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父的绿皮火车

一九九五年我九岁，除了能给家里人洗衣做饭，我还会写信了，当时我的使命就是替父亲给伯父写信。在这之前给伯父写信的任务是二哥的，但二哥上初中了，他一个月回来一次，父亲没有耐心等他，也怕耽误他学习，这写信的任务水到渠成地落在我头上。伯父一看信的内容就知道信不是二哥写的，二哥写得简洁，简洁得一眼就能看到结尾，和我写得大不一样，我的心思多，想象力丰富，我会根据父亲的意思添油加醋，跟写散文一样，我会用排比、拟人和比喻，字里行间就有舞文弄墨的味道。伯父说这是三妹写的吧，这孩子文笔好，好好培养她，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作家。伯父这么一夸，我得意了好几天，每每接下给伯父写信的任务，我都要绞尽脑汁把一件简单枯燥的事写得文采飞扬。

信是按照父亲的意思写的，父亲和伯父两个男人之间会聊些什么呢？父亲有时说得直接明了，有时也会含糊其词，我也学会猜测父亲要说的，并把它们详尽于纸上。父亲要说的不外乎是告诉伯父家里的近况，也问伯父工作怎么样了，在海边的生活怎么样，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伯父回信上详尽地告诉父亲他在火车上的见闻，海边的风光，以及他一家人在城里的生活。反正是那些鸡零狗碎的事，重重复复说上几遍父亲也不觉得厌烦，因为父亲和我一样，对伯父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遐想和向往，或者说得准确点，是有点嫉妒，他是乡下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伯父则是一个风风光光的城里人，他们一比较，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父亲对伯父是毕恭毕敬的，用母亲的话说，伯父在父亲心里如同神一般，被他供养着。母亲说得夸张了，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父亲是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伯父的关照。

下笔前，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称呼伯父要用敬语，用您称呼对方，用语要有礼貌，该有的礼仪不能少，这样体现了我们对伯父的敬爱和尊重。可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由着我的性子写，整天毕恭毕敬的有啥意思，而我偏要写一些让伯父刮目相看的句子，就像伯父在信里说的，看到我写的句子，本来在火车里打瞌睡的他，顿时就精神起来。父亲看出我的心思，生怕我说一些无礼的话，写完了又要我对着读一遍，他觉得没问题后才装信封，要是有问题他又让我重写，仿佛伯父是一个不能得罪的领导。

我想在火车上工作的伯父一定很寂寞，所以他才会在火车上给我们写信，而且信写得很长，把旅途的细枝末节都一一告诉我们，如果他不是列车员，我一定觉得他是旅途记录者。他经常在文末这么说：火车快到站了，就这样吧，下次再聊。我似乎听到结尾还回荡着火车进站时的鸣笛声。

信寄出去后，父亲就开始焦急地等伯父的来信，他期待邮递员从屋外经过时高喊父亲的名字，就像干旱已久的大地期待天空下雨。父亲打开信，先是闻闻信纸，像闻钱的味道一样陶醉。父亲对我说你闻到了吗？那是火车的味道，他甚至能听见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父亲坐过火车，他知道火车的味道和火车的呼啸声。闻过后父亲把信递给我，让我也闻闻，我只闻到一股淡淡的墨水味，闻过后让我读。伯父很照顾我，信里几乎没出现生僻字。我喜欢伯父的字，他是用钢笔写的草书，字很飘逸洒脱，那字轻盈得仿佛是浮在纸面上的。只是有时他写得急写得快，草书有些潦草，我读得不太顺畅。读完后我就拿他的信当习纸，用铅笔轻轻地模仿他的字，慢慢地我的字也有了他的痕迹。

父亲和伯父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伯父五岁时他父亲意外去世。他的母亲就是我的奶奶，带着五岁的伯父改嫁给我爷爷，由于爷爷和伯父没有血缘关系，爷爷比较排斥伯父，伯父十五岁后就离家出走了，他先是在一个部队当兵，退伍后被安排到火车上工作。在八九十年代封闭贫困的农村，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年伯父当兵也是轰动全村的，全村的人敲锣打鼓欢送他，逢年过节村主任都给我们送来军属礼品，我们跟着沾光。当时就连我们客厅的墙上都挂着伯父当兵时拍的照片，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照片放在一起，照片上的伯父穿一身绿色的有军人标志的制服和一顶闪亮的军帽，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男人看见了肃然起敬，女人看到了都夸他是村里最英俊的。照片里的帽子父亲也有一顶，是伯父送给父亲的，父亲偶尔戴在头上，学着军人发号施令的呼叫声，和我们玩游戏似的。

