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树街

白杨树街上能遇到千奇百怪的人，装聋卖哑的里格郎，出走又归来的胖猪，放鸭的丑宝，大作家鲍牙……他们生活得有滋有味，热火朝天，却也得过且过，卑微怪异。白杨树街的老话，讲求的都是个韧劲，而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又何尝不是呢？

装聋卖哑的里格郎

“里格，出门时记着把门锁上。”

“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里格，门锁上了一定要再使劲拉一下，听到咔嚓一声。”

“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里格，别去小西湖玩水。”

“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里格，别去火车道上敲铁轨。”

“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里格……”

“哎呀，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我这么写，主要是让你明白里格郎的妈是多么唠叨的一个人。

后来，“哎呀，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就成了里格郎的口头禅，每逢有人叮嘱个事，里格郎准会说：

“哎呀，知道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

因此，里格郎我们也叫九十九，不过我们还是喜欢叫他里格郎，不是有首歌这么唱：“里格郎，里格郎，成败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

当然，再多的叮嘱也没有用，我们干啥，里格郎就干啥，有时候比我们还疯狂。把湖边的树当跳台，爬到高高的树梢上，一下一下跃动，树梢弹至高处，一跃扎入湖中；迎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泼水，让火车把水溅回来，从火车侧面泼水，看水像蝌蚪游动，后来干脆往窗口里泼水，然后和车里旅客对骂；试图卸下钢轨上的钢钉去卖钱；他能用粗细不同的钢筋铁丝在钢轨上敲出歌曲；偷井盖（那时候的井盖都是生铁的）摔几瓣分头去卖钱，集体打游戏。这些都是里格郎带着我们干的。有一回，铲车司机去撒尿，这家伙钻进了铲车驾驶楼，开动了铲车，差点铲倒了一排房子。

后来，里格郎就在白杨树街摆摊子。

里格郎卖的东西很多，首饰、服装、鞋袜、腰带、皮带、帽子、围巾、丝巾、领带、手套、拉杆箱、腰包、皮包、钱包、旅行包、登山包、购物袋、单车袋、宠物袋、光碟、手机贴膜、卡贴、太阳镜、腕表、魔方、椅垫、车套、三件套、布偶、动画卡片、贴画、碟、锅、碗、瓢、盆、改锥、扳手、钳子、笛子、箫……总之，日用品、工艺品、化妆品、玩具，应有尽有，里格郎的货摊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老百货大楼。开学里格郎会卖学生用品，节日里格郎会卖节日用品。里格郎会做出相应的打扮，比如开学季，他打扮得像个小丑，吹个小喇叭；圣诞节他打扮得像个圣诞老人，给小孩子送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情人节他打扮成单身情人，用气球吹绾各种情人，配着玫瑰花卖。里格郎摆一台音箱，播放自己录制好的商品促销价格，“一元起步，十元封顶”，与流行歌曲轮流播放，学生放学时，他专门播放孩子们的偶像唱的歌，还有电影电视剧里的经典对白。

现在，里格郎的摊点上，又多了卖游客的货品，比如珠宝、水晶、钻石、奇石、老玉、银饰、挂件、菩提子、串珠之类的，还有我们这座城市、这个省的土特产，八大怪、十件套之类的。因为，我们白杨树街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

我们白杨树街是有历史的，曾叫府后街，因为白杨树街前面有过一个王府，“文革”时给扒了，连地方都被占了；“文革”时叫过朝阳街。以前，政府隔上那么几年，就提出改造拆迁白杨树街，这时候就有专家站出来呼吁。有三个专家最给力，一个说六百年，一个说一千年，一个说一千五百年。他们如壮汉打架，赤膊上阵一争，报纸、电视、网站上便都全是白杨树街了，政府倒不愠不火，就先放下了，反正有那么多地方都要拆迁改造，急什么呢。

