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1

夜已深。

我在古老的书堆里已经穿行了很久，有些累了。突然看到一句话，仿佛一束闪电，照亮了整个世界。我一下子坐了起来。那是朱熹对孔子的一句评语：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在朱熹的心里，孔子犹如太阳一样，照亮了黑夜。那时古人是相信天的，人是天地生的。所以说，上天若不生下孔子，整个人类犹如仍然在黑夜里行走，毫无目的，毫无方向。小时候，我有数次迷途的经历，记忆犹新。

一次是夜晚去看电影，三四个小朋友顺着大路跑到十里外的村子时，电影已经开始了。那时是露天电影。前面银幕下坐满了人，后面站了一群人，外面还有一群人站在板凳上看，有些就站在骑来的自行车上看，看着看着就有掉下来的，但也不怕，因为人与人挤得水泄不通，即使掉下来也在人群里，摔不着。我们挤不进去。于是，我们便坐在银幕背后看，那里全是一群来迟了的小孩子在看，人都是反的，但声音是正的。因为跑累了，影像又是反的，需要费力想正面是啥样子，看着看着便睡着了。在一阵吵闹声中，我们醒来了。原来电影结束了。我们便返回。大路太远了，有小朋友说他知道一条近路。我们一听，也跟着大人走过，月亮也很亮，于是都同意走近路。可是，走着走着，我们就在戈壁滩上迷路了。我们不停地轮回到一个大芨芨草堆旁边，已经来回走过五六遍了，知道迷路了，有些后怕，突然间就很累，但又无计可施。忽然有人说，听大人们说，把鞋反着穿就可以了。于是，我们纷纷把左右脚上的鞋都换掉，虽然觉得很别扭，但忍着往前走，走着走着还是回到了那个大芨芨草堆旁。我们看看月亮，月亮很亮，再看看四周，不知怎么走。最后，有人说，听大人们说，这是被鬼缠住了。我们一听都更加害怕。那时没有电，也没有电视，听广播也很少，晚上总是听大人们讲鬼故事，听得多了，都很信。有人忽然说，听大人们讲，这时候要咬破手指，出点血就清醒了。但谁咬破手指呢？都不知道。这时，年龄最大的拿出随身带的小水果刀，在手指背后一划，出了血。我们都吓坏了，看着他。果然，他把手指冒出来的血朝地上猛烈地甩去，人也好像清醒了，然后，他带着我们往一个方向走，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到了一个村子里。回头再看走过的路，被月光照得一片恍惚。

三十年之后再去那片戈壁上看时，已经成了商业开发新城。笔直的道路上安上了路灯，也写着路标。路标上甚至有通向新疆的标识，原来从这里可以通向非常遥远的地方。于是便想，那时如果有一个路标就不会迷路了。后来讲中国文化史看到朱熹的这句话，便立刻想起过去的这些经历。

西方人在大海上航行，若是迷路了，便看北极星，与我们中国人一样。星辰是人类共同的灯。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失官，学术为天下裂，人们已经不崇尚周公创制的礼乐制度，纷纷僭越礼教向权力靠拢，于是，春秋争霸就开始了，然后便点起战国的烽烟。孔子应运而生了。他一生致力的礼乐思想并不被当世认可，可以说，他是逆流而上者。但事实上，他只是接过周公的火把，试图想再次把人间照亮。

北宋时期，经过唐朝的崇佛，尤其是禅宗的洗礼，以及五代十国时的战乱，儒家的一套礼乐思想受到了冲击，再加上北方异族的崛起，中国急需一套重新整合社会力量、重振中原文化的思想体系。于是，“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应运而生了，朱熹适时现身了。儒家的礼乐思想重新照亮了士子们。

在昏暗的灯光下，朱熹思索着邵雍描绘出的《河图》《洛书》以及新创立的先天八卦图，一种重新解释天地人秩序的勇气涌上心头。他感到一种无比澎湃的力量在他的胸间鼓荡，便走出门外，抬头向天际看去。北极星悬挂在天心。于是，便生出那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句子来。

孔子从周公那里接过的那盏灯，就这样被他接了过去。

那盏灯高悬于空中，等着被确认，等着被重新点燃。

2

2005年，我开始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原以为中文系出身，再加上平时读老庄孔孟和《史记》《资治通鉴》等就差不多，谁知一推门进去，才知道到处都是需要重新去清理的问题。百年来，一方面是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强大影响与摧折，很多知识已经被推倒，故园满目疮痍；另一方面，百年来的考古使很多知识出土发芽，又在重构中国文明史。很多人只有前面的知识世界，没有后面的新生世界，所以面对中华文明的遗产，不知所措，只能人云亦云。可是，我看见了后面的新生的知识。它犹如一道疑惑的光，打在我的心里，于是，新的思想也便从那疑惑的光开始疯长了。