我沉浸在伯父的信里，我读着伯父的信，也想着外面的世界，其实我是沉浸在他描述的世界里。伯父有几次在信里说回来带我们坐火车，带我们去城里玩，但我们一天天等下去，伯父依然没有回来。伯父在信上说过他的工作太忙了，每天跟着火车来回跑，家里孩子还小，她需要他，他根本腾不出时间回来。他说的孩子叫朵朵，伯父跟我们说过朵朵的调皮和可爱，以及朵朵对他的依赖，他下班回来心思都在她身上，喂她吃饭带她出去玩，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她的宠爱。

伯父说的那些事就像是云朵上的事，那一列载着伯父的火车仿佛是通向云间，多么遥远，又多么让人向往。我们央求父亲带我们去坐火车，就算看看火车也行。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那次父亲带我们走了几十公里的路，翻过了三座大山，到达时我们的鞋都磨破了。我站在山顶，终于等来了轰隆隆的声音，我无法形容看到那列长长的绿皮火车冒着浓烟在山间呼啸而过时的激动，那浓烟像云朵一样白，飘散在空中，就和云朵一样了。而火车像一个傲慢的人，毫不理会我们这些乡下人，如一阵狂风般，很快就消失了，它开往的是一座繁华的都市。

那火车呼啸过来时，父亲骄傲地指着那列火车说：看，你们的伯父就在那趟车上。

那时伯父在我们心里的形象是高大的。和外人说起伯父，我们都带有炫耀的口吻跟他们说伯父是开火车的，其实这是高大上的说法，伯父只是火车上的一个普通列车员，他的工作是组织旅客上下车、核对铺位、巡逻车厢、通报到站等。

那时的火车是绿皮火车，一路走一路冒着浓浓的烟雾，伯父告诉我那是因为火车是烧煤的，那烟雾是因为烧煤引起的，他目睹过煤被一铲铲地送到锅炉里烧。伯父工作的这辆绿皮火车每天在玉城和深圳之间来回穿梭，一头是贫困落后的玉城，一头是繁华的都市深圳。从伯父的回信中我了解到他的工作非常繁忙，休假少，但父亲总让我在信中表露出他无比期待伯父能回来的意思。伯父虽然没能回来，但他托人带回过一些礼物，是一些不同地方的特产，比如贵州的茅台酒、云南的普洱茶、宁夏的枸杞子、东北的人参，这些东西都是父亲最爱的，父亲在回信上说，这些东西太贵重了，让他下次不要破费了。父亲虽然让我在信上这么说，但他转身就对母亲说，大哥有钱，买点特产不算什么，我们不要觉得受不起。母亲也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有一回伯父给我们每个人都带回了一件礼物，父亲的是一套西装，哥哥的是一只背包，母亲、姐姐和我的是裙子。母亲穿上后年轻了十年，而姐姐呢，当她穿上那条白裙子，优雅地走起来时她多像城里的姑娘，如同丑小鸭变成了天鹅，我们才知道城里人穿衣和我们有那么大差别。而伯父买给我的那条裙子，我一直没敢穿，因为它太过鲜艳和潮流，它一直藏在衣柜里。

关于伯父的私事，有的我是在信上了解的，有的是听父母说的。伯父长得英俊帅气，有点像英国人，很多姑娘对他一见倾心，这是父亲的话。母亲却不屑地反驳父亲说，他哪里像英国人，你见过英国人？我觉得他像港片里的周润发。她这么一说我们笑得前俯后仰。母亲经常看珠江频道的节目，她知道港片里的一些演员。伯父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是伯父工作后在玉城认识了一位本地姑娘，他们迅速陷入热恋并结婚。母亲说以伯父帅气的外表和军人的英气，他要追一个城里姑娘就像摘路边的一朵野花那样简单。那姑娘还是独生女，在玉城有一栋楼房，伯父和她结婚后就妥妥地变成了城里人，这相当于伯父直接做了金龟婿，婚后他们生养了一个男孩。这是村里多少人羡慕的人生。

