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面的更张与新历史图景

共同经验与精神议题

新冠疫情期间读到印象最深的与疫情相关的小说，一篇是弋舟的《掩面时分》，另一篇是石一枫的《半张脸》。

《掩面时分》写情感、职场，写最寻常的生活，疫情之下的遮面之城，却透露了人的藏匿与隐变，表面上是口罩隐藏了的半张脸，实则是历史给出的谜面，欲望人心的四下逃匿与无处可逃。那个“去一个朋友的家”的男人似有若无，在方寸之地，却杳无踪迹，时间永远没有谜底，唯有悬置与暂时安放。小说直截了当地说及，疫情当头，摘掉口罩，已是“非常时期最高的礼仪”，然而“如今世界都陷入了空前的迷茫里”。其中提到一种困境的共享，这是疫情期间集体分享的经验与精神，也有仿佛可以“分摊掉实实在在的重荷”的某种可能。“可理解了自己之后，我才能平静地、甚而是不带羞愧地去容忍自己与理解世界。”如今，脸上的遮掩之物徐徐摘下，是否就真的能够显露“自己”并“理解世界”？时间再度开启，他和她、人和人，再度走向开放，然其又将以何面貌示人、示己？

石一枫所凝视的“半张脸”，讲的是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人脸的上半部分，“脸的下半部则埋在蓝色医用外科口罩里”。小说《半张脸》不断将男女情感之间、人性交互之中的语式，隐喻疫情时代的社会性话语，而在他们生活的“半面之城”里，更多的是错认与误读，就像里面单眼皮男人所犹疑的，“如果只看半张脸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相似程度会陡然增高。你完全有可能把丑陋的认成俊俏的，把猥琐的认成端庄的，把晦暗的认成明艳的”，更容易趋于陌生与冷漠，如其中的单眼皮男人和双眼皮女人，从似曾相识，演变到猜忌与交恶。最后他们假装友好，不欢而散，“他度过了旧的一天，又换上了新的半张脸，和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坐在一起，像古城的所有过客一样内心沉默”。“我”猛然发现，这到底是一场游戏，有游戏便有规则，它需要遵循一定的机制和秩序。联想到“半张脸”的生活，我们便始终被置于种种限定之中，为另一套规则所诫制，包括“半张脸”本身。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谜“面”，然而无论是谜题之新旧，还是历史的分岔与人心的错愕，都在所难免。直到现在，缠疾渐释，俗世喧嚣的喜气再次扑面而来，应验了小说里的一句话：“整个世界都在经历萧条，国内也刚复苏不久，因此仅仅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就足够令人兴奋的了。”大疫三年，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分享着相似的体验，这样的集体或身体经验与情感记忆，构成了新的文化及精神议题，也记录着最具普遍性的情感转向。

犹记多年前读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其中提到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时代，政治和宗教却壁垒重重。而在后疫情的当下，全球化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技术壁垒、金融危机、自由裂变，种种既定的共同体与价值观不断分崩离析。几乎形成共识的是，在百年变局之中，后全球化的时代降临，世界势将重建新的秩序。这让我想起东西2022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飞来飞去》，篇幅不长，但直抵当代世界的文化要隘。主人公姚简从美国纽约回到国内照顾病榻上的母亲，然而却遭遇种种文化的冲撞，内在伦理随着文化秩序的裂解开始动摇，加之母亲的意外身故，家族的诡异难解，生成由内而外的情感分化。小说的核心是一桩悬案，病危的母亲的氧气管是谁拔的？真相莫衷一是，亲人相互猜忌、构陷，联想姚简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友人对中美文化的误读，姚简的心里滋生了摇摆、犹疑，揭开后全球化时代的情感、文化困局，以及新的总体性的何去何从。当然，对于姚简这一个体而言，最难以释怀的是母亲的离世、亲人的倾轧、伦理的失落。历史拐点和时代转弯的过程，最终落于每个人身上的，还是情感的转向与重建。

英雄主义与雄浑诗学

这注定是一段万难忘却的经验，新冠阳性后接连几日高烧，鼻子堵得如水泥封墙，肌肉酸痛，咳嗽难忍。随后是相互感染，亲人病倒，唯有互助互勉，相互打气。人变得颓唐，病毒仿佛游遍全身，冲击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接到亲人离世的讯息，最悲痛的是我的外婆去世，我带着父母披星戴月往回赶，幸而见到她最后一面。我记得我落泪了，我一直是个很理性的人，遇事再仓皇，也从不掉眼泪。外婆把我从小带到大，我看着她一点点老去，直到她离开我们，每每想起还是伤怀不已。病去如抽丝，病毒冲击着我的身体；逝去的亲人，又一度抽空了我的魂灵。我不知道从此以后，我们将以什么样的面貌重新启程，身体是否脱胎换骨不得而知，情感的不断颓圮却已成事实，我们是否重新面临意志的重塑与情感的重置，不得而知。

