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碎碎念

壹

母亲个头矮小，只有一米五高。但母亲“能量”巨大，底气足，胆气豪，嗓门高。由于父亲是抱养的，据说“命硬”，三岁时养母仰药（洋烟土）而死，十一岁养父因病离世，父亲十岁就去离家三十多里的安祥寺村当小长工，包吃包住之外，每年还能挣回七个银圆。父亲多年后跟我们说起来，还念着“东家”的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人都知道“阶级成分”这个词，其中最革命的人民群众是“贫下中农”——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复合词，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组合简称，都属于穷人。其实，比“贫下中农”更穷的是“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父亲的“成分”就是“雇农”。母亲虚岁十八那年，从十里外的南口前村嫁到高庄村，跟着十七虚岁的父亲打拼一生。父亲打小善良，或者说是懦弱，受人欺负之际，孤苦无依，万般无奈，默然洒泪。俗话说：“没娘的孩儿，天照顾。”母亲在家顶起天！母亲晚年多次对我回忆说：“那会儿，哭得比尿得多。”

贰

母亲发誓要多生几个儿子，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生育”，起好名字才生——给儿子们取名“和、平、永、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和强大的力量。母亲总共生了八个儿女，姐姐最大，大哥、二哥、我、弟弟，最末一个小弟送人了。据母亲说，其他儿女生下来奶水都充足，但生我之后奶水寡淡，我整日里哭唧唧的，紧挨着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就没有“抬掇”起来，让我吃了本该属于“龙凤胎”弟妹的“口粮”。“吃接奶”的这段特殊经历，使我身体从小就很健壮；然而，这也成了我多年来心底里感到最深的罪过。还有，生我之后，姐姐跟着受累。本来母亲是让儿女们累苦了，不打算“抬掇”起我，可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哭着闹着想要把我留下，正巧用破布裹着的我，一哭一蹬小腿儿，露出了黄红色的小膝盖。父亲说，你看就像个鸡蛋。姐姐趁机大哭。母亲妥协了，流着泪说，留下了他，你就得看他。尚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姐姐，从此辍学带我。后来有城里人，知道“没有‘抬掇’起来”，是溺毙的委婉说法，便叱责我的母亲“造孽呀”。那是他不了解什么叫穷人的日子，什么叫度日如年。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好人老说病人虚。”我理解我的母亲。我深深感恩父母，还有姐姐，千辛万苦把我拉扯成人。

叁

俗话说：“大家分穷，小家吃穷。”又说：“穷人肚大。”“养家糊口”四个字，重如千钧！那时父亲一个人劳动，拉扯着五个孩子，把嘴“糊”住就很难。作为孤儿，父亲自幼缺疼少爱，便把全部疼爱给予儿女。母亲常回忆一桩往事：某年父亲和我二哥一起去县城，父亲给家里每个人买一个“干锣儿”（类似烧饼），但自己舍不得吃，从四十五里开外的县城步行回来，走到离村二里的小柴棚村时晕倒了。二哥赶忙到人家讨了一碗水喂父亲，父亲醒过来歇一会儿，继续走回村，没舍得咬一口“干锣儿”。母亲何尝不是！母亲的活计更重。白天轧碾，把两三天内要吃的米呀面呀，都会碾出来。我五六岁未上小学之前，经常被母亲逮来轧碾，在碾道里推着碾杆转上大半天，头晕得天旋地转，有时候看见碾子就头疼。每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全家人一年四季要穿的单的夹的棉的衣裤和夹腰腰、棉腰腰（类似坎肩），以及单鞋、棉鞋和鞋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连明昼夜缝制出来的。俗话说：“娃们外边走，带着娘的手。”说的就是这份甘苦；当然还要讲究穿得齐楚、好看、排场。民以食为天。每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加一点干粮，就着“烂腌菜”吃。午饭和晚饭，主食大多是玉米窝头、高粱饼子或黍子糕。平日里的“副食”，就是一大家人一锅烩菜，白菜、土豆、胡萝卜、倭瓜和西葫芦等，有时加一点粉条和豆腐，那就很稀罕很丰盛了。七个碗，在炕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母亲掌勺，往每个碗里盛菜，我们虎视眈眈地望着，其中六个碗是平均分配的，只有一个碗，刮一点锅底剩菜剩汤，那是母亲的一份。

