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此相遇

每次回沈村，取出的第一根烟总是先给父亲；现在，我只能留给自己。

原来以为，思念是件很平常的事，而怀念更是遥远；现在感觉到，思念和怀念，这中间有着漫长的距离。

父亲去世二十天后，我的怀念就开始了。

在父亲寻医治病的十五个月里，他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次都经历了；我也从另一个视角经历了无数个我的人生第一次。我清楚自己是个后知后觉的人，所以特别珍视那些给予我觉悟的人和事。从父亲确诊后的第二周开始，我在“豆瓣”以“仅自己可见”的方式撰写了十二万字的札记。许多事情都很平常，也很具体和琐碎，于我却刻骨铭心。在一个重症病人面前，在这个绝症患者的儿子眼中，世人一度只分为三种：病人、健康人和医生。我的记述，有时是为了抵御遗忘，有时是为了纪念父亲活着时的曾经，也有的纯粹是为了厘清焦躁的思绪以摆脱忧郁的心情；更多的是思考，关于生命的意义及死亡——从一个介乎病人、健康人和救生者的角度，在一个超越时间、历史的社会人的端口。每一篇札记都与死亡有关，到最终却发现，所有的思考针对的都是生。

一

端午之后迎来了梅雨季，今年的黄梅雨来势很猛，暴雨如注。

这情景让我忆起童年和父亲。每逢此刻，父亲就会扛起锄头冒着暴雨到户外。家里房屋破旧，雨量大时也是房屋漏水严重、房基被雨水冲刷最易发生坍塌的时候。他要出门清理水沟，或者上房补瓦，暴雨夹着电闪雷鸣，我们兄妹三人和母亲在屋内提心吊胆又毫无办法。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出门。他没有出门，电话里突然说，我脚肿了，这两天肿到大腿了，儿子你带我到城里去查查吧。身体不适，他从来没主动提出过需要检查，有时我们兄妹再三恳求，他也不理睬。这次或许隐忍了很久，或许察觉出某种程度的异样。年初爆发的疫情此时稍有缓解，但医院就诊仍然实行严格管控，所有门诊必须预约。我找医生朋友帮忙办理好相关手续，根据父亲的症状，检查的内容包括血常规、心电图、B超等，但是胃镜必须往后预约，要先做核酸检测，确保是阴性。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在消化内科，父亲用简单又充满激情的语言描述他身体出现的症状，时间并不长，我觉得信息量也不大，年轻的女医生似乎明白了一切，她告诉我，你父亲年龄这么大，做胃镜有风险，先做个背透吧。

做完B超做背透，这一过程很微妙。父亲耳背，医生在隔着一层玻璃的操控室用扩音器指挥他侧身、翻身，他听不清，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于是穿上厚厚的金属防护服，陪同他进检查室。医生让他喝完一杯显影液，认为不够，又喝了一杯。他站着做了贲门部分的检查，仪器又提示他躺下，医生通过麦克风不断指挥，我协助着他，侧身左转再右转，再侧身左转，再右转，反反复复检查了半个多小时，远远长于其他人的时间，这期间又让他喝了两次显影液。我明显看到医生在检查中显露出需要特别认真察看才能确定某个结论的表情。结束后我轻声问医生，一般人是否都要喝这么多显影液呢？这位中年男医生定睛看我一眼，轻声说，待会告诉你。我立时觉得这个秘密中隐含着不祥。

把父亲送出检查室，等在门外的我哥我妹接他过去，然后我把门关上。医生告诉我，他喝完，胃里几乎没有剩一点，直接到肠子里了；检查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肿块，从贲门到胃底，这不是好东西。他没有明确说出那个我心中猜想的结果，但我已明白了几分，心里一震。

当天下午取了报告，上午的那位女医生仍在班，我请她作一个判断。她打开电脑调出资料看了看，说，上午我就跟你讲过，现在做胃镜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他年龄大，体质也不太好，后面的进一步检查要出血，要做病理切片，除非准备给他做后期治疗；你们做子女的要商量好，如果不准备后期治疗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做胃镜了。她重申，就这样活着，或许生命能更长一点。她以为我已经明白了父亲的病况，其实我只是想在她这儿寻求一个否定的结论。她讲完这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依然心存希冀，心想还没确诊，就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吗？她读懂了我的疑问，说她的答案是明确的，几乎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现在唯一能希冀的就是没有扩散，或者说他体质好，能够扛得住这份痛苦。