后疫情时代当然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意识的获取，来源于身体与情感的重整、重生。从规制静默之中，及至最后从疾患之中释解，重要的是，疫情并不是如雨过天晴般过去了，而是更多地浇灌到我们的情感结构之中，摆脱不掉，也遗忘不了，于是乎构成了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阳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精神上还是显得萎靡不振，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始终坚持阅读，当然主要是读各式各样的小说，一方面是职业习惯，另一方面则是那些虚构却又无限指向现实的文本极大地吸引着我。我于衰颓之中，进入那些主体、故事及文本时，开始深切地意识到，我们当下需要一种雄浑、壮伟的艺术，借以激振心理之颓靡，于静水或死水之中再掀波澜，亦即呼唤有力量的文学，不单拨乱反正，还期待破解情感的困局。

叶舟的皇皇百万言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以西北凉州映射近现代中国的风云诡谲，雄奇悲壮的凉州儿女，逆历史之浊流而动，捍卫理想，重铸意志。其中的下卷第十四拍，胡笳八十四节，顾山农试图破除国族之迷信，趋向世界之文明，“国人之迷信，迷信之危害，究其实，总归与世界大势不符，也跟天下之文明相悖，乃是极大的糟粕，乃是无用的异端邪说罢了”。无论是世界大势，还是天下文明，在中国的大转向中，都需要大气魄与大无畏去捍卫。“我就是想保凉州，保河西一线的路途畅通，也是为了保天下贸易”，但当身边的沈光宅问起这样的话，谁来保顾山农他自己时，顾山农沉默了，或无法回答，也许他根本不需要谁来保。我在想，彼时的顾山农，颇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孤胆英雄之感。天赋异禀的顾山农足智多谋，一出“借刀杀人”做掉了挡在眼前的拦路虎；他情义兼在，不仅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保护并培育惊白，使其成功脱险并成为一方首要代表，而且帮助了走投无路的沈阁兰留在朱家嘴子；等等。《凉州十八拍》从武威城的民间抗灾说起，“在尘土漠漠的苏武山上，六郡老摇身一变，结成了一捆千年的干柴，一根坚忍的主心骨，钉在了凉州人的心坎上，局势一下稳静了许多”，悲凉中的悲壮渗透于纸间，进而讲到建功立业，奔赴革命，再造凉州、中国。“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崇节俭，敦礼让，质而不野，尚武兴文”，雄壮威武的凉州儿女、中华儿女，西北望，震慑神州。清末和民国年间，正值近代中国历史大变革，断不是莺莺燕燕的蜜语柔情可左右的，如欲掌控时代之舵，最起码不于昏暗之际遇沉沦倒退，意图重造一番功业，没有坚忍的心志、雄壮的情思，万难达成。

革命儿女的壮志凌云，以及温情子民的悲悯情怀，还令我联想到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小说写新中国的军工人，他们造枪改炮，敢教日月换新天，豪迈多情，不遑多让，尽管遭受误解甚至殒命，但是他们或壮烈或宽柔，都不曾失落本心。与宏放与豪宕之事业相趋近的，是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人。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出自北方，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写潮汕人下南洋，郑梦梅等人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命运波折，坚忍而雄强，始终不忘民族大义和精神大德。在重整河山的当头，每一种文艺作品的出现都有着自身的历史语境，而意义的浮露则可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悸动，比如2023年春节档电影《满江红》，虽然外在形式上未能真正与其精神内核相匹配，但如其还能动人心魄，兴许就在于岳飞的壮怀激烈。《满江红》移植于当下的时态，或许是疫情过后，太需要这样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实践美学与理想再造

疫情之后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付秀莹的《野望》，小说绘制出了中国北方乡土的全景图，然而这样的书写早已不同于既往的乡村叙事。小说通过一个个节气推衍下去，秋去春来，山乡巨变，景象已多有不同，参与其中的，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实践之功和发展意志。当下的时节也正是严冬渐远、旷野春望。疾病散去，怠惰仍存，对我而言，除去雄健的认同，便是实践之事功。相对崇尚那种实践的美学，我也曾断言过当代文学“向外转”的趋向。原因是现在的文学，真正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多，倒不是说形式、修辞的技艺已经过时，而是仅仅如此还不够，以语言、形式的变化为旨归的文学实验已经成为小说的潜流和质地，但当下判断好小说的标准，又或者说在“小说革命”呼声日隆的今日，新的异质性以及新现实主义的尝试已是当务之急。这就提示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难度，“新乡土叙事”或可成为某种镜像，当代乡土文学写作者在经验的多重性中，直接或间接蹈入新的乡土现场，以一种实践的和行动的美学，表达当下的“山乡巨变”。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范稳的《太阳转身》、李约热的《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等等，如是这般摈除凌空蹈虚、探询足履实地的言说姿态，对于扭转后疫情当下的情感僵局，想必多有裨益。

