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中医采访与思考札记

百年钩沉：反转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移，百岁光阴有几。”

我在翻检文献时，无意间看到1934年的一组统计数据，当时，国内西医人数不足5000人，而中医则有40万之众。到了今天，西医人数已达428万，而中医只有73万。这组数据的对比，令人感慨万千。“感慨万千”是一个多么弱的词，它根本词不达意，我用它掩盖了一个真相。其实，我看到这组数据时，顿时泪流满面。但我不知道这么深的触动，是不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从哲学的角度看，主流与非主流一般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客观上，任何事物都没有永远居于主流地位的可能。可是，流传几千年的中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备受打击，最终变成现代医学体系的补充和替代，这是一个多么惨烈的转变。

刚刚过去的一百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在谈论中医时，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去访问这一段历史？

《“国医”之殇》一书写过，在二十世纪初，广州《医学卫生报》刊发一篇文章，呼吁巡警部取缔和管理街头凉饮，第一次提出水源的清与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在不成问题，但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人以为使用的井水清，就可以保证它是洁净的。其实，清是清澈、清亮，而洁是洁净。清重外表，洁重内容。这个区分传递的是关乎微生物学的信息。与此同时，“卫生”一词开始进入公共话语词条。当时《医学卫生报》的主笔有著名西医梁培基、陈垣等人。西方医学的理念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近代新政开始出现卫生部门，医学行业开始有了公共行政的管理理念。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包括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等学科，为现代医学插上了高飞的翅膀。其中，微生物的发现与抗生素的发明，绝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个伟大的发现在1940年落了地，青霉素被分离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惧怕法西斯的枪炮，但更怕难以抑制的细菌感染。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九千余万人，绝大多数是由细菌感染而死。青霉素的出现，挽救了战争中无数士兵的性命。此后短短的几十年，一大批抗生素如头孢类、大环内酯类等，被发明出来，并应用于临床。迄今，抗生素依然是感染性疾病，特别是重症感染者的救命药。

毫不夸张地说，抗生素将人类的寿命提高了十年以上。现代医学的精准治疗之功绩，谁也抹杀不了。

抗生素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它身上带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时代最为推崇的若干特征，治疗直接、显见、精准、可预测、可检验，治疗效果立竿见影。

科学主义举着抗生素的刀剑对细菌进行大肆杀戮之时，也把传统医学逼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在相同的时间阶段，东方的医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

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提出废止中医案。当时，首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了医疗卫生专家参会，全部都是留欧、留日的西医。所谓的卫生，当时被理解为纯粹西医的概念，卫生行政计划根本没有把中医列入其中。但是，在这个中医缺席的会议上，却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存亡问题。会议议案共四十九件，其中四件涉及中医，最出名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当时，西医的社会性基础尚差，中医界为争夺生存空间，通电集会、停业罢市、抗议请愿乃至抗辩，经过全力抗争，此案最终未被施行。然而，西医因为掌握了行政话语权而具有导向性。此后，中医的文化价值，备受轻视、歧视、限制和打击。医生执业、注册、医学教育等，也纷纷开启全面西化模式。中医现代化发展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了现代医学强势的话语系统，临床、科研、教育、评价，莫不如是。

百年钩沉：余云岫与“废止中医案”

后世说到中医黑，多会提及鲁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严复等文化名人。这些人物反中医的言论多为片言只语，背后也有复杂的缘由。真正算得上中医黑，又狠又辣的，其实是余云岫。此公为原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少年曾习中医，后赴日本留学，被称为“废禁中医第一人”。

余云岫的正义在哪里？他是受近代科学救国思潮影响，怀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新的发展。这个参照体系给余云岫注入了强心针。回国之后，他开始了豪情万丈的医学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中西医的对立，由此开启。

我很想以更加客观、全面、公正的眼光来谈论余云岫。我相信他对于医学学科科学化的雄心和贡献，我也相信他对中医做出过努力。学者杜敦科对余云岫做过研究，余云岫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认为早在唐代的《崔氏别录》就有过肺结核记载，比西方早了一千二百余年。他认为《素问》《金匮》《脉经》《庾信集》《千金方》等中医著作中均有对糖尿病症状的记载，说明古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疾病。抗日战争时期，余云岫开始着手撰写《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该书采用训诂之法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古代疾病名候做了详尽梳理……然而，对中医学而言，我还是无法选择原谅他。

余云岫的杀伤力之所以那么巨大，原因在两点：其一，他利用了行政权力；其二，他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批判理论。他不认可中医哲学的思维方式，认为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下手之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中医基本理论的阴阳五行、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全部否定，他认为那是“说谎”、“绝对不合事实”，他说某药入肺某药入肝，用某药治肝是金克木，用某药治肾是金生水，那是“一派胡言乱道”。接着他批《伤寒论》：“以余观之，《伤寒论》之最无意义者，六经也；最荒谬者，六经之说也。”他彻底否定了中医的认识论，并认为中医的所有临床效果都是“幸中偶合”。他以西医思维系统评价中医药，他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自然是要循着科学的系统，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药物的作用。一一照他们西洋药物学研究的法子，研究出来的成果，才靠得住，才可做几篇外国字的文章，去外国医学杂志上报告报告，外国人就会试用我们的药了。他陷入唯科学主义的偏执行径却不自知。他的批判理论中蕴含的“废医存药”思想，迄今依然是对中医认知的最大伤害。有一点是我羞于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在我没有深入采访中医之前，我认同“废医存药”。据我所知，拥有这种思维习惯的人为数不少，包括以西医思维使用中药和中成药的中医，对中医很有诚意的西医，大量的崇尚科学逻辑、对中医一知半解的病人和非病人。

