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景街16号

去年冬天，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刷屏了各类媒体。从网上看，这个城市到处人山人海，“冰雪大世界”像沸腾的海洋，人们载歌载舞，都像是多少年前的老邻居在重逢。热情的哈尔滨人已经不知道怎样抬爱南方来的游客，他们宠溺地叫他们“南方小土豆”，不惜动用私家车接送游客，那些平日里高声大嗓的老爷们儿，都开始夹着嗓子殷勤地说：“公主请上车！”“公主请下车！”真是乱花迷了人眼，所有人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承接这突然降临的“泼天的富贵”。

估计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南方小土豆”们，不明白为什么哈尔滨人如此谦卑，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国最骄傲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哈尔滨，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东北都成了国家的工业重镇，各大中型工厂拔地而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这里的人们生活水平很高，也很平均，人们的幸福指数尤其明显。特别是哈尔滨人，因为有过白俄在此生活的历史，所以这个城市比较洋派，穿着讲究，人们的性格豪爽，哈尔滨的姑娘更是以漂亮、高挑、会打扮、敢穿而闻名。但是这些年，东北处于转型期，很多年轻人都南下去寻找机会，东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在下降，经济不景气。所以，当这“泼天的富贵”从天而降，怎么能让哈尔滨人不激动？有一个哈尔滨老者动情地说：多长时间都见不到这么多年轻人了！这些外地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更多的是这个城市的希望。

其实哈尔滨早就应该大火的，至少在我心里，哈尔滨一直是火的，因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的特色却一直没有被关注。每年的冬天一到，哈尔滨就成了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漫天飞雪中走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两边的俄罗斯建筑仿佛是遥远的背景，人们行色匆匆，像一幅幅行走的明信片，美轮美奂。20世纪哈尔滨就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松花江畔的“冰雪大世界”每年都与冬天一起到来，艺术家们高超的冰雕艺术，奇美、壮观，堪称世界奇迹，虽然每年冬季都有一批又一批外地朋友来玩，却一直没有达到今年这样的火热状态，今年，哈尔滨突然火了起来，让我这个久居北京的故乡人也欣慰不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们家有十几年的时间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那时父亲程树榛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和省文联副主席，南岗区耀景街16号——黑龙江省文联大院，既是父亲办公的地方，也是我们家住的地方。我记得我们那栋楼有七个单元，为了准确，我特意求证了当年我家对门的邻居、诗人肖凌。肖凌的父亲肖英俊时任《北方文学》主编，他有两个活泼俊俏的妹妹，每当我回哈尔滨，就会与他们在阳台上隔空闲聊，加上我的妹妹，两个阳台成了热闹的空中客厅。肖凌回复我的微信中说：“咱们那个楼一共五个单元。构成是：一单元，文联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曲艺家协会及民间艺术家协会；二单元是摄影家协会、图片社、书法家协会的；三单元是美术家协会；四单元是美协及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五单元清一色作协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记成了七个单元？可见记忆是多么不可靠。但是大家都记得小品演员黄宏的父亲也住在这栋楼里，是因为那个年代黄宏实在是太有名了。

人是被时代裹挟着的，我们家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家的文学黄金时代。那时我还年轻的母亲郭晓岚，每天早上高高盘起她的发髻，然后穿着高跟鞋和裹身裙，穿梭在俄罗斯风情的街道，去道里区的省政府上班，她是《企业管理》杂志的编辑。那是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的时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刚刚兴起，我母亲在采访企业家时深受那些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的感染，她的文学激情被激发出来，她开始写报告文学。我姐姐程丹梅（黛眉）从北大毕业在《光明日报》做记者和编辑；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青年文学》杂志做编辑；我的小妹妹湘梅（黡眉）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附中读中学，之后在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读大学。那时候父亲的作品经常获奖，母亲也发表了中篇小说；身为记者和编辑的姐姐，既编《光明日报》副刊，自己还写小说和散文；我也因为散文创作忝列当时的“青年散文家”行列。一家子搞文学，让叛逆的小妹愈发逆反，她发誓不学中文，所以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她的行为倒是得到了全家的认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父母属于比较开通的家长，几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是要求得太少了，这个家庭的三姊妹对于事业一直没有更大的进取心，这是后话。

我们家与哈尔滨的关系，也是与文学的关系。父亲1957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就支边到遥远的北大荒，那时我年轻的父亲，写信给远在南方的年轻的未婚妻：“来吧，来建设我们中国的乌拉尔！”许多年后，我那年迈的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封极富文学色彩的信带给她的激情与震撼——乌拉尔，是前苏联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而富拉尔基，正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天高云淡、茫茫草原，实在是太适合年轻人的火热的心了，尤其是青年学子——那就是文学的土壤啊！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因为文学而相识的，年轻的父亲经常发表作品，母亲爱慕父亲的才华，他们书信往来畅谈文学，鱼雁传书，闪耀出爱情的光芒。大家闺秀的母亲，不顾北大荒的寒冷与偏僻，义无反顾带着祖母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北中国。