在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中，楚云天的寄身现实又超然世外的气度自然不可复刻，但我更在意那个超拔高洁的画家高宇奇，他最后陨身于雪山之巅如一道闪电，掠过夜空之昏暗浑浊，将四处分岔的艺术纷争、美学抉择，引向了壮伟与雄阔。尽管他的身上充满悲壮色彩，但无疑更接近于艺术真正的曲径与大道。林森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代表着海洋写作的澎湃和壮阔，也为当代文学勾勒了不可或缺的版图。迟暮的老船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与大海搏斗半生。以前的英雄多存于史诗与战争之中，但沉浮在汹涌的海上，成为他们夜以继日的生活。卸甲归田的寻常生命，依旧不忘激越的念力，是以重建人类情感的勇毅。

话说回来，历史当然不是人人得以于焉浩荡澎湃，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看法和活法。黄咏梅在《昙花现》里提到，“比起父亲那些‘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诗词，我更爱听母亲讲她们演样板戏的故事，台前和幕后，戏里和戏外”。小说中，命途多舛的林姨妈疾病缠身，因而，在她的家里，放置着不少野草晒干后变成的“看门药”，“它们分别负责一些常见的病症：凤尾王负责小腹坠胀、车前草负责小便不畅、蒲公英负责白带异常、鸡骨草负责口苦口臭……”对她而言，自己已经久病成医。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间节点，个体都将面临情感的拐点，在艰困时节，林姨妈、母亲、徐姨妈她们历尽险隘，对那种“穷及无望”的生活“感到彻骨的害怕”，“她们对‘新生活’满怀激情和希望，坚强的意志在‘新生活’的召唤下变得风吹草动，即使用爱情这种美好的东西也难以固定”。于是她们唯有鼓起最大的勇气，在昏昧的日夜勇毅直前，尽管这早已超出自身所能掌控的径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昙花现》里追溯母亲与几位姨妈的情感史和生命史时，背景是寸步难移、只能通过视频遥对的疫情时期，而“我”正是通过卫健委的健康码，找到了林姨妈念兹在兹的前男友钟俊人。小说最后，她一辈子求之不得的他，眼神空洞无物，生命中亦是充溢着无奈与无力。但彼时疫情，通过视频所见和亲身经历，也许会相差甚远吧，如果“我”能亲临其境，俯身凝望钟俊人的眼眸，也许一切又会不同。因为疫情的阻隔，观看和体验的方式，形成了新的现实镜像，主体情感的偏差也不可避免。历史的差池也好，情感的离向也罢，我们最终还是要像林姨妈不断回到《红灯记》和《红色娘子军》中，回到亦幻亦真、亦虚亦实的经验主体中，召唤那个理想化的、浪漫化的自我，以对抗如昙花般惊艳却短暂的时刻，以及盛放与凋零并存的命途。

个体的英雄主义和精神献祭，在陶丽群的中篇小说《净脸》里，也尤为突出。莫老太以一己之力，为死者“净脸”，对抗死亡和消逝。小说以诗化的语言触及了一种灵魂的诗学，关乎生与死，仿佛有所依，又不断超离，将语言的调性向上提，从地方性的写作中，见证灵魂的洞明。边境村落糯弯村是一个以种植八角为生的寨子，和越南北部山水相连，这里矗立着阔大的深山老林，遍布古木奇树和体形庞大的野兽。故事的高潮来自最后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切都“准备好了”，莫老太脱去死者的衣物。除了头部，这已是一具破损不堪的躯体，整片腹部被边境山野的野猪的獠牙顶得一塌糊涂，“一些肠子暴露在皮开肉绽的肚皮上，这是致命所在，暗红色的血已经凝固了。几个年轻人看着亲人破损的身体，沉默不语。给亡者净脸，这是亡者的肉身和灵魂得到彻底洁净的礼仪，没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喧哗”。莫老太平日里素雅、安宁，甚至是颇求体面之人，在对尸体的缝补、清洁，以及对亡灵的超度中，莫老太更显平静，对肉身和魂灵饱含敬意。不仅如此，《净脸》中的爱情与乡情、肉身与灵魂，裹挟着那些难以启齿又无法自拔的恨与悔、罪与罚，生命的悲歌，人世的礼赞，始终漫溢着悲情和怜悯，一个个灵魂在乡间游荡，悉数出现在莫老太的梦境和现实中，“这一生的疼痛不会轻易消散了，它没有得到应得的忏悔，但必须接受，因为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默默地想，带着疲惫穿过清晨”。因为疼痛与欢欣确乎就是生活永不凋落的部分，意味着人本身的意义，又或者说，那就是灵魂的以及生命的诗学，甚至乎其中的幽灵叙事，写出了生与死之间界线的弥合，也透露出一代人的彷徨和献祭。莫老太以一个人的痛彻超越死亡的可怖，寻向生命的磅礴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