肆

都说严父慈母，我家是严母慈父。母亲脾气暴躁，经常没好气，我又是吃过“接奶”的娃，有无限的精力淘气，挨打是不可或缺的。母亲上树特溜儿，到六七十岁时腰后别一把斧头，嗖嗖嗖爬上高树，还能上树顶砍梢子。大哥二哥都会上树，我从小一上树便腿抽筋，不服气，故经常蹬着梯子上房顶去“放眼世界”。那时农村都是连檐房，一排房可以串五六七八家，上了自家的房顶，可以蹑手蹑脚溜达到高家常家贾家的房顶上。某日夕阳西下，景色迷人，家家户户的窑独（烟囱）炊烟袅袅，各家都在做晚饭。我心情大好，突然来了“灵感”，把每个窑独上边西北面挡风的砖头，扳倒盖在窑独上，除自家以外，高家常家贾家一溜烟儿挨着盖，然后，坐在自家窑独旁，居高临下，观赏“实验”结果。结果是，各家窑独不冒烟，各家家里冒黑烟，呛得人都往院子里跑……最令人气愤的是，老家乡俗对人最恶毒的诅咒是“炕上不卧娃娃盖了窑独”，故“盖窑独”意味着家破人亡绝了后！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只想做一个新奇的“实验”，并无恶毒用意。但结果被母亲现场拿住，好一顿棍棒招呼！当晚我愤怒地“绝食抗议”，母亲说，不吃是他不饿！夜深人静，父亲抚摸着我红一片紫一片的身体，哄我起来吃饭，母亲从锅里拿出热着的饭菜说，吃，你这个灰猴！还有一次“大事故”也不能不提：父亲的生母去世，我们全家到三十里外的快乐村奔丧，大爷的三儿外号叫“三地主”，我四岁，他三岁，几个小兄弟玩“斗地主”游戏，玩着玩着进入了角色，我用绳子把“三地主”的脖子套住，吊在院子里的梯子上“批斗”，幸亏大人们及时发现，差一点酿成大祸，所以当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每次“肇事”，母亲都会骂我，“三天不打，上房搬砖揭瓦；一天一顿，欢喜不尽！”我现在回想，母亲用笤帚、鞭子、树梢、擀面杖、搅火棍、火铲子等顺手抄起的家伙儿都招呼过我，却没有打坏小胳膊小腿儿和小脑瓜等小零件。用今天的话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熊孩子”，不打真不行。俗话说：“宠儿不孝，宠狗上灶。”世上少有打坏的儿，人间多是宠坏的仔。我对母亲没有一丝半毫怨意，只有无尽的歉意。