我很想知道此公晚年思想。激进、偏狭都可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会有改变吗？个人会有反省吗？事实上并没有。1950年，七十二岁的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他与另两位医学界人士联名提了一个《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沿袭了他二十几年前的思想。这个提案最终没有提交上去，并不是因为他的认知的改变，而是他参会后学习了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后，临时改变了主意。这是一个颇值玩味的细节。

中医的式微自然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只是，余云岫的夺命一刀，贻害百年。

余云岫于1954年逝世，他把遗体捐赠给医学界作解剖研究。我无意间看到《中华医学杂志》刊发的那份《余云岫医师遗体病理解剖报告书》，从病史记录到巨体检查、显微镜检查、解剖诊断，较为详尽。这份报告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庸，只是放置回半个多世纪前，当是非常珍贵。它对于我们现在时的毫无意义，正显示出它过去时的超凡意义。余云岫把毕生贡献给了现代医学，最后连肉身也一并献祭。

遗憾的是，他在奔赴、参与建立和缔造一个新文明之时，非得跃马挥刀，残忍地把另一个文明摧毁，踏成废墟，那殿宇、那房舍、那轩窗、那亭台、那回廊，那从数千年前穿越而来的风与云，那里面无数的人的歌与哭……

思想的芦苇：知识与权力

法国哲学家福柯说“知识即权力”。他的意思是，真正的秘密只有专家知晓，任何权力关系的背后都有一套知识话语，没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很难解开。在赋魅时代，巫术和法术盛行，巫师便是当时的专家。到了祛魅时代，科学和理性登场，在医学领域，便是医学科学至上。

在中西医论争之时，很多人强调的仅仅是医学文化体系上的差异。文化系统本身的原因当然是有的。比如，同样是对疫病的预防，中医强调内因，治未病，个人与家庭具备一种预防和救护能力，可以藏医于民；而西医则强调外因，针对病原体，阻断传播途径，可以实施集体性预防，群体接种。由此也可看出，西医的文化特点，更容易与行政权力结合。

追溯到近代，中医受到攻击的核心原因应该是医疗行政能力的阙如。传统政治是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的，也就是说，中医与权力的关系发生了脱节。古代倒是有负责医疗的太医院，但它只对宫廷和官府负责，民间医疗与卫生的管理是缺乏的。据《“国医”之殇》一书所载，直到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在其下的警保司中设卫生科，中国才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巡警部管制章程》规定“掌考核医学堂之设置，卫生之考验、给凭，并洁道、检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这也是我国政府机关文件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同样的，在许多行业都可以提出类似的疑问。比如，公共卫生制度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内部完成？

也是李约瑟，他承认，每一位研究流行病史和公共卫生史的西方学者都知道，很早以前在以东方为背景的环境中发生了某些重要的事件，但是几乎没有学者致力于将中国文献中的事实挖掘出来。

这正是我在阅读葛洪时，心里产生的感慨。还有数不胜数的“葛洪”，留下文字的和未曾留下文字的。

很多人认为，知识是纯粹的，是为追求真理而存在，因此它独立于权力。即便两者产生关联，也是外在的。但福柯认为，权力和真理是内生的，两者共存亡。一方面，权力产生出真理的效果；另一方面，真理以权力的形式发挥出功能，真理也会产生出权力的效果。

录音回放：西医出身的中医局长

采访对象：徐庆锋（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医药局局长）

林渊液：您是读西医的，从事行政管理，后来又转到中医线，这是您个人的自主选择，还是命运的安排？

徐庆锋：读书时没有想那么多，邻居有病，父母有病，就想着学一门医术可以帮助他们。到中医线之后，才知道学医的作用，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里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大学毕业之后，我其实也从事过两年半的临床工作，在省人民医院外科，后来到（河源市紫金县）蓝塘中心卫生院当基层医生一年。在那里目睹了基层服务体系不健全，人才不足。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想，作为医生面对的只是病人，作为管理者，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应该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服务。下乡回来刚好工作需要，就被调到省卫生厅医政处，从事卫生管理工作。

真没想到我会来省中医药局当局长，没有准备。但听说组织要推荐我过来，就开始主动关注和参与到中医药工作中，很快就把整个广东的中医药情况基本了解清楚。（2014年）1月16日宣布我当中医药局局长，17日下午4点钟我就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领导汇报广东中医药工作情况，脱稿汇报40分钟。

（这个表述跳跃性比较强，我打断三次才弄明白，当时省中医药局两个多月没有局长，宣布徐庆锋当局长的当天晚上，他就乘坐7点钟的航班飞往北京，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第二天是总结大会。）

林渊液：在此之前，您对中医有多少了解？

徐庆锋：2003年的非典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在医政处当调研员，具体负责全省的医疗救治协调工作，广东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病人1512例，死亡58例，病死率3.8%，是全球最低的，全球大概11%，中国大陆是7%。广东的中医药早干预、早治疗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医有更深刻的认识。

但来了之后，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所知甚少。我读《黄帝内经》，其中《上古天真论》就讲健康养生，也就是三步：“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这是凝结了哲学智慧的精华。它批评不良习惯，两千多年前的观点，放在今天也还适应。“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我一开始提出的“五个下功夫”，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做。第一个下功夫，是针对我自己的，就是在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上下功夫。不只读《黄帝内经》，还读《大医精诚》，读《伤寒杂病论》，读《神农本草经》，这些年，可以说是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知识，并潜移默化地运用到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