那年，来了个香港导演，在我们白杨树街拍电影，记得要拍的电影大约是叫《胖妞的唐朝》，那片子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拍摄时白白胖胖的美女挺多的，她们就在我们白杨树街勾肩搭背打情骂俏地晃荡，整个街巷都是脂粉气息。为看明星，我们白杨树街有几人被抓过，罪名是偷窥——这些绯闻大师，竟然把我们想弄明白她们卸装后谁是谁也说成偷窥。其实卸装后那些演员一点看头都没有。一切都是干部给打理，他们想用谁家，就来吆三喝四，就像开道的杂役，也像追星族，跟明星们不停地合影照相（左右都是女明星）。拍过电影后，我们白杨树街在媒体上热过好一段时间。自那后到现在，拍了多少部电影了，就记不住了。拍过电影的地方都能成为旅游景点，我们白杨树街一度又叫了九十九间房，政府不再提说拆迁，提出要保护，打造影视基地，谁家要砌补修缮，都要经政府批准。

来白杨树街的旅游团、散客越来越多了，背包客、拍客拍摄的美图、视频在网上、报纸上流传。老东西尽管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却总是那么上相，就像摄影家镜头下的老头老太太，拍出来连我们都震惊。

游客光临我们白杨树街，他们几乎都会这样问：

“为什么白杨树街没有一棵白杨树，却全是槐树？”

白杨树街没有一棵白杨树，这是为什么呢？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要说以前，我们白杨树街的白杨树——不用说周围田野里排兵布阵似的一排一排白杨树了，单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就是一道壮美的风景——那可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树，高大挺拔，直插云天。树王在马店门前，要四五个大人才合抱过来，至少有七层楼高。春天来了，白杨树最早返青，皮由灰白而青葱，繁密的芽苞有指头蛋大，几天工夫，就探出猫耳朵般的一对小叶，一天一个模样地大了，不经意间树叶就密密麻麻裹了树枝，在微风中飒飒有声；到了夏天，树叶比巴掌大，向阳的一面碧绿，背阳的一面银白，在风中簌簌翻转，就像小孩子翻转手中镜片戏耍阳光；仲秋时节，经霜的树叶就是一片片金箔，连叶脉、梢枝都是金黄的，缀满青葱的树身，真是金叶银枝，白杨树街就成了维也纳的金色走廊；至冬天，落尽了叶子，枝枝挺拔向上，像卫兵一样庄严肃穆。

值得一说的是白杨树的结痕，那是世上最美的结痕，有的像眼睛，有的像花朵，有的就是一座山，有的是一条河，有的是一棵树，在那青葱端直的树身上组合勾勒出一幅幅写意的山水画卷，抽象的人体素描。

呃，对了，没有比白杨树更适宜刻字的树了，字刻上去树皮并不像别的树，皮因此就裂绽，树因此会死亡，白杨树不会，它自愈能力非常强。字会随着树长大，笔画结痕泛黑就像水墨。因此，树身上刻满我们往昔的爱恨情仇，有些很粗俗，有些很温馨，有些很刻毒，有些很浪漫。胖猪这家伙曾在上百棵白杨树上刻了“我爱钟小梅，李兴盛”的宣言，后来他想把“爱”改为“恨”，可字长得老大，已很难改正，何况刻了那么多的树，何况他已经过了在树上刻字的年龄，他想消除这一痕迹，也找不到好办法，最后就像枪毙犯人一样，在上面打叉，那个叉与字一起成长，可“我爱钟小梅，李兴盛”字迹依旧依稀可辨，成了永不会痊愈的记忆。

