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生传

一

我在沪西曹家渡的最后一个秋天。

万航渡后路87号103室，背靠苏州河的六层楼房的底楼。家里刚办好丧事，百病缠身的外公肝硬化没了。我是偷偷哭了几日，从此独享一张棕绷大床，不必再跟外公挤着床头床尾。靠墙一边是我的书架，其中一半是翻烂的连环画，剩下分为六种：第一是我妈妈读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中文系的教材；第二是从《收获》到《当代》蛮多文学期刊；第三是四大名著，当时看过四分之三，《红楼梦》读不到前三章，《水浒》已经看过十遍，我没做强盗真是运道好；第四是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跟《复活》都在积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过三遍，《悲惨世界》滑铁卢战役那一章读过二十遍；第五是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选集，一堆坚硬的红砖，我竟然读过一半；第六是《呐喊》《彷徨》还有《野草》，虽是八十年代版本，封面却有木刻画遗风——这三本书至今尚在我父母家里幸存着。

1991年，深秋的某日，恰是外公头七，我的初中语文老师不辞而别，听说是去深圳下海做生意了。我对她的印象，永久性停留在浓密茂盛的波浪卷发上。顶替她的却是一头衰败的地中海，周围一圈灰白的毛笔头，头顶心如同十六瓦电灯泡，黑框眼镜下荡了深厚的眼袋，矮胖身躯披了蓝大褂，略有点跛脚，几乎从朱自清的《背影》中走上讲台，捏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一个“鲁”。

代课老师的喉咙里滚出一串闷雷，泥沙俱下地灌进我们的耳朵，起先像在讲日本话，又像某种克里奥尔语。听到最后一个字，我才意识到他在讲普通话，平白无故加了两层密码，必须在耳朵里先解第一层码，翻译成上海话，再解第二层码，方才回到普通话：“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代课老师，我姓鲁，叫我鲁先生，就好。”

鲁先生，便是这篇传记的主人。至于先生的名讳？隔了三十年，我竟然记不太清爽，实在罪莫大焉。其实，鲁先生还有笔名，并且为数众多，散落在各种铅字印刷的纸上，至今却连一个都没发掘出来，恐非战之罪。但在我们第一次相见四十五分钟后，鲁先生便得了一个风光的新名字，同时他也记牢了我的名字。

午后头一堂课，秋阳晒了窗台，上半天上过一节体育课，中午食堂伙食蛮好，我的肚皮盛满油水，看到一只只瞌睡虫飞过。鲁先生又在黑板上写一个“迅”，跟在“鲁”的后面，再写四个字《藤野先生》，便让我们翻开这一篇课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尽管咬字不清，既没重音，也没起伏，断句都属罕见，像一根濒临死亡的心电图，一路拉平进了太平间。我打一个哈欠，偷瞄最后一排，已有两个同学扑在台板上困着。不过有句讲句，只要慢慢领会发音规律，眼乌珠盯紧课文，你还是可以听懂鲁先生讲话。他的喉咙里永远含了一口浓痰，吐也吐不出，吞也吞不进，肺泡里拉了风箱，像我外公最后一年的腔调。

鲁先生提高调门念课文：“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非但没让我们打起精神，中间一排同学不分男女，仿佛吸入克格勃的麻醉气体扑下困着了。我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最后一个，眼皮上挂了一台虎式坦克，额角头几度磕上台板，魂灵头已飘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等到藤野先生送给鲁迅一张相片，背后写上“惜别”，我也惜别了清醒世界，七荤八素去了日暮里驿站。换一句阿Q先生名言，便是“困觉”，无关乎吴妈，无关乎男女，单纯而原始的困觉。

下课铃声响起，我从东京神游回上海。眼皮子撑开来，只见鲁先生立在面前，弥散了我外公夜壶箱抽斗里的药罐头味道。鲁先生翻开我的作文本说，蔡骏，我记牢你的名字了。我爸爸欢喜越剧，夜夜放了《梁祝》《红楼梦》以及《沙漠王子》，我可以分清王文娟、戚雅仙还有徐玉兰的唱腔，听懂念白更不在话下——正是鲁先生的绍兴话。

二

经此一役，鲁先生和鲁迅先生联手成功催眠了我们全班同学，遂得一雅号“催眠大师”。

语文课本上讲鲁迅也是绍兴人，班上同学猜想鲁先生跟鲁迅先生有啥关系？我是嗤之以鼻，鲁迅明明是笔名，真名周树人。但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鲁迅虽然姓周，鲁迅的妈妈却姓鲁。《社戏》里的“迅哥儿”是他的小名。“鲁迅”就是舅家门的“鲁”加上“迅哥儿”。