2008 年，我又同时开设另一门课“世界文化史”，其实讲来讲去就成了“西方文化史”。小说的写作彻底停了下来，一直到 2010 年去复旦读书时才重新写作。如果不是上门课，不是研究西方世界里的世界观；如果不是与我们熟知的中国文化史进行比较，不是进行相互融合，我就无法看见两个世界其实有一个明显的知识与思想的大道。在那条大道上，人类在永不停歇地交流着，世界从来都在沟通与重构着。那条大道首先是丝绸之路，那条在陆地上延展的古道。

就在那时，在上海，我遇到了鸠摩罗什。那时，我正在写《荒原问道》，我本来崇尚的是纳博科夫、乔伊斯、加缪，我要在修辞与思想方面都取得一点成绩，可是，当我把他们的作品都读完时，我竟突然间泄气了。我发现我竟然不喜欢那样华丽且犹豫不决甚至说有些灿烂过头的人性了，不喜欢那种荒谬了。我便重新拿起《荷马史诗》《约翰·克利斯朵夫》《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不知为什么也觉得有些不合时宜了。这些作品都是我从上大学时就喜欢的文学，我曾幻想有一天我的作品能超过它们，至少与它们并列在一起，可是我竟然有些不大喜欢它们了。再无书可读，一转身，便看见了几个修行的朋友送我的《金刚经》。那时，我对佛教并无感受，只是作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一部分曾经研读过。《金刚经》读过若干遍，但总是难以理解。

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我竟然一口气读了下去，且有一种通透的感觉。当我合上它的刹那，我看见了鸠摩罗什的名字。这不是我家乡的先贤吗？十岁左右时，父亲带着我到城里去拉粪，来到了北关一个大粪坑前。那时城市人家里没有厕所，都上公共厕所。他们的粪便在城里没法消化，却是大地的养料，所以，我们每个村子都承包有一个粪坑。我父亲每年都有一两次要去城里拉粪，每一次都是我跟着去。父亲拿着铁锨在上粪，我则盯着旁边的一个塔看。那座塔高出城市里所有的建筑一大截，很突兀。因为离得近，我看见它身上到处都是斑驳的鸟粪。我问父亲，那是什么？父亲说，罗什塔。我又问父亲，罗什塔是什么，父亲说不知道。

就是那一问，我和鸠摩罗什的缘分就开始了。后来我在武威师范读书，经常要停在罗什塔前看看。那时那座塔在公安局的院子里，外人进不去。一直到了发展旅游的时候，罗什寺才开放，且以寺院的形式示人。后来，当我在研究鸠摩罗什的时候，发现他就有一句对自己的总结，大致的意思是，我虽身在污泥中，但我的心洁如莲花。这不正是我当初看到的他的形象吗？

3

写作鸠摩罗什是不易的，除了要看大量的西域方面的史料，还要研究佛教文化，最重要的是要读懂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才能懂得他。在古代，有不少写过鸠摩罗什的篇章，其中《高僧传》中较为详细，但也仅仅只有 5000 字左右。现代以来，远在上海的施蛰存先生竟然是第一个写鸠摩罗什的作家。新世纪以来，上海的学者龚斌又写了《鸠摩罗什传》。我也是在上海遇见鸠摩罗什的。可见，一个人真正活在世上的，不是肉体，而是其思想、文字。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尤其《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被公认为最好的译本。一位活佛曾告诉我，他看过梵文版的和藏文版的《金刚经》，也看过汉文版的其他人翻译的版本，说真的，还是鸠摩罗什翻译得好。

在写《鸠摩罗什》的那些暗夜里，我在灯光下像读小说一样读完了鸠摩罗什翻译的几部经。每天都是夜里十点左右开始阅读，第二天早上六点多睡觉。无人打扰，聚精会神，一气贯通。过去我从未觉得佛经就是文学，而在阅读《维摩诘经》《法华经》的过程中，我读出一种快感。当我重新站在敦煌莫高窟时，我就明白那些达4.5万平方米的壁画，其实就是一幅幅连环画，就是一部部电影或电视连续剧。它用这样的方式教化世人，引领善，引领因果的转化，但相比而言，今天的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则堪忧，有很多已经走向人类价值的反面。

我本来是要把《鸠摩罗什》写成一部先锋式的小说，但在读了《法华经》后，就立刻放弃了这样的一种妄念。鸠摩罗什当然可以写成一部修辞优美且充满趣味的作品，但是，文字是有因果的，什么样的动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报，鸠摩罗什不是一个我可以创造的形象，而是一个历史人物形象，且在佛教界是高僧大德。同时，鸠摩罗什所倡扬的大乘佛法是面向一切众生的，尤其是面对穷苦大众的，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这使我一夜间断了过去的妄念。