伍

上学之后，我记性好。我们村子小，学生少，学校是复式班，一、三、五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二、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上课，所以上完二年级，等于听完小学所有的课，一到五年级的算术都会算，一到五年级的课文都会背，我因此而屡次“跳级”。初中到马营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中学去上学，并顺利升入高中。但因两件事被迫离开学校：一是跟同学裴某某打架，打破了人家的头；二是给班主任老师起绰号——老师叫陈某秀，我私下叫他“陈独秀”，老师的“阶级成分”是“地主”，“陈独秀”又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反角，故老师非常憎恨我……二罪归一，我被开除，这也是“罪有应得”。但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回家痛哭流涕不已。母亲叹口气，拿出家里的半口袋黍子，央告当民办教师的五叔去送礼通融，私自改名“李隽永”到另一所高中读书，被领导识破读不成，最后进入离我们村只有四五里路的雁北地区果木技术学校（二年制中专，毕业后不包分配）。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的技校同学文春离开学校，插班进入县城高中，两年后考取大学本科。这一“事件”太震动我了！其时，我已毕业回村劳动一年，从此就“翻心”了，长夜思索——怎么才能去读书！于是，偷了家里几颗鸡蛋，卖了五毛钱，交了考试报名费，报考县城一中高中班，很快被录取。虽然“既成事实”，但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对我说，咱村你四哥，还有高某和常某某，都不是高中毕业，还不得回村受？我说，现在不一样，我的同学文春已经考上大学了。父亲说，咱家穷，跟人家不一样，你两个哥哥还没成家，你跟大受吧。我说，大大，我要念书，您就当少生了一个儿。父亲怒道，由不得你！我陷入了大悲愤。母亲沉默几日，最后一言九鼎，硬朗朗说，嗨，想念就念吧，就当坐在“白花上”输了！故乡把赌徒叫作“白花”，把赌场叫作“白花上”。坐在“白花上”意味着赌命运。母亲说完这句话，把两个手腕上的银镯子撸下来，平静地交给我，说，妈就这点家当，换个钱儿，交个学费，以后就没了，全凭你自个儿了。七个银圆打制的一双银镯子——母亲一生的钟爱，被我拿走了。我到县城银行去兑换，亲眼看着工作人员用钳子嘎巴嘎巴铰断，然后从窗口递出二十五块钱的纸币。这笔钱，够交第一笔学杂费和前两个月的生活费，从此，此生，再没有从家里拿过一分钱。父亲一生穷苦，穷怕了，苦怕了，输了胆子，我心疼父亲，也理解父亲。对于母亲，一生亏欠太多，不知该如何报答。

陆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阳泉工作。那时，从阳泉到山阴再回到村子里，交通很不方便。那时，父母五六十岁，对于农村人来说，正值“盛年”。所以，那时回家少，一年也就中秋和大年回两次。不过，家里所需要的，只要母亲说到，我尽量办到。自从读高中离开家，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概不知。母亲对我最放心，也最自豪，觉得三儿有本事，啥都能办到。我每次回家过年，母亲都问，咋还不结婚？多大年纪了！我笑而不答。母亲哪里知道，像我这种农村娃在城市里叫作“农圪榄”，“圪榄”是棍子的俗称，“农圪榄”直译过来，就是农村来的小光棍儿。现在城里人，又给我们起了个新名字，叫“凤凰男”。那时，母亲有啥需要，托五叔给我写信；有急事，打电话。母亲到小学校五叔办公室，打电话说，三三，咱家房子漏雨，刮风下雨，你大拿塑料布苫房顶，风吹下来就灰下啦！我知道母亲已经有了主意，问，妈，咋扎？母亲说，要不瓦（四声）瓦（三声）哇。我问，多少钱？母亲说，三间房，三千块，包工包料挺省事。我给当时在县政府工作的老同学志斌打电话，拜托他给母亲送去四千块。再过一段时间，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三，咱家院子里得打个井，吃水方便，浇园也方便。我问，多少钱？母亲说，四千块。我给志斌打电话，请他送去五千块。母亲说出来的要办到，母亲没说的也要办好。那些年，我心里总惦记着，攒一大笔钱，在村里盖六间红松檩椽架构、红砖砌墙的大瓦房院落，让父母心情敞亮地安享晚年。