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还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此地写到的外祖母，就是鲁迅先生的外婆。鲁先生的爷爷，跟鲁迅先生的外婆，本是堂兄弟姊妹——听起来七绕八弯的关系，就像我外公办丧事，家里收到各门远房亲眷的挽联落款。按照中国人的辈分算起来，鲁先生就是鲁迅先生的姑表外甥。

以上野史是我从初中历史课上听来的。历史老师是位五十多岁尚且待字闺中的阿姨。她拥有超乎常人的精神力，每堂课都讲得天花乱坠。课本上的历史只需讲二十分钟，剩下来就开了无轨电车。看到“催眠大师”鲁先生回来上课，历史老师便如司马迁被阉割后写《史记》，按照纪传体规则，用牙齿和舌头做了一篇《鲁先生列传》，只差最后太史公曰，颇为遗憾。

过了小雪，鲁先生布置写作文，标题《记我的老师》。我用了半个钟头写好作文，头一句“我的老师是一位催眠大师”。刚写好我便后悔，但我是用圆珠笔写的，除非从作文本上撕掉这几页。我困在床上想了想，还是决定原样交上去。因为根据《鲁先生列传》，早在朱建华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之前，鲁先生就以“催眠大师”而闻名沪上语文学科界了，若是哪位学生没有当场困着，必定藏了天大的心事，足以震动到校长大人出面关心。听到学生子叫他“催眠大师”，鲁先生从不动气，反而甘之如饴，仿佛得了一块奖牌，犹如时年流行的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等等世外高人。如今鲁先生刚办好退休手续，要不是校长请他回来做救火队员，便困在家里颐养天年了。

隔日交了作文，鲁先生就从几十篇中独独选出我这一篇《记我的老师》。鲁先生立上讲台，先吃一口浓茶，清了清喉咙，黄泥螺味道的绍兴口音念出头一句，同学们便一片嗤笑，又是窃窃私语，最后寂静无声，所有人一脸肃穆看我，蛮像追悼会上前来告别的宾客们。坐在第三排的我，面孔通红，额角头冒冷汗，耳朵里只听到鲁先生用绍兴普通话念我的作文：“其实，我上一回在课堂上睡着，还是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一篇课文里。”我并没瞎讲，刚到百草园还是扎劲的，但是坐进三味书屋，我便打起了磕冲，跑到隔壁苏州做梦去了。当时讲台上还是大波浪卷的女老师，故而这一趟困觉事件与鲁先生无关，而跟鲁迅先生有关。鲁先生的催眠大法施到最末一句：“当我在语文课堂上睡着的时候，鲁先生从不叫醒我，更不用教鞭打我，也没有把家长叫到学校来。我很感激他。”

鲁先生放下作文本，浑浊的双眼盯了我，像一匹衰老的狼。我的同学们呢，都是一匹匹饥肠辘辘的小狼，或是从闰土的钢叉下逃生的“猹”，伸长了头颈要看我即将遭受的惩罚，轻则立壁角，重则打手心。我是低了头准备好“咔嚓”一声，却听到鲁先生说，蔡骏同学，文章写得蛮好，蛮好。

我的作文被鲁先生打了一个“优”，但我们校门口镶了一块铜牌子——上海市篮球特色中学，操场上永远有几个长脚在抢篮板。我亲眼见到过校园里进来一个巨人，像一座移动的上海电视塔，曾经是跟穆铁柱搭档的国家队主力中锋，退役回来探望母校，校长抱了鲜花迎接，赛过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与小人国。如果我不能连续投中三分球，或者身高蹿不到一米九，不能变成体育特长生加上二十分，就不会有人关心我的作文，就像没人关心“催眠大师”的课堂。

三

但我关心起了鲁先生。

平常我欢喜走路上下学，要是懒得走路，就乘十三路电车。那一日，我尚记得天气蛮冷的，我披一件灯芯绒外套，里头是我妈妈织的绒线衫。晚高峰，我挤在两节车厢当中的铁转盘上，一回头看到鲁先生在车厢最后。五年前，鲁先生骨折过一回，从此走路有点跛脚，所以每趟都乘公交车。鲁先生吃力地抬起右手，放到残败的头发边上摇了摇，原来他在向我打招呼。区区一站路，十三路电车到了曹家渡终点站。马路对面三角形街心岛，便是曹家渡的心脏——密密匝匝的二层楼屋檐下，挤满各色各样店家，包括我老早学过画的画像店。最气派的门面有三家：一是银行，二是邮局，三是新华书店。鲁先生就住在新华书店楼上。