后来我听母亲说伯父离婚了，那大概是他们婚后三年的事，那时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兄，也不过三岁，归前伯母抚养。当时母亲多少都替伯父感到惋惜，明明是过上了城里人的优渥的生活，却又抓不住。离婚的原因好像是前伯母比较势利，看不起在火车上工作的伯父，两人吵架时她就诋毁嘲笑伯父是一个铁路工人，说到底她觉得伯父不是一个出息的人。

另一个离婚的原因是伯父有外遇了。伯父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深圳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现在的伯母。伯父和前伯母离婚后就跟伯母结婚了，婚后生养了一个女儿。关于他们认识的过程，我是听父亲说的，那次伯母坐火车来玉城旅游，那趟火车突然中途脱轨，发生了侧翻，伯母就被困在里面，伯父在她面前施展了英雄救美一幕，成功地救了伯母一命。那时伯母大概二十七八，恰逢婚恋年龄，春心荡漾，她对伯父感激涕零之余，看上了英勇仗义又英俊潇洒的伯父，那时候算得上一见钟情。

伯母大胆地向伯父表白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也不考虑伯父的身世，也不顾伯父已有家庭，她不顾一切地爱伯父，因为他用命救她，她也用命爱他。

为了追求伯父，伯母天天乘坐那趟火车，制造和伯父偶遇的机会，伯母的爱是汹涌的，也如春风雨露般滋润，不到一个月伯父被她的爱感化了。那时候伯父和前伯母正闹得水深火热，他决定和前伯母摊牌，和她离婚，离婚后伯父随伯母去深圳开始了新的生活。伯母在深圳城区有一栋楼，还有几处房屋出租，那时候叫包租婆，他们完全不担心居住和生计的问题。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伯父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深圳人，那一列火车似乎是专门为他而跑的，火车的终点站就是伯父的新家。

伯父的新家是在海边，他在信里向我们介绍了新家和新生活，从他家到海边只需步行十分钟，他休假时会带家人到海边玩，太阳下山时他会去那里洗澡。关于海边，我想到了南海，我在《春天的故事》里听说过，它处在一片繁华之地，如果把深圳比作一个女人，南海就是充满诱惑的私处。那里遍地都是高楼大厦，我们觉得伯父就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之地。我们常常在夜晚一边看珠江频道的节目，一边讨论和想象伯父在海边的生活，以及从未谋面的伯母和朵朵。贫困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力只是茫茫大海的一叶小舟，始终抵达不了他们生活的边缘。父亲在言语间透露了他对伯父的嫉妒：同是兄弟，他怎么就混得比我好。

母亲则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她希望有一天伯父能把她三个孩子中的一两个带到深圳去发展，就算把三个孩子中的一个过继给他，她也非常愿意。她幻想我们有朝一日也能像伯父那样混得风生水起，这样他们也可以跟着沾光得福。我希望我是幸运的那一个，我常常在深夜忍不住提笔给伯父写信，希望他能说说外面的世界，我多么讨厌自己生活的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我多么希望伯父能带我离开这个地方。

结婚后伯父依然是绿皮火车上的一名列车员，在玉城和深圳之间来回穿梭。我们觉得伯母家条件优渥，伯父完全可以不用长年累月在火车上奔波，但伯父在信里表明了他的立场，他不愿靠女人活着。

我们觉得伯父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

伯父和前伯母闹离婚那段日子，我爷爷奶奶就相继去世了。奶奶去世时伯父回来过，我记得那时的伯父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赶回来，身上还穿着标记有铁路字样的制服和帽子，那时的他身体消瘦，脸上暗淡无光，像一个潦倒不得志的人。

对于母亲，他心里是悔恨的，他没有对她尽到应有的孝道。和前伯母结婚后他也没有接她到城里住上一天。

那时我们家里穷，三个孩子读书，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只靠父亲做泥水工赚钱养家。家里为了建新房子已经负债累累，走投无路的父亲在信里说明了家里的情况，企求伯父能借一些钱给我们。伯父很慷慨地给父亲寄了一笔钱，那笔钱是伯父工作半年的工资，那笔钱对伯父不算什么，但却把我们一家人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来伯父又陆续寄一些钱回来资助我们读书，我们对他充满了感激。

为了表达我们对伯父的感激，父亲决定从新建的房子里挑一间大房送给伯父，他随时可以回来居住。

由于常年给伯父写信的缘故，我