那么我们的白杨树呢？这得说到十几年前。十几年前，发生了一场无烟的森林火灾——天牛灾害。天牛知道吗？通体黑色，壳上有白点，光泽明丽，甚至有些绅士风度，而且有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星天牛。然而，这家伙真是大害虫，不知道它怎么就到了我们这里。星天牛最喜欢寄居在杨树上，在树的节疤、伤痕处排卵，幼虫半透明至乳白色，呈蠕虫状，法布尔先生称之为“蠕动的小肠”。幼虫蛀进树皮，树皮隆起，它越蛀越深，钻进树心，形成一条条小“隧道”的蛀洞，锯末般的木屑从洞里流出。被蛀的树木腐烂变黑，树木渐渐就死了，一刮大风，树木就从蛀洞外折断。政府灭天牛，实施打洞喷药，以锤锤树，后来动员捉天牛，一只五分，后来一毛——那个夏天我们打老虎机的钱就是捉天牛挣来的。但无济于事，星天牛的繁殖能力超强，到了秋天，白杨树几乎全枯死了。白杨树全部被砍伐，天牛幼虫大大小小拥作一团，白森森的，大的有指头粗，连以虫卵为美食的鸡都吓跑了。放倒树王时，树身被锯断，指头胖的一股水像喷泉一样从树心流出。因为它庞大的根系就像叶脉盘踞地下，根系就像水泵吸管，汲取水分供着树干。那场无烟的森林火灾迫使我们这个平原上砍伐虫害木8000余万株，曾被评为最壮美的风景的第一代农田林网毁灭殆尽。白杨树街的白杨树就这么消失了，后来选择了抗天牛的树种——刺槐。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恶劣的决策，我们都不喜欢刺槐，因为除了它满身有刺外，长得极猥琐。

当然，游客还有“为什么不叫府后街”“真有九十九间房还是夸张凑数”“都拍了哪些电影电视剧”“来过哪些明星”之类的问题。

游客几乎都是选择向里格郎提出他们的问题。

不错，摆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但看上去里格郎更适合答疑解惑。不信你到白杨树街观察观察，你要是游客也觉得应该去问里格郎，你看看我们的里格郎，长着一张和蔼可亲的脸，脸色白净，戴副眼镜——说到他戴眼镜，会笑死人的，他从小就羡慕戴眼镜的人，他戴过眼镜框子，戴过玻璃片子，戴过墨镜，戴过他姐的金丝边近视镜，结果把自己的眼睛戴坏了，近视了——显得很有文化，甚至有些儒雅斯文，给人的感觉像个热心的志愿者。

一开始里格郎是非常热情的，他不厌其烦地讲解，讲如何如何没了的白杨树，天牛如何如何的厉害，讲无烟的森林火灾如何之大。而且还讲白杨树有多么的壮美与伟大，他会背诵茅盾的《白杨礼赞》中的段落，比如：“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这是我们上中学时老师一遍一遍要求我们背诵默写的，还一遍遍在考试中用过的，以致后来我们写作文，模仿茅盾的《白杨礼赞》，写过“骆驼草”“芨芨草”“沙枣树”这些在寒风中、冬雪里、沙漠中依然坚强活下来的东西，深挖它们的象征意义，而且全是这样的句式：“它没有……也许……难道……难道……宛然象征……”里格郎还讲王府、电影、九十九间房、明星，甚至讲我们的政策，一度他读书看报地作准备。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后来里格郎就厌烦了，因为散客特别多，背包客、拍客、独行客，这客那客的，才给这个解释完，那个又来了，这很影响他做买卖，问题还在于他讲了个口干舌燥，客人听完就完了，并不买他的东西。游客走了，里格郎会咕哝一句：“都讲了九十九遍了。”

里格郎被纠缠住了，他整天陷于这个问题而无法解脱。里格郎去找政府部门，说明来意，他说：“你们印上一本书么，发给那些游客，要不你们做些牌子立在街上，把问题一个个讲明白，让他们看么，再不你们干脆招上几个解说员，给人家解说么，人家都是掏钱来旅游的。”结果是他一说完，人家就把他指到另一个部门，他又说了一遍，人家又把他指到别的部门去了，旅游、文化、宣传、报社、电视台、政府办，甚至街道办等等，从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他说着同样的话，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回答，也生了个各种各样的气。到最后一个部门，里格郎生了老大的气，他遇到了一个秃顶的干部，腿搭在桌子，“像个弱智一样玩对对碰”，里格郎对我们说。他说完后，秃头盯着他说：

“印书，立牌，你掏钱呀。”

“我掏钱？你们给我发过一分钱？”

“你也没交给我们一分钱呀。”

“我是纳税人，上税不是给你们交钱让你们花？”

“噢，你还知道纳税人。”

里格郎真想唾他一口，他掉头就走，他怕多站一秒钟真就一口喷到秃顶的脸上。到了门口，他说：“要你们是干啥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