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盗版图书手记（2022）

深夜里，手机吱吱震动了几下，我惊醒，忙抓起来看：“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

果然是他，我打起精神回复：“好的，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时已凌晨三点，我翻身躺下，想了想又添了一句：“方便发给我一个定位或者厂名？”蒙眬中等了好一会儿，却一直没有答复。

这就是我和“线人”小海前几天沟通的场景，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我说一句，他勉强在深夜或者第二天才回复，简直比战争年代传个情报都费劲。我的第一次反盗版行动，就以这种低配版《无间道》的模式开启了。

一

我对盗版书的记忆，最早来自十二三岁时看的一本《林海雪原》。

那时我和几个同龄男孩一起，莫名其妙地痴迷有关“打仗”的东西，电影、电视剧、小说……能找到的都看，急匆匆看完、翻完，好去讲给别人听。听众觉着过瘾，讲的人就特有成就感。那次从亲戚家借来这本大书，本想出出风头，没想到里面竟然错字百出，看得我整个人云里雾里，脑子一团糨糊。书里面女主人公一会儿叫“白茹”，一会儿又成了“白茄”，搞得我直到现在都有点恍惚。

现在想来，除了那本《林海雪原》，当时看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书里到底还有多少是盗版，恐怕是个不易深究的谜了。

后来，随着接触的书渐渐变多，我发现这个“谜”还在蔓延。盗版书似乎没有缺席我生活过的每个城市。刚到北京时，一边看到路边摊上花里胡哨的盗版书论斤卖，一边又看到人艺小剧场的话剧一票难求，这座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都市，好像在时时提示我大千世界的复杂性。

毕业以后，我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成为一名图书编辑。我的单位在业内颇具声望，巧不巧，《林海雪原》的正版书恰恰出自这里。读书、编书能赖以为生，对我而言，大概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职业了。一个陪伴了人类漫长文明历程的古老行业，竟奇妙地适合我的性格，这更让我觉得幸运。日复一日，大家趴在桌上，翻稿子，想选题，揪错别字，钻牛角尖地想宣传文案。编辑的大多数工作可以慢条斯理地进行，有些环节甚至慢下来会做得更好，不需要太多大起大落的激情。

平日在编辑部里，常会接到读者的热心电话，想投稿的居多，也有人是想给某本书的作者提提意见。在读者要求和作者直接对话的时候，编辑就应该是一座桥梁，只是桥上要布置些不能轻易逾越的哨卡。

关于盗版书，也常有读者找过来要求给鉴别，不过宣称要帮着出版社反盗版的很少见。所以，当同事跟我说有人想提供盗版印刷厂的线索时，我心里多少有点疑虑。

这人微信名叫“小海”，是位男士，头像用的是周星驰电影里那个在海边高举双臂的镜头。我知道不便问真实姓名，就直接用网名称呼他了。小海先是通过我们社的一个读者群找到了我的同事，说出是哪本书被盗版后，他又被介绍给我。

那时是四月中旬，小海告诉我说，盗版印刷厂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今年已盗印过一次，至少印了十万册，可能很快就要再印几万册，纸都运到了。

又是天文数字的盗版！他说的这本书，是几年前同部门的前辈编辑再版的一本名著——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之前叫《西行漫记》。前辈是业界一流名编，抓选题的眼光极好。一本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书，经她之手后活力重现。第二年，这本书竟幸运地入选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上）指定阅读书目。原本寂寥多年的《红星照耀中国》，转瞬间销量大增，成了市场上的宠儿。

如今世上三百六十行，不知有几行能逆流而上。反正我看出版这行是越来越“卷”了。编辑们虽然平日里看上去不急不忙，却是真的“敬业”。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每年合计能出几十万种书，每种挑一本摞起来，堆得要比珠穆朗玛峰都高了。只不过销量走俏的极少，大多数早已湮没无闻。作者和编辑凑一起时，聊起内容来滔滔不绝，聊到销量后又难免一把辛酸泪。记得我刚入职时，如果一本书能卖到五万册，就能称它是“畅销书”了。现在更甚，一场营销活动如果卖出几千册，那是可以当作一条业内新闻来传扬的。