绕到三角形街心岛的第二条边，钻进幽深的小弄堂。此地是曹家渡心脏内的心脏，只要往此扎一根针，曹家渡便顷刻间翘辫子了。低头穿过一道窄门，陡峭的楼梯只够一人通过，我跟在鲁先生背后，听到他每攀上一格楼梯，喉咙里会像唱堂会夯起来。

推开一扇油腻的木门，香烟味道呛得我眼泪水落下来，夹了油墨跟纸张腐烂味道，再呛几粒压箱底的樟脑丸，赛过一镬子熬了三日三夜的中药。台子上的玻璃烟灰缸，揿满隔夜的香烟屁股，鲁先生速速开窗通风收作，隔手又点一支大前门。烟头明灭之间，嘴巴跟鼻头孔像三根烟囱，喷射蓝颜色烟雾飘向曹家渡的黄昏。鲁先生说，我不在学校里吃香烟，怕学生子看了学坏，只好在家里拼命地烧，有一趟戒烟半个月，人就横进了医院。我低头看了地板缝隙，漏出一道道白光，依稀可辨新华书店的柜台。鲁先生的房子尺寸相当迷你，自然不会有卫生间跟灶披间。但我也没寻着马桶夜壶之类东西。墙上糊满了过期画报，不是戴了红领巾的小姑娘，就是卡斯特罗同志跟西哈努克亲王。我没看到电视机，无线电都没觅见。除掉半夜来访的野猫跟老鼠，鲁先生唯一的伴侣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书。一张窄窄的木板床上也是书，枕头边叠了几十本苏联小说。蛮多硬皮的精装本垫在床板下，仔细看已经代替了床脚，要是抽出来几本，床板就接近地板几寸。

鲁先生搬开一本《楚辞》一本《汉书》，空出一只木凳子给我。他又撬开乐口福罐头，抄了小调羹撒进玻璃杯，热水瓶里倒出一杯温吞水。我的嘴唇皮抿一口就放下了，比起我外公冲的味道差了蛮远。空气沉默片刻。我坐得像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鲁先生说，蔡骏同学，你好像没朋友，也不大跟人讲话，按照绍兴人讲法，便是一个“独头”，也是一个不响的人。我果然不响了。严格来讲，我还是有一个朋友的，但是个留级生，功课一塌糊涂，老师不会欢喜他，班级里同学也不跟他玩耍。但我跟他都欢喜二次世界大战，每日午休，两个“独头”在操场沙坑上推演诺曼底登陆，或者斯大林格勒战役。鲁先生说，但你在心里头响，在作文里响，好像闷在搪瓷杯里的炮仗，有朝一日放出来，便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乐口福不声不响地变凉。鲁先生的烟头不声不响地燃尽。我也不声不响地盯着墙边一排书架，整整齐齐竖了两排《鲁迅全集》，既像砖头，也像墓碑。我说，鲁先生，你当真是鲁迅先生的远房亲眷？鲁先生说，真不好意思，你们都晓得了。鲁先生从《鲁迅全集》里抽出一本，戴上老花眼镜，翻到《社戏》，念出当中一段：“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但在我是乐土……”

鲁先生靠了窗框，又烧一支烟说，六十年前，我就是在绍兴鲁镇的平桥村出世的，当时离海不远，也是极偏僻的，每年农历七月十八，八月十八，看得到浙江潮。我说，鲁先生，你也看过鲁迅看过的社戏？鲁先生说，鲁迅先生看社戏还是拖了辫子的清朝人，等到我看社戏已是打日本鬼子阶段，就是你现在的年纪，我还没忘记目连戏里的女吊。我说，目连戏是啥？鲁先生说，目连救母晓得吧？鲁先生随手插进书堆里，眼乌珠都不用看，翻出一本《佛教故事集》，拍去灰尘说，回去慢慢看。我接着问，女吊又是啥？鲁先生说，社戏是演给活人看的，也是演给死人看的，待到太阳落尽，吃好夜饭，乐师吹起喇叭，女吊就来了，大红衣裳，长头发披下来，先在台上走一个字。鲁先生的手指头沾了几滴水，木头台子上写一个“心”，却像四个不同的“茴”。鲁先生说，女吊唱起戏文，讲自己吃了各种苦，三尺白绫，化作女吊，还想“讨替代”。我不懂，啥意思？鲁先生说，就是寻一个替死鬼，想不到台上跳出一个男吊，要抢走替死鬼名额，真是作孽，还好王灵官来了，手执钢鞭打死男吊，让他做了“鬼里鬼”。我说，女吊蛮可怜的，但是寻个替死鬼，不免自私了。鲁先生说，鬼是人变来的，人就是自私的动物。我说，读书这般辛苦，我也想给自己讨个替代。鲁先生说，我等了六十年都没等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