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村庄的逆袭之路

三个昔日或偏远落后、或寂寂无名的村庄，如何逆风翻盘，分别化身最佳旅游乡村、塞上主播第一村、露天电影打卡胜地，实现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逆袭，焕新乡村面貌，给出乡村振兴的新答卷？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最佳旅游乡村，用绿水青山留住乡愁

地处武陵山脉南支脉仙女山腹地的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曾是以种植烤烟为主的贫困村。

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冉光芳记忆中的日子是“天不亮就要去插秧子，晚上又要起来熬夜烧火烤烟，一年累到头，赚的钱只够下一年的肥料钱”。

2012年，荆竹村迎来转机，泥石路被改成沥青路，叩开通往深山的大门，林海、草甸、天坑、峡谷等多种景观的旅游潜力逐渐被释放。2015年，武隆仙女山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荆竹村迎来发展良机。荆竹村抓住机会广纳人才，设立向仲怀院士工作站，联合各大高校建设合作新场景、新模式；聚拢人气，引进归原小镇等一批文旅项目，举办荆竹春晚、大地艺术节等活动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回村就业；共建共享，村民和各界人士在荆竹夜话为发展建言献策。经过多年发展，2022年12月，荆竹村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当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荆竹村归原小镇是由以前的烤烟房改造扩建而来，其“现代创意活化传统乡愁”的设计理念让向往田园生活的游客慕名而来。冉光芳现在的工作地点就在这里。“一开始我只是在这里做清洁，洗咖啡杯。店里咖啡师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看我好奇就教我做咖啡。”冉光芳将学到的内容用本子记下来，常常练习并参加培训，成功变身为乡村咖啡师。

2024年国庆假期，均价三四十元一杯的咖啡，她一天能卖几百杯。“我们一家人都在村里面上班，一年收入大概十几万元。每天也不觉得累，还有人专门开车来喝我做的咖啡呢。”冉光芳开心地说。

如今，荆竹村年吸引游客55万人次，带动山羊、肉牛、苕粉、西红柿等农副产品年销售达2000万元。荆竹村党支部书记谌菊感慨：“哪儿能想到今天村里大部分人吃上了旅游饭。”

下一步，武隆区将保护和利用好生态资源，继续走好旅游致富路，持续放大“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品牌效应，用绿水青山留住乡愁，吸引更多人回归田园。

塞上主播第一村，用网络趟出振兴路

在中国的西北角，有一个村子因其独特的网络主播经济而被冠以“塞上主播第一村”的美名。这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的大战场镇元丰村。在这里，传统农业与现代互联网经济融为一体，创造出了一条令人瞩目的乡村振兴之路。

30多年前，一批从宁夏南部山区来到宁夏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的移民，开荒种地、盖房成家，在这里扎下根来，形成了如今户籍人口超5万、常住人口超过9万的繁荣村落。这一繁荣的景象，在很多农村都难以见到。

交通便利与水利设施的改善，为大战场镇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今，互联网的崛起则成为了推动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元丰村借此机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网络主播，被誉为网络主播的摇篮。村民通过短视频和直播，不仅展示自己的乡村生活，还成功将地方特产推向全国。

面对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从事主播行业，元丰村实施了“电商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党建项目，建设了“党建引领先锋助农主播孵化中心”，在主播集中、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的巷道打造了主播文化一条街。这一条窄窄的村道，既催生出坐拥百万粉丝、被抖音官方认证为“乡村守护人”的“大V”牧飒，也盛满了全国网友的乡愁乡盼。

中宁县委网信办主任麻云兴说：“我们网信办联合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从2021年起每年举办网络主播培训班，每期50人以上，将互联网法律法规纳入培训课程。”

“有些网络主播文化水平不高，带货直播过程中出现订单纠纷，党支部都是第一时间联系法律援助。融入的最好方式就是成为其中一员，我们鼓励干部也注册账号，加入网络主播队伍，拍摄一些展示风土人情、积极向上的内容。今年，我们还发展了一名网络主播入党，可谓双向奔赴。”大战场镇党委书记苏军平说。

2024年8月，“塞上主播第一村”的大红招牌被挂在了元丰村村口。不同于北方农村建筑的单一色调，一些网络主播家的砖墙涂满彩绘，摄像头、手机等图案告诉人们，这是属于元丰村的“新农具”。2024年国庆长假，3万游客涌进元丰村举办的美食节，两天时间营业额达到20多万元。元丰村党支部书记李杏梅感慨，3年的变化，比过去10年都大。

中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于振凯表示：“政府的引导方向与网络主播的发展需求是一致的，那就是齐心协力，把宁夏的风土人情展示给更多人，把我们的特色产品卖到更多地方。”

四代人接力放映电影，成就露天电影打卡胜地

夜幕降临，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的将军湖广场上，不时传来“哒哒”的胶片走带声。百余名群众围坐在电影幕布前，与影片中的人物共享欢乐与感动。

在当地，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70余年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

时光倒回70多年前，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二三十个村。”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

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集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挤着站着看完120分钟的电影。“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轮着放，远亲近邻统统赶过来，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

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地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的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

朱强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

从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牵头创建了马鸣电影机展示馆。2023年2月，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升级为“光影故事馆”。这是浙江省第一个露天电影文化主题馆，也是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之一。400平方米的场馆，不仅展示了水乡电影的发展历程，也保留着百余台电影放映机及各类老电影胶片，成为乡村电影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

如今，马鸣村的露天电影成了“网红打卡项目”，吸引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电影爱好者来打卡。“非洲国家的友人都慕名来我们这个小村庄一睹‘光影润人心’的风采。”朱强说。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