最近看网上有段子说，疫情期间，书店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在各地流调中从未出现过。我看这段子太写实了。不过与正规书业相对的，盗版的商人们却掌握了“财富密码”，因为他们盯着的是那几颗最诱人的果实，只印最好卖的。

《红星照耀中国》大热后的几年，总是被屡屡侵权，盗版也特别嚣张。为此，前辈带着我做了许多“抵抗”，耗费了心力，效果却不理想。可这些事如果放着不做，对方会愈发疯狂，所以，我们决意要沿小海给的线索追下去。咬咬牙，哪怕没什么实质的回报，我也得让那些搞盗版的家伙收敛收敛。

二

看起来，我的“线人”小海的作息相当不规律，他回我微信的时间，错落地分布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毫无规律可循。也许是他经常要上夜班的缘故，刚接上头那几天，我总在半夜突然接到他发来的消息，于是赶紧爬起来聊上几句。

据小海讲，这印刷厂老板是个惯犯，去年有别的出版社来人查过，但老板会反侦察，屡屡过关。我之前有些耳闻，这种专营盗版的小印刷厂从外面看一般都不起眼，每年的收益却极其惊人，在当地的关系链也很复杂。小海提醒我，你们如果要想抓到他，最好等他们开始印的时候来抓现行，这样人就跑不了。

他是对的。潜伏的狙击手，必须在最有把握的一刻扣下扳机。我的“线人”看上去比我更有经验，但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他。他一直闭口不说印刷厂的位置，是有什么考虑？另外，间谍暴露身份后遭报复的故事，我小时候在战争小说里可看得太多了，谁知道这个盗印厂的老板是什么路子。加微信时，我没对小海开放朋友圈，他倒是给我开了，不过里面显示仅半年可见，一片空白。

那几天，这件事在我们温吞的日常中掀起了一点波澜，常有同事过来询问进展。关于小海的身份，大家有几个猜测：骗子？盗印厂的员工？其他利益相关的人？或者真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大家众说纷纭，一时拿不准。

一开始我给小海发消息时，在遣词造句方面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不当，伤害了那颗正义的心，另外也担心他半途而废，来个不了了之。我考虑到在谍战剧里面，卧底的情绪常常是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要以感谢和鼓励为主。可惜每次我刚唱个“高调”的开头，我的线人都不怎么受用，还常发给我一串流汗的表情，好像嫌我说了什么不靠谱的话。

既然不想听“高调”，那咱就说点实在的吧。我问小海，能不能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拍几张盗印现场的照片给我？否则我无凭无据，是没办法请执法部门出马的。这伙计又给我发了一个流汗的表情，说机器旁都有人看着，还有摄像头，去拍照的话老板肯定怀疑啊。他这样一说，我也有点担心了，便宽慰他，暂时不方便拍没关系，帮我盯着进度就行了。好一会儿，小海才回复说，尽量试试吧。

两天后，他还真在半夜给我发来两张照片。果然是偷拍的，照片很模糊，看着像是一台印刷机的工作台。我放大图片使劲儿盯着看，没错，机器旁边的样张我看清了，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内页，而且制版方式和我们单独印插页的排法不一样，这家印刷厂绝对是盗印厂了。

消息可信，那这场反盗行动真有戏了！第二天一早，我赶紧将情况报到社里。几个过来商量的领导都是业内“老资深”，与盗版者打交道多年了，都没犹豫，果断说要打。走出办公室后我才想到，让一家文化单位下决心去正面打击盗版，好像是让秀才去剿匪，也是怪勉强的。

四天后的凌晨三点，小海发了那条消息给我：“已经开印，有急活又停了。等有消息我再和你说。”这时已经是四月底了，拖泥带水的“情报工作”已经进行了快二十天，难道还不能“收网”吗？

他所说的“急活”，无非就是印刷厂在盗印其他书。如果消息属实，恐怕也真没有别的办法。一家出版社无权鉴定别家出版社的书是不是盗版，再说，如果宣扬出去走漏了风声，一定打草惊蛇，会让那盗印厂老板给跑了。

