系：

壬寅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夜，雨霁，挑灯独坐，听窗外蛙声，如两部鼓吹，东风萧萧，吹白杨作响，声甚凄清，煮茗自啜，怀忆远人，思作日本信，因无鱼雁而止，当待考后矣；

十月十八日（1902年11月17日）望日本函不至；

十月三十日（1902年11月29日）夜独坐，甚无聊，望日本信不至，令人怅怅。

还有鲁迅叮嘱周作人购读新书的记载。仅仅是为了购买鲁迅推荐的一部《名学》，周作人不惜费时费力，必欲得之而后快：

六月十五日（1902年7月19日）又作致韵仙信，托买闻人严几道复新译穆勒《名学》，格致书也，大哥来信云甚好，嘱购阅，故托彼往买。信未发，待有来函，知寓何处，始可寄往；

六月廿三日（1902年7月27日）是日发致韵仙信（托买穆勒《名学》）；

七月初四日（1902年8月7日）看《中外日报》数纸，金粟斋有严又陵译《名学》部甲出售，洋八角，南京明达书庄中西书屋皆有寄卖，拟往购之。是书系英伦穆勒约翰原著，豫兄来函云其书甚好，前已托胡兄往购，未知有否也；

七月初七日（1902年8月10日）点名后，向叔祖借角洋两元（尚存五元），拟明日至夫子庙买书，请假已准；

七月初八日（1902年8月11日）晨同升叔步行至鼓楼，坐车到夫子庙明达书庄，买穆勒《名学》部甲二本，八角。

鲁迅还经常托人带日本的新书报给周作人看，有《西力东侵史》之类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书，《权利竞争论》之类的政法理论书，《摩西传》《政界十女杰》之类的杰出人物传记，《最近清国疆图》之类以世界眼光看中国的书，以及鼓吹维新变法的刊物《天义报》《新小说》，还有本省留日同乡会编辑出版的《浙江潮》。

1903年3月2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他为大哥作的三首诗《春日坐雨，有怀予季，并柬豫才大兄》（用鲁迅《别诸弟》韵）：

杜鹃声里雨如丝，春意阑珊薄暮时。

客里怀人倍惆怅，一枝棠棣寄相思。

锦城虽乐未为家，楚尾吴头莫漫夸。

烟柳白门寒食近，故园冷落雀梅花。

通天枫树春田社，胜迹何时容欣赏。

满地樱花小石川。举杯同醉晚风前。

在杨柳、梅花、棠棣花之外，诗中出现了枫树和樱花，而且是“通天枫树”和“满地樱花”。周作人没有去过日本，只是从鲁迅的来信中知道“春田社”和“小石川”这些地名，想象异国美景。

能够如此频繁地与二弟交流，鲁迅当时应该没有时间“另有所爱”。实际上，鲁迅此时已经订婚，未婚妻是本城丁家弄的朱安。

周作人在日记中记下订婚过程：1900年3月16日，周家与同城丁家弄朱家女朱安议婚获得朱宅应允，“朱宅出口”，“托惠叔备席，约洋五菜”。“出口”是绍兴婚俗的一个环节：男方出“求帖”送到女家求婚，女家收下“求帖”，以“允帖”送还男家，表示应允。由此可知，周家向朱家求婚，可能在1899年春。1900年5月14日、15日，周作人日记中记载他与母亲鲁瑞和玉田叔、祖母、姑姑、朱安的胞兄朱小云同舟看戏，说明两家已经比较熟悉。

但婚事进展很缓慢，可能是因为鲁迅在南京求学，推迟了婚期，更大可能是因为鲁迅不认可这门婚事。直到1901年4月3日，周作人日记记录，母亲让他“遣人往丁家弄朱宅请庚”，就是去询问女方的生辰八字，以便与鲁迅的八字一起排算。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他觉得母亲是受了媒妁之言的欺骗，仓促答应了这桩婚事。媒人是玉田夫人的儿媳伯撝夫人，出自绍兴大族观音桥赵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但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而是本家极要好的妯娌，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所以，鲁迅在《朝花夕拾》中，以伯撝夫人为原型，塑造了“衍太太”这一形象。《琐记》中，衍太太是一个搬弄是非的人；在《父亲的病》中，衍太太在他的父亲临终时怂恿他大叫，让父亲的痛苦延长。但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S城人》中认为《父亲的病》用了小说笔法，因为根据当地风俗，并非直系亲属的女性衍太太是不能出现在鲁迅父亲病床前的。可见，鲁迅不惜虚构一笔，表达对这位王熙凤般长袖善舞的女性的愤恨和厌恶。

周冠五在《鲁迅家庭家族和绍兴当年民俗》中写道：“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的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几年后，鲁迅奉母亲之命回国成婚，看到朱安的小脚，就难免带着很大的抵触情绪了。

寄意寒星荃不察

在东京，一个与男女情爱有关的外国词语出现在鲁迅的笔下，即他在日本所写的第一首诗第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的“神矢”两个字，字面意思是“神箭”。中国神话传说里有持箭英雄后羿，以射杀野兽和射落九个太阳闻名，但他的箭并不是射向人心的，与爱情无关。鲁迅的小说《奔月》叙述后羿箭法太好，射得野兽死光，但并无用武之地，生活愈来愈艰难，妻子嫦娥因此吃了长生不老药飞到月亮上去了，最终连爱情也没保住。

能射中“灵台”的，无疑是古罗马爱情之神丘比特的那副弓箭。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

这首诗曾写在鲁迅剪去辫子后所拍的照片的背后。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鲁迅该诗手稿写于1931年，落款有“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许寿裳在《怀旧》一文中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自此以后，《自题小像》成为该诗的题目，许寿裳如此命名，可能是觉得诗意正与照片形象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