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曾经的主人，后来去哪儿了？

自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被发现后，两座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展示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独特的青铜文化面貌，让沉睡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

令人们感兴趣的除了各种狮鼻阔口、大耳纵目、面貌奇特的人物造像，还有与《山海经》中记载的“通天神树”如出一辙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神秘的金面具、金权杖等。

其中，鱼鸟纹饰和鸟身像的“出镜率”一点儿也不比人像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鱼花纹，大型神树上的青铜立鸟，长着纤长尾羽的鸟身人面像等。这些文物引起人们无限遐想：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他要大量使用以鸟为图腾的祭祀礼器？

三星堆深埋地表之下数千年，它的主人去哪儿了？

一半历史，一半神话

古蜀历史因缺乏正史记载而显得虚无缥缈，尽管汉晋前后的书籍对古蜀的开国始祖有所提及，却只言片语，难窥全貌。然而，古史传说中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几代蜀王，在四川境内至今都还留存着与其相关的遗址遗迹，似乎告诉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据《蜀王本纪》记载可知，古蜀王国的开国始祖是黄帝的一支后裔——蚕丛氏。蚕丛最大的功绩是教民众将野蚕驯养为家蚕，被后人尊奉为蚕桑纺织业的鼻祖之一。

蚕丛是古蜀王中唯一被记载了外貌的，仅有三个字——“其目纵”，纵目即眼球突出，而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面具、人像，无一不是长着又大又长的“菱形”眼睛，更有甚者还如螃蟹柄眼一般呈圆柱状往前伸出，这些文物证实了古籍中对于蚕丛外貌的记载。

蚕丛氏虽然“始称王”，但明显还不具备同时期夏、商等国家君主的性质，可能仅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酋长。史籍记载，蚕丛之后，蜀国还有柏灌、鱼凫两代早期蜀王。一个蜀王能活数百岁且神化不死的现实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能推断出蚕丛、柏灌、鱼凫均是一代之名，而非一人之名。

第二代蜀王柏灌的族属、长相、来历等信息在史料中都无证可查，但第三代蜀王鱼凫无论是在传说中还是在后世文物中都有丰富的遗存。

鱼凫这一代，时间跨度为距今4000年至32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

何为“鱼凫”？《说文》将“凫”定义为一种善捕鱼的水鸟，鱼凫即俗称的鱼鹰。后来，鱼凫氏又开拓到更为富饶的广都之野——广汉。广汉古称“雒城”，雒是鸺鹠一类的猛禽，以双目鼓圆犀利为特征。可见，鱼凫氏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鸟”这一意象。

从蚕丛到鱼凫，古蜀之地经历了养蚕的新石器时代到渔猎的青铜时代的过渡。随着鱼凫王对该地区绝对统治权的提升，其文化便在各种器物中得以充分体现。鱼凫王一方面打造纵目的神像，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古蜀遗民对先王蚕丛氏的神祇崇拜；另一方面以捕鱼之鸟为宗族图腾，赋予宗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复合性的象征意义。

鱼凫图腾照亮古蜀文明

成都平原迄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一般被认为是宝墩文化，是由蜀王先祖蚕丛氏创造；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鱼凫氏蜀王；后来的杜宇、开明两代蜀王则是十二桥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曾出土八棵大小各异、造型相似的青铜神树，最高大的神树通高3.95米。树分三层，每层有三根树枝，树枝上有果叶和果实，每颗朝上的果实都站着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全树共有九只造型相同的鸟。

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可以看作为太阳“轮流值班”的神鸟。万物生长靠太阳，而太阳是由鸟驮上天，鸟被古蜀人奉若神明。

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以集群形式展现的动物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阵容强大的鸟类一族了。最大的一件就是青铜大鸟头，高40多厘米，弯弯的钩喙和圆睁的双眼显得威武神圣，颇有“众鸟之王”的意味。这个大鸟头在出土时眼部和钩喙还涂有朱砂，应该是只漂亮的彩色鸟。它弯弯的嘴与鱼鹰的造型十分接近，从颈部的钻孔来看，可以固定在建筑或其他大型物体上，作为蜀王鱼凫的象征和标志使用。

在各种器物中，鸟的形象也和蜀王结合在一起，成为沟通的工具和法器。例如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长142厘米的金杖，用较厚的纯金皮包卷，表面镌刻着人、鱼、鸟相结合的纹饰图案。最下面刻着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系三角形耳坠的人头，与代表蜀王形象造型的青铜大立人相似；上面两组图案相同，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还被一根如长箭般的穗形叶柄贯穿。这一柄金杖，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

不难看出，鱼凫图腾在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中的特殊地位。

古国的崩塌

三星堆遗址埋藏了鱼凫氏蜀国最盛大的辉煌。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说，鱼凫王是在湔山打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连不少蜀人也跟着“化去”。“仙化”失踪实际上是鱼凫王战败，鱼凫王朝就此终结，古蜀国江山易主，而新的蜀王就是杜宇。

可是鱼凫氏蜀国经济发达，想来军队实力也不弱，怎么会轻易被新晋的首领打败呢？在三星堆遗址中，有经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缅甸等国辗转而来的海贝，还有各种需要消耗大量矿石原料的青铜尊、青铜面具、青铜饰品，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富消耗的承受能力。不发展经济、扩大实力，全靠狂热信仰维持的古国，越来越经不起社会的动荡。成都平原另一头杜宇所代表的十二桥文化通过教民务农等措施崛起，将鱼凫氏的三星堆文化取而代之。

或许，正是三星堆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宝器已经“失灵”，于是决定最后举行一次盛大而奇异的祭祀活动，把平时放在神殿中的神器和祭器搬到城中广场，打碎焚烧后有序地埋藏于祭祀坑中，随后搬离了这个居住了数百年的家。

（摘自《山西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