年仅二十多岁的父亲就写下了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大学时代》等作品，以及后来反映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等，成为工业题材的重要作家。《励精图治》的主人公宫本言，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市长。父亲调到省里后，我们举家迁移到哈尔滨。父亲在耀景街16号里面的小洋楼办公，这个院落历史上是前苏联领事馆。在《哈尔滨日报》著名记者申志远的笔下，我看到这个大院的前世与今生——

耀景街22号，这栋庭院最早的建筑建于1902年，是中东铁路的施工单位为了迎接霍尔瓦特而建。原本为中东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霍尔瓦特将军设计建造的高级住宅，地址是秦家岗要紧街（南岗区耀景街）。霍尔瓦特是俄国沙皇派驻在中国东北的首席代表，时任中东铁路局局长，此后十七年里他一直是哈尔滨真正的掌控权力者。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将要入住的街，就被称为“要紧街”。但是霍尔瓦特到任后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车站附近的原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和总监工尤格维奇曾住过的旧宅里，这座漂亮的别墅庭院他不愿意住，非要从香坊每天上下班坐火车通勤，于是这里一度成为中东铁路局的中央图书馆。优美的俄罗斯风格建筑，设计独特，环境优雅，舒适宜人，阅览大厅宽敞明亮。1963年，省里将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大院拨给黑龙江省文联使用。从此，省文联从南岗区阿什河街的原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搬迁到了这里。此后，这里集结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著名的文学编辑，省里出版的《北方文学》（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度叫《黑龙江文艺》）《外国小说选刊》《章回小说》《中外企业家》《文艺生活报》等刊物都在这里办公， 成为著名的“文联大院”。2004年9月，该房产被收回移交外办，省文联和省作协迁出了这座庭院。此后耀景街22号铁门封闭，空旷荒芜。很多与这里有关系的人，写了很多文章回忆这处传奇又神秘的院落。直到2015年9月3日，中俄正式签署文件，将在哈尔滨设立俄罗斯总领事馆，选址就在耀景街22号，这个地方才算真正有了归属。

志远笔下的“耀景街22号”，就是当年的“耀景街16号”。父亲在这里主持黑龙江省作协工作期间，把作家协会从文联分离出来；还组织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东北作家》；与其他两个东北省的作协一起成立了“东北作家联谊会”。在做行政工作的同时，父亲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遥远的北方》《那年冬天没有雪》等中长篇小说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院，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在大院西侧，文联新的宿舍楼刚刚建起，我和姐姐从北京来哈尔滨收拾新家，因为家具还没有到，当时的省文联主席、省委宣传部部长延泽民伯伯热情地邀请我们姊妹俩去他们家住，那时他刚刚卸任黑龙江省里的工作调往北京，举家迁徙，所以旧居里只留下大女儿丹妮小夫妻。他家在文联大院东侧的一座俄式老楼房里。“让女孩们过来住！”他的夫人雪雁阿姨一直催促我父亲。

记得是一个早晨，给我和姐姐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这就是丹妮姐姐，我没想到她如此美貌，这也是我后来非常认可哈尔滨姑娘美丽的依据。她穿着白色的雪纺绸连衣裙，下摆是那种到膝盖的喇叭式，小腿很长，上身罩了一件红色开衫薄毛衣，身材高挑。那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从旧有的观念中完全解放出来，丹妮的模样非常欧式，非常浪漫，像电影里走出的女人。

丹妮热情地把我和姐姐迎进来，她的先生也过来，当然也是一个帅帅的青年男子。夫妇俩把我们安排在客房，我们安顿下来。这是一套典型的俄式建筑，房屋举架很高，几扇竖长方形的大窗户嵌在厚重的砖墙里，显示出房屋的坚固、大气；紫色碎花窗帘一直垂到地面，中间一分为二搭在两边，露出窗台上的绿植；靠墙立着落地钢琴，我知道丹妮是钢琴演奏家，很是羡慕。我从小热爱音乐，小时候学过小提琴，但是没有坚持下来，一直是我的遗憾。那些天我和姐姐白天去我们的新家干活，晚上回到丹妮家里住，睡前我们会聊一会儿，当然会聊到女人之间的话题，比如丹妮说这几扇窗帘是从北京虎坊桥那里的一个商店买的，是人造棉，“那一卷布都让我买下来，没想到做窗帘效果这么好。”她兴致勃勃地说着，我们两个刚刚成年的小姑娘认真听着。之所以那些晚上的场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是因为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深受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对于婚姻家庭处于迷茫阶段。丹妮的家居生活，突然让我感到小家庭的美好，让一度被女权主义影响的思维转了一个小弯，这个隐秘的事实，我也刚刚想起。

