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何人生

月前，我在广东汕头参观了我出生时的小洋房。这小洋房是我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购置，供我们一家人居住的。70多年的老房子经汕头市大修后得以重睹，我非常感激人民政府的厚爱。

我也见到父亲走过的路。我发觉它和我一生走过的路、想要做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大时代的走向不一样，我比他幸运得多！

父亲成长于粤东蕉岭的农村，在祖父去世后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到厦门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随后东渡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时正值日寇侵华，父亲奔走广东、福建、江西多个地方，奋力抗日救国。

抗战胜利后，父亲帮助联合国救济总署在潮汕地区散发救济物品。这是个肥缺，但父亲清廉自持，不同流合污。

后来，我们一家人到了香港，父亲在几所大专院校任教，其中一间叫崇基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起初，父亲研究中国哲学，从基础上认识中国文化。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儒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西方哲学及印度佛学，和中国哲学作比较，希望能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精髓。

我们一家十口人，生活由父亲一人独支，肩负之重可以想见。但他仍然对教学充满热情，并常常写作直至深夜。他每个星期都会在家中向诸生讲述哲学，我虽不懂，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东西哲学的精神在我心中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父亲一生为国，为了国家愿意舍弃一切。作为读书人，他不畏强权，不为富贵所屈。他秉持读书人的气节，颠沛中以读书思考为乐，直至去世，不改其志！

我现在年过70，回顾走过的路，和父亲何其相似。只不过我屡遇明师，才有所成就。

我13岁得到父亲的鼓励，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父亲对我标示从哲学高台看众学的重要观点，海纳百川，又要脚踏实地、虚怀若谷，以成就不朽之业。为学需要标心于万古之上，送怀于千载之下。这样的胸怀，对我一辈子的行事为人，影响甚深。

10岁时，父亲教我古文，第一篇是《礼记·檀弓下》的《嗟来之食》，第二篇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之后我才知道，那是父亲在教我做人的道理。第一篇告诉我做人的尊严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第二篇描述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研求之乐，我一生受用不尽。

父亲写的《西洋哲学史》，在引言中引用《文心雕龙·诸子》：“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

在学问上能够做出不朽的工作，这个宏愿一直激励着我。

正如“孔子厄于陈蔡”，不朽的工作，不可能都是坦途，所以父亲说：“寻孔颜乐处，拓万古心胸。”

做学问要达到这个境界，要学孟子说的：“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个人的际遇，对生命的领会，会影响到我们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认识。

所以太史公年轻时遍历天下名山大川，访寻古代遗迹民情，始得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我喜欢历史，它使我增加对人生的经验，我也喜欢《史记》《左传》的文字，直抒胸臆，令我情不自已。每当我做科研遇到困难时，便会朗诵秦汉古文、诵咏诗词，它们使我心旷神怡。回观科研，竟然若有所得。

人生的经历，不可能都是顺境，科研也如此。没有经过逆境而得到的成果，一般来说，深度总会不够。在父亲去世后，我心情相当波动，也开始了解人情冷暖，家庭经济极度困难，我能否继续读书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了能够按时交学费，我必须忍受别人的歧视，必须承接别人的白眼。在这个时候，我才终于体会到孟子说的“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

我决定要在学问上出人头地，实在是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当时我读遍了能找到的数学书籍，有些书籍是从吃饭钱省下来到旧书档买的。这些书并不连贯，要看运气，都是从内地运出来的，有些是中学用书，有些则是大学用书。这样子念着，虽然不求甚解，但努力用功，还是有不少裨益。

念大学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但是那里书并不多，也不知道主流学问的方向，走了很多冤枉路。幸好得到一位年轻老师的赏识，推荐我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最终师从陈省身先生。这可以说是我做学问最大的转折点！

陈先生的名字我早有所闻。父亲去世那年，《明报月刊》转载了一篇文章，是陈先生的简要自传，叫作《学算四十年》。

看了文章，我才知道中国有数学家在海外出人头地，甚至还有如陈先生这样完成不朽之业的大师，这使我茅塞顿开，有大丈夫当如是的感觉。能在他做学问的地方念书，教授中又不乏大师，我的精神至为振奋！

我在伯克利的第一年，陈先生到外地休假去了，但是围绕在我旁边的都是良师益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20岁时完成了人生中第一篇比较有意思的论文。

陈先生休假回来，见到我的时候，一脸笑容，大概是高兴没有押错宝吧。由他力挺，我进入了伯克利的研究院，并请求他当我的博士指导老师。

陈先生对我期望很高，一开始就要我把解决黎曼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陈先生是很宽容的导师，大概见我没有继续和他讨论这问题，就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

过了两个月后，他要求我在他的几何讨论班演讲，介绍我刚到伯克利时写的文章。

当天来了50多名听众，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听众中有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教授，他是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生，是我演讲题目的专家。

过了两天，陈先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可以毕业了，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我师从陈先生，学习了复几何的陈氏特征类，对我的学问有裨益。陈先生60岁那年，在我行将毕业时，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我，并在书中亲题赠言，说：“余生六十矣，薪传有人，愿共勉之。”

这几句话使我受宠若惊。30年后，我写了一副对联给陈先生，中间有句叙述此事：“留书赠言，墨迹犹在，相期未负平生。”

我父亲早逝，陈先生无论在学问还是在事业发展上的教导，都延续了我父亲的遗训，影响了我一辈子。

但是，正如我少年时没有全部听从父亲的教导一样，我喜欢探索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院一年级时，我师事莫里先生。受他启发，我决定要以新的观点来研究几何学，利用非线性微分方程去构造几何结构，也通过几何的观念来研究非线性方程。

我们创立的这个学科被称为几何分析（Geometric Analysis），直到如今，它还是数学中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这个分支的开花结果，得到的成就，可以说无愧于先人，可以传诸后世矣！

几十年来，我希望这些科研工作也能够在祖国落地生根。在我名下毕业的博士生已经超过70名，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学者，他们不少已经回到中国，在各院校发热发光。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期望在未来十年，能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数学领军人才，使中国基础科学得以自强于世界，不负国人的厚望！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