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何人生
作者: 丘成桐月前,我在广东汕头参观了我出生时的小洋房。这小洋房是我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购置,供我们一家人居住的。70多年的老房子经汕头市大修后得以重睹,我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厚爱。
我也见到父亲走过的路。我发觉它和我一生走过的路、想要做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大时代的走向不一样,我比他幸运得多!
父亲成长于粤东蕉岭的农村,在祖父去世后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到厦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随后东渡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时正值日寇侵华,父亲奔走广东、福建、江西多个地方,奋力抗日救国。
抗战胜利后,父亲帮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地区散发救济物品。这是个肥缺,但父亲清廉自持,不同流合污。
后来,我们一家人到了香港,父亲在几所大专院校任教,其中一间叫崇基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起初,父亲研究中国哲学,从基础上认识中国文化。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儒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及印度佛学,和中国哲学作比较,希望能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
我们一家十口人,生活由父亲一人独支,肩负之重可以想见。但他仍然对教学充满热情,并常常写作直至深夜。他每个星期都会在家中向诸生讲述哲学,我虽不懂,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东西哲学的精神在我心中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父亲一生为国,为了国家愿意舍弃一切。作为读书人,他不畏强权,不为富贵所屈。他秉持读书人的气节,颠沛中以读书思考为乐,直至去世,不改其志!
我现在年过70,回顾走过的路,和父亲何其相似。只不过我屡遇明师,才有所成就。
我13岁得到父亲的鼓励,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父亲对我标示从哲学高台看众学的重要观点,海纳百川,又要脚踏实地、虚怀若谷,以成就不朽之业。为学需要标心于万古之上,送怀于千载之下。这样的胸怀,对我一辈子的行事为人,影响甚深。
10岁时,父亲教我古文,第一篇是《礼记·檀弓下》的《嗟来之食》,第二篇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之后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在教我做人的道理。第一篇告诉我做人的尊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二篇描述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研求之乐,我一生受用不尽。
父亲写的《西洋哲学史》,在引言中引用《文心雕龙·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
在学问上能够做出不朽的工作,这个宏愿一直激励着我。
正如“孔子厄于陈蔡”,不朽的工作,不可能都是坦途,所以父亲说:“寻孔颜乐处,拓万古心胸。”
做学问要达到这个境界,要学孟子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个人的际遇,对生命的领会,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认识。
所以太史公年轻时遍历天下名山大川,访寻古代遗迹民情,始得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我喜欢历史,它使我增加对人生的经验,我也喜欢《史记》《左传》的文字,直抒胸臆,令我情不自已。每当我做科研遇到困难时,便会朗诵秦汉古文、诵咏诗词,它们使我心旷神怡。回观科研,竟然若有所得。
人生的经历,不可能都是顺境,科研也如此。没有经过逆境而得到的成果,一般来说,深度总会不够。在父亲去世后,我心情相当波动,也开始了解人情冷暖,家庭经济极度困难,我能否继续读书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了能够按时交学费,我必须忍受别人的歧视,必须承接别人的白眼。在这个时候,我才终于体会到孟子说的“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我决定要在学问上出人头地,实在是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当时我读遍了能找到的数学书籍,有些书籍是从吃饭钱省下来到旧书档买的。这些书并不连贯,要看运气,都是从内地运出来的,有些是中学用书,有些则是大学用书。这样子念着,虽然不求甚解,但努力用功,还是有不少裨益。
念大学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但是那里书并不多,也不知道主流学问的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幸好得到一位年轻老师的赏识,推荐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终师从陈省身先生。这可以说是我做学问最大的转折点!
陈先生的名字我早有所闻。父亲去世那年,《明报月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的简要自传,叫作《学算四十年》。
看了文章,我才知道中国有数学家在海外出人头地,甚至还有如陈先生这样完成不朽之业的大师,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觉。能在他做学问的地方念书,教授中又不乏大师,我的精神至为振奋!
我在伯克利的第一年,陈先生到外地休假去了,但是围绕在我旁边的都是良师益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20岁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比较有意思的论文。
陈先生休假回来,见到我的时候,一脸笑容,大概是高兴没有押错宝吧。由他力挺,我进入了伯克利的研究院,并请求他当我的博士指导老师。
陈先生对我期望很高,一开始就要我把解决黎曼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陈先生是很宽容的导师,大概见我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问题,就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

过了两个月后,他要求我在他的几何讨论班演讲,介绍我刚到伯克利时写的文章。
当天来了50多名听众,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有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教授,他是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生,是我演讲题目的专家。
过了两天,陈先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可以毕业了,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我师从陈先生,学习了复几何的陈氏特征类,对我的学问有裨益。陈先生60岁那年,在我行将毕业时,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我,并在书中亲题赠言,说:“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这几句话使我受宠若惊。30年后,我写了一副对联给陈先生,中间有句叙述此事:“留书赠言,墨迹犹在,相期未负平生。”
我父亲早逝,陈先生无论在学问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的教导,都延续了我父亲的遗训,影响了我一辈子。
但是,正如我少年时没有全部听从父亲的教导一样,我喜欢探索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院一年级时,我师事莫里先生。受他启发,我决定要以新的观点来研究几何学,利用非线性微分方程去构造几何结构,也通过几何的观念来研究非线性方程。
我们创立的这个学科被称为几何分析(Geometric Analysis),直到如今,它还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这个分支的开花结果,得到的成就,可以说无愧于先人,可以传诸后世矣!
几十年来,我希望这些科研工作也能够在祖国落地生根。在我名下毕业的博士生已经超过70名,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学者,他们不少已经回到中国,在各院校发热发光。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期望在未来十年,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领军人才,使中国基础科学得以自强于世界,不负国人的厚望!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