柒

1996年我挈妇将雏到北京文化打工，做起“北漂”。2000年，筹了5万块钱，交了个首付，在通州果园买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2001年我被北京某报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眨眼之间，困扰一家三口的户口和工作均顺利进京，真是开心！2002年花两万多块钱，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2003年元旦之后，我回村把父母接过来，住一住我的新房子。到北京火车站出站，找到一个路边的大商店，叮嘱父母在商店门口不要走动，母亲和父亲同声说嗯嗯，我去找开着豪车来接站的好友晓宁。当我和晓宁来到商店门口，哪有父母的影子！我的头发一下子全都奓起来了……终于寻见了！我长出一口气，反而不着急了，悄悄地跟在父母身后观察：好奇心重的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走走停停，正在忘我地仔细观赏周边的花草树木、景致图案和高楼大厦。有鉴于此，在京的日子里，上班时间，给父母留好吃的喝的，把防盗门反锁着；下班后，陪父母在附近走走、看看，吃点好吃的；只有到星期天，才能陪二老去看看名胜景点。母亲没啥要求，父亲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并希望到故宫逛一逛。那天，我叫女儿早早起来，一起陪爷爷奶奶去看升旗，在天安门广场转悠一会儿，母亲说，不想转了，回家吧。打道回府。过几天去故宫，父亲兴致特别高，对啥都想了解一番，像个孩子似的，充满好奇。可是走到故宫正中间时，母亲满头满脸都是汗，坐在石阶上歇了一会儿，说，妈腿疼得不行，咱回家哇。我说，妈，已经走到正中间了，往前走，往回返，距离是一样的，大大想看，咱们把故宫逛完吧。母亲摆摆手，坚定地说，不想看了！原路返回。事后我很懊悔，本来应该租个轮椅，推着母亲好好逛一逛，只是当时觉得母亲还挺硬朗，未想到这个茬。母亲晕车，打出租车，坐便宜一点的“夏利”，母亲头晕，坐稍贵一点的“富康”，母亲说不晕。我笑着说，咱妈这是“富贵晕”。母亲呵呵笑了。我当时已被北京某报莫名其妙“停职”，正在一家老年杂志试工，不敢让父母知道实情。坐在出租车上，我第一次意识到，生于1931年、1932年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年逾古稀，真的老了！

捌

盖房子的事，提上了日程。我回老家跟父母和姐夫姐姐商量此事，询问做木匠的姐夫，修盖一处新院子，满打满算得多少钱？此时，姐姐有个“新提法”。她说，在村里盖六间瓦房，跟县城买一套楼房，花销也差不多。我愣了一下，问母亲，妈到城里去住，能舍下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母亲说，有啥舍不下的。我问父亲，大大舍得离开村子里的老朋友们？父亲说，也没啥舍不得，我和你妈意见一样。记得前几年，接父母到北京“暖新房”，母亲临走时笑着说，可不稀罕住这楼房，就像“蹲监狱”哩。也许母亲怕我心里难过，又补充道，住楼房也有两个好处：一是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二是坐着上茅厕，腿不犯困。因此我从未计划过在县城买楼房。此时，我忽然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一直惦记着住在县城的儿孙们，想到城里去住，应该是父母早有的打算。我返京后，跟老戴商议，咱们在县城买套房子如何？老戴说，给她爷爷奶奶住哩？我说，是的。老戴说，买吧。我私下借点钱，筹划买房子、买家具、装修房子事宜。过了一周，老戴突然问，买房的钱从哪里筹借？我说，已经“立项”，钱的事儿，领导莫操心。我给老同学志斌打电话，让他帮忙，在县城问询买一套房子，最好是新楼，最好在一楼。志斌很快落实，回复，说好三处楼房，你回来看一看。我只看了一处，面积104平方米，楼层是二楼，地理位置，布局结构，都很满意。我对志斌说，深谢老弟，“叹观止矣”，别处不看了。当年春节前夕，选个黄道吉日，将父母从老家搬进县城新家。看着操劳一生的父母，脸上洋溢着满足而自豪的笑意，哦，我觉得这是此生做得最值的一件事！住进新房，父母哪里都不愿意去。母亲对我说，你大离不开茅厕，妈爱干净，洗涮也便利。关键是父母住在城里，我回家方便。父亲去世后，姐姐和二哥交替来家陪伴老母亲，我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最多一个半月回一趟家。每月对出一个周五，上午搭乘“拼车”，傍晚即可到家，给母亲带点日常用品和好吃的，陪母亲住两晚一白天，给母亲剪剪指甲，和母亲拉拉家常，白天扶母亲到附近的桑干河湿地公园走走，晚上再给信教的母亲读一读《圣经》，周日早晨搭乘“拼车”返京。周而复始。知道我要回来的那一周，母亲周四下午就会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着。门房工作人员问，大娘，等儿子哩？母亲说，是哩。门房问，哪天回来？母亲说，明儿个。三年新冠疫情回不了家，旷日持久，望眼欲穿，只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儿，你把妈给忘啦？

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