那几天，没头没尾的等待着实让我烦躁，我再向小海追问地址，这伙计当晚还是没回复我。焦急等到第二天上午，他才发来消息，说等晚上发给我定位。我赶紧耐住性子道谢，还许诺他，等行动结束后要给他些奖励。

小海之前否认过，可我心里总觉得他可能是那家盗版印厂的员工。这次反盗行动结束后，或成或败，要么那印刷厂不复存在，要么老板要“清理门户”。我脑补出最坏的情况是，他至少会丢掉工作，搞不好还有人身危险。

奖金的事，其实我当时还没向社里提，一冲动就先许诺出去了。不过我倒不怎么担心自己食言，按社里的传统，领导哪怕掏钱时抠门点，却也不至于口惠而实不至。半天没等来消息，正当我以为小海又不会回复的时候，他突然发来了一条消息，这次不再是流汗的表情了，而是“不必了吧，打击盗版每个人都有责任，应该的”。

一句我们业内人常提及的干巴口号，此时从他嘴里说出来，竟突然变得有点意思了。那一瞬间，或许是行外人的身份“点化”了它，化苍白为神奇了。刚入行时，我的前辈告诫我，做编辑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能喧宾夺主，一本书无论成功与否，始终是属于作者的，而读者购买后，它又同时是属于读者的。有时候记住了身份和定位，才更能体会职业的价值感。那一刻，小海的话再次提醒了我，那些平凡的工作，不论是趴桌上编书，还是跑出去反盗版，要在这些善良、正直的读者身上，才能找到意义。

三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小海如约发来了定位，原来是在天津郊区的某地。

定位点上显示有一组建筑，没有名字。从地图上看的确很偏远，旁边多是农田。小海说：“院里有许多家小公司，等你们过来了，我再和你说是哪家在盗印。”

他要在抓捕现场带路？这得有多大胆子！我心想，哪怕心里再正气凛然，我也不能允许“情报人员”去冒这个险。

现在的确不能行动，一来我没有确切地址，再者如果盗印厂真的只印了少量印张，取证将非常困难。在法庭上，零散的“半成品”甚至不能作为索赔的凭证，一定要查处可以统计数量的盗版书“成品”才行。但是盗版书一般都快印快销，又不能等到他们全部印完了再行动，否则很容易扑空。这无疑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盗版书有它存活的土壤，而反盗版这事本身的难度很大。从我的亲身体验来看，收集消息、辨别真伪、取证、联系执法部门、抓捕、再取证、提起诉讼、举证、后期追踪……哪一步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

再急也没办法，只有先放一边了。已经到五月了，眼看《红星照耀中国》的畅销季就要到来，这之前我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能再在一根“旁枝”上干耗着了。没想到，搁置一边的想法还没实施，进展就猝不及防地来了。在一个格外忙乱的周一上午，小海突然发来了消息：“印厂刚刚印完了，正在装订，可能明晚装完后出库！”

不能等了！我赶紧把情报上传，社长当即就报给了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我以为怎么也得等明天再说了，没想到还在吃午饭时，社里一位领导急匆匆找到我说：“赶紧吃，扫黄打非办刘处带队，二十分钟后动身去天津！”

我虽然早就不想耽搁了，却没想到突然提速这么多。坐在车上，心里很是忐忑，我没法确定小海发给我的那个“无名”定位是否准确，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另外，社里反盗版的故事我听前辈们讲过多次，有一次他们还险遭不测，被人围堵到深夜才脱身。我们这一行人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国内出版社的反盗行动，说起来有不短的历史了。其中有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可能不少人听说过。

上世纪八十年代，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奖后，立刻成为国内多家出版社争相关注的焦点，他的代表作也成了出版大热门。一九九○年，马尔克斯本人到北京访问时，发现自己尚未授权的作品早已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众多书店里都明目张胆地卖着他的盗版书。

相传老马对此非常气愤，甚至立下了死后一百五十年都不让中国出版他的书的誓言。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汗颜的故事。那一本本《百年孤独》，曾启蒙了无数文学青年，也改变了许多作家的观念，不料一切竟“魔幻”地建立在一个如此尴尬的“现实”之上。在那两年后，我们国家正式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从那时候算，国内几乎从零开始树立起现代版权意识，如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