我们家搬过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丹妮家，她来过我们家，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个雪后的街道上，她腹部高高隆起，有一种将为人母的自信和安详。我们两家分别在文联大院的西边和东边，我家客厅的窗户冲着文联大院的花园，能看见父亲办公的那幢米黄色小楼，还能看见作家协会的办公楼。

那个时候文学界的活动非常多，我们这个楼的临街处是“创作之家”，有礼堂、会议室，还有客房。那里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几乎每个周末都有舞会，那是我跟爸爸搭档跳舞最多的时光，现在回想依然幸福。“创作之家”经常邀请文人学者来讲座，我在这里就听过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讲座，印象中他讲作家萧红，讲得非常详细，如数家珍，富有情感色彩，以至于我感觉他似乎隔空爱上了萧红。

这期间有一个插曲，估计没有人知道，可能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父亲在1986年就已经是正局级干部，所以按照当时父亲的级别，我们家的房子面积没有达标，上级组织一直在安排。有一天晚上父亲跟我们说，目前有两个选项：一是延泽民伯伯的房子现在已经腾出来了（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丹妮姐姐搬走了？），二是作协现在的办公楼。问题是：一、目前有一个老作家也想要延伯伯家的那套房子，如果按照级别，父亲可以优先，但是父亲说他不想跟这位老作家去争。我知道父亲为人厚道，也理解他，尽管我那么喜欢丹妮家的房子，好像非常向往的马上就要到手的一个幸福瞬间就溜走了，有点心疼的感觉。但是我们都很支持父亲，我母亲更是一个善良的人，她从来不会去反对父亲，所以这个方案就这么快速地否决了。第二个方案是作协的办公室，就是我们家窗外的那个二层小楼，小楼的一层是小车库，楼上有三套房子，分别住着时任省文联主席一家和一位副主席一家，还有一套就是作家协会作为办公室用的。这一套房子很大，记忆中卫生间里有一个大浴缸，在那个年代，有浴缸的卫生间并不多见，况且还是二楼洋房。但是，爸爸又说了一个“但是”，因为目前作协正在使用，所以如果我们家搬进去，就会让作协另寻办公室，爸爸似乎也不想给组织添这个麻烦。至此，我们都明白了爸爸的心意，尽管那个小洋楼也让我心向往之，然而，我们全家依然是全票通过否决案。就这样，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问题，我们一个晚上搞定了。

许多年后我问父亲是否后悔，父亲摇摇头。在这一点，我格外佩服我的父母亲，他们并不想做道德的楷模，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善良。他们的宽厚和仁慈，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家族的后代，我慢慢体会出一个家族的家风，确实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言传身教，无法计较。

当时我们家住在六楼，年迈的祖母每天爬上爬下，但是老人家也没有丝毫的抱怨，我们经常到文联大院里散步，春天的时候，百花盛放，鸟语争鸣。那也是文学的春天，我与哈尔滨的作家们经常聚会，大家谈文学和艺术。文联大院进门左拐就是一座米黄色的二层小洋楼，《北方文学》办公室在二楼，我有时到这里找迟子建、吴英杰、吕瑛，他们是不同时期《北方文学》的编辑。吕瑛父母也是文联大院的，他父亲是画家，也住在这栋楼里。

我跟迟子建是好朋友，她从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毕业回到哈尔滨时，住在我们家，跟我妹妹住在一起。我们这个单元，住着当时黑龙江的专业作家和编辑家，除了对面的肖英俊，有楼上的屈兴岐、刘亚舟，楼下的中流、陈碧芳和符钟涛夫妇，以及王忠瑜、张恩儒，等等。省画家协会主席是著名版画家晁眉，也住这栋楼，他来过我们家和父亲谈工作。犹记得当时以诗歌《六月 我们看海去》而著名的大学生校园诗人潘洗尘，同晁先生的女儿是一对情侣，印象中女孩子有着美丽的书卷气，两个年轻人在文联大院很引人注目。那时吕瑛与他当时的妻子也经常在这栋楼里出双入对，那位女生是著名作家林予和前妻的女儿，由于历史原因父女之间一直不联系，林予先生渴望与女儿相认心情迫切，请我的父亲帮忙，父亲用长辈兼领导的身份对吕瑛施加压力，但是种种原因，这桩父亲以为志在必得的“好事”，未能如愿。而这两对漂亮的情侣如今已经各自安好，现实远不是我们期盼的那般地老天荒，时光不明，期许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