我自以为到了我这年龄已经能够沉稳处事、临事不慌了，但这一刻，惊恐和不安围拢了过来，越聚越浓。

走出门诊楼，立即联系在肿瘤科的医生朋友A。他认为做胃镜是必需的，这是确诊的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做手术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他建议不放疗，而是考虑开刀做手术，然后再化疗。

晚上，妻子准备了一桌菜，请来哥哥、嫂子、妹妹、妹夫商议对策。消息的确定意味着父亲即将永远与我们作生死之别，虽然具体的时间尚未确定，大家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悲伤中。

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来就没生过病，直到老之将至才做过几次手术，一次是前列腺炎导致尿血，另一次是胆囊炎发作。在他年轻时，其实遭遇过一次死里逃生的劫难，当时我只有六岁。父亲是技术精干的得力窑工，他和村里的几个壮年人在砖窑上司炉，意外的发生源于窑火从窑口倒流，回龙火从入口一直冲到窑外，烈焰借着风势席卷了入窑通道，窑工根本没法逃离，父亲和同事被严重烧伤。当时正值午饭时分，村民们大呼小叫着涌向两千米外的窑场，村子里弥漫着惊恐、悲凉、大难临头的气氛。我跟着母亲从家里跑到村口，冲向窑场的那个方向。在我六岁的脑子里，确认事件中的主角，并不是见到父亲被严重烧伤的样子，而是村子里的大人们带有怜悯、同情又有些不忍直视的神色观看我的表情。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有人把晒粮的大匾放在地上，绑上两根长长的毛竹做成了应急的担架。受伤的人被抬到了担架上，透过大人们的裤腿，在狭窄的缝隙中我看到卷了皮的深褐色皮肤，与之相连的是婴孩般粉色的嫩肉，那是父亲被烧伤的肌体，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午饭时刻，村子里的炊烟和皮肤烧焦的气味缠绕在一起，食物的香味变得令人恶心。

一周后进入小暑，胃镜检查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我们兄妹商量后陷入了两难。A医生是朋友，他说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病人立刻进入治疗状态；另一位医生朋友则和初诊的那位女医生是一样的观点，保持现状，不干预不侵扰，可以确保病人拥有一定质量的余生。决定的两难还在于，爱和表达孝心的方式此时成为一种审慎的选择，它关乎父亲的生命长短以及余生的质量，我们担心一着不慎，适得其反又后悔莫及。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心情沉重的父亲告知病情。我知道有人有过在确诊后数日内心崩溃的案例。一位警察朋友，腊月二十六夜里还与朋友在一起喝酒，桌上畅谈他熟知的历史典故长达三小时，并无半点病态。年后初七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家人带他到上海治疗，半月后已瘦成了陌生的干瘪老头，又过了半月，竟然离世了。有医生告诉我，人的心理状况，这时候可能比药物更重要。

我很难想象父亲突然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之后的反应，我宁愿让他在慢慢的猜测、疑惑和想象甚或是美好的期待中，逐步接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担心哪怕是细微的失言也可能会酿成大错，也深知处于这种状态中的病人，都非常的敏感。

医生说，胃镜检查结果是晚期胃腺癌，具体部位还要看CT报告。但胃镜之后做CT，中间必须有一周时间的间隔，因为胃部的显影液残留会影响CT的观察效果。

周六回沈村，父亲询问检查的结果，我说食道上有个息肉，但问题不大，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季节猛烈的暴雨，倒灌而下。我站在廊檐下面对着瓢泼大雨，抽着烟，发呆。母亲从厨房走过来，表情凝重，说，你爹做了胃镜回来，说当时疼得不得了，他拼命挣扎，根本做不下去了，四五个人摁住他，不让他动。那种痛简直一秒钟都坚持不住。他讲：幸亏几个孩子都在门外，不能进来，否则看到我那个痛苦的样子，肯定会非常难受。父亲在那一刻，竟然还在担心他的子女的感受。母亲的语态中似乎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父亲可能也是这样。但我依然希望这种猜疑持续得久一些，因为一旦明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回归平凡人的本性，都有着普通人的痛。所有的血肉之躯都懂得生命的可贵，都知道生命即将失去的那种恐惧和绝望，这对父亲的身体相当不利，我不愿意很快看到那样的情景。

午饭时，父亲从储藏室摸出一瓶外包装长了霉斑的酒让我拆开。他笑着说，放家里二十多年了，还是你凤英姐姐送的。表姐二十多年前送给他的这瓶茅台迎宾酒，今天他要拿出来喝。午饭的氛围并不感伤，父亲破例没喝酒，表面看和以前也没丝毫分别，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