当我写到鸠摩罗什的两次破戒时，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对鸠摩罗什的破戒是持批评态度的，他们宁愿鸠摩罗什当时就以死护法，并不知道当时西域的佛教组织和社会地位与汉地的佛教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当时的后秦也与东晋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去讨论鸠摩罗什翻译佛经与破戒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百年来的大众视野里，鸠摩罗什被誉为最接近世俗的高僧大德，从施蛰存先生开始到后来，很多人都想把鸠摩罗什还原为一位世俗者。无论是僧众，还是大众，他们心里的鸠摩罗什其实都是他们自己。那么，如何来重新解读鸠摩罗什呢？当我读到《维摩诘经》时，我心中的疑惑一点点被打开，也明白了如何把鸠摩罗什在僧俗两界中树立起来。我也有一个宏愿，希望能重新点亮鸠摩罗什这盏古老的灯，然后通过汉语这条河流，去再次点亮已经在印度暗淡了的佛陀之灯。作为一个写作者，不管能否做到，都会有一个伟大的梦在心中萦绕，不然，那么多的文字不会发光。

这正是《维摩诘经》里讲的一灯明亮会照亮千灯，千灯明亮，会照亮整个世界。

4

祖母晚年时一直在生病，有一天，她告诉我，她不想死。那时我十八岁，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总是想起她的这句话，我觉得她有什么未了的心愿。一天夜里，我在梦中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乳名，很空旷。我坐起来，看了看表，是夜里一点半，宿舍里其他七人都睡得很香。刹那间，我便意识到，奶奶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堂弟到学校来告诉我，大奶奶走了。他骑了一个小时自行车就是来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先上学，周末回去就行了，因为发丧日到第七天了。他还告诉我，说我父亲说这是喜丧，因为我奶奶去世时已经七十六岁了。等周末回去，父亲告诉我，祖母就是在夜里两点去世的，临走前，也就是一点半左右，从枕头旁拿出一沓钱来，都是她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几乎没有一块的，全是一毛两毛或五毛的。她告诉父亲，无论如何要让我上大学。我听到这里时，就号啕大哭起来。那时我已经是师范生，可以有工作了，我从来没给她说过我还想读大学的事，但她是知道的。

这几件事使我对灵魂一事充满了好奇。它们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身上，没有一点点虚假。所以整个大学我都在论证一件事，人到底有没有灵魂。当然是无果。

那时回老家是件艰难的事，所以清明节前我们基本上没给祖父祖母上过坟。父亲和二弟把这些事都做了，但是每年的大年三十，父亲无论如何都要把我们叫回去，给祖父祖母上坟。那时，妹妹还小，父亲领着我们兄弟三人浩浩荡荡去上坟时，会碰到很多上坟的人。每一次都会有人对我说，你们要好好给大奶奶上个坟，还有大爷爷，他们可是大善人，尤其大奶奶那时候救了很多人。有一位现在已经去世了的姐姐，那时每次碰到我，都要说，你们都能上大学有个好工作，都是大奶奶行善积德的缘故，那时候，明明只有一碗米汤，都饿得快不行了，大奶奶就快快地吃几口清的，把大半碗稠的给我喝，我才活下来。

那位姐姐的话一直在我心上萦绕。在饥饿年代，我的祖父祖母被我们同辈人都叫机房家人，称他们大爷爷和大奶奶。所谓机房家人就是有一个传承，能织布织衣。我小时候还见过祖父祖母的那些家当，但我父亲和母亲都不会了。祖父和祖母把织下的布拿到张掖和新疆去，换回来一麻袋粮食或米，然后熬成米汤给大家吃，所以人们说他们救了很多人。这件事我母亲不是很清楚，因为她来我们家时已经过了那个年代，所以她很少给我们讲，但村子里出嫁的那些老姑娘回来都要给我们讲。我还想起在我们大一些时，村子里每天都有好多要饭的人来，因为太多，所以很多人家就把门关起来，或者放开狗咬要饭的人，祖母总是对我们说，把门开着，让来吧，谁都有挨饿的时候，今天不给他一点，明天你挨饿的时候就没人给你。有的时候是中午正吃饭，来了要饭的，我们都吃完了，就剩祖母最后一碗饭。母亲给拿来一个馍馍，要饭的人把馍馍装进背上的大口袋，眼睛直直地盯着祖母手里的碗说，老奶奶，我想要口汤喝，好几天没吃上饭汤了。我们都不愿意，但祖母快快地吃几口，就把碗给了要饭的人吃。她说，人不是活一辈子。她不让我们贪别人的便宜，她说因果报应，毫厘不爽，总是要还的，这辈子还不上，就下辈子还。她还说过很多话，但那个时候我们全家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