二

周五一早做完CT检查后，我和哥哥陪着父亲吃早餐。

老城厢新开了家早茶店，有小笼汤包这类传统名点，还有苏北特色的各类小吃。厅堂的正中央搭了个小戏台，三位票友在表演，二胡、扬琴伴唱，十多张桌子坐满了客人。店主是朋友，他替我预留了一个较偏的角落让我们坐下。一份小笼汤包，三杯豆浆，三碗干拌青椒肉丝面。父亲饿了，他起筷拌面，挑起，大口地吃。看着父亲能这样吃着，我心中有些欣慰。只吃了两口，父亲突然停住了。他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眼泪奔涌而出，脸部的肌肉不断地扭曲，身上所有的痛都挤上了表情。他站起来，想努力缓解这种痛，但是胸中似乎有一头猛兽在奔突，它桀骜不驯，肆无忌惮，不可降服。父亲将双手伸过头顶，像在投降，他做出这样的动作，与他极其痛苦的表情，吸引了厅堂内正在就餐的人们的目光。我和哥哥束手无策，靠近他，一人站在一边，用手在他的后背和前胸缓缓抚摸，想帮助他安慰那只动了怒的猛兽。他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一句呻吟，在以无声作抵抗，这种隐忍使我心底更难受。我们不可能不顾及饭堂里其他客人的目光，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善意的安慰和同情式的理解。许多客人似乎也明白了父亲这个病人病情的危重，也理解我和哥哥做儿子的苦衷与脸面，他们并不直视，而是尽量以一种不被我们察觉到的方式，善意旁观。只有邻座一位六旬男子，紧盯着父亲，再轮番察看我们哥俩的表情，傻子一样不回避，无关切。我突然极度地厌恶这个陌生人，这个没有教养的老男人。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是这个人仍然像傻子一样用目光来回扫视我们父子。人类的情感就是这样，朴素而真挚，好面子又不容侵犯。这一刻，那几位戏剧票友的歌声突然变得令人生厌，连同那伴奏的二胡和扬琴，那种激扬的演奏结合着父亲此刻的痛，极不和谐，像是讽刺、嘲笑。片刻之后，我又希望这演奏能升入高潮，延绵持续，以吸引众人的目光，掩盖我们父子三人此刻的窘境。但我知道此刻无须在意他人，我更应关心眼前的父亲。父亲在痛苦中略略转身，将自己的面孔朝向墙的一侧，尽量避免店内食客看见他全部的脸。我请服务员端上一杯白开水，放入满满两勺白糖，搅拌着倒入两只干净的空碗使之尽快降温。父亲说他曾经用过这种方法缓解过这种疼痛。他的双手依然直直地伸向屋顶，持续着。我感觉每一秒都是那样的漫长，以至于他的白衬衣，从颈部到胸口都被渗出的汗水印得透明。拌了白糖的开水在两只碗里来来回回倒了三次，父亲已经等不及了，他端起碗，眯起眼，大口饮服。水那么烫，他那么急，那么毅然决绝。眼泪再一次猛烈地迸溅出来，但他明显感觉舒服了些，仿佛那只猛兽被他这同样猛烈地一击，退缩了，蛰伏了。他缓缓放下双手，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役，惊魂未定，衬衣几乎湿透。看他的表情渐渐平静，我和哥哥扶着他慢慢坐下。他望了一眼刚刚吃了两口的面，视线是遥远的，像隔着一座山。我让他喝点豆浆，他也不应，没有兴趣。他好一阵才缓过神，说，这个面，放在以前，我可以吃两碗的。我问他，现在还吃吗？他摆摆手，又瞥了一眼那碗面，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恐惧。丢人现眼了，父亲突然说出这句话。我立即劝慰他，没什么，哪有谁不生病啊！我和哥哥心情沉重，轻声将自己的那份面吃了，将父亲剩下的那份面打了包。这时才发现，那几位表演二胡和扬琴的老者，是我曾经采访过的退休教师。他们走过来，施以关切的问候，父亲以笑意回应。琴声再度悠扬，演奏变得可以接受了。

CT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在父亲的体内，布满了贲门、食道和胃底，已属晚期。我将报告发给常州和南京的三位专家医生，治不治疗，如何治疗，结论全然不一。同一个病人在不同的医生那里竟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方案，就像每一个钟表的时间存在的误差。我们兄妹商议，这一刻，要不要治疗已不容犹豫，无论是自己的良心还是邻人目光中的道德评判，任其如此都不合我们的为人准则，自然也不合父亲本人的意愿。现在，到底是在常州、南京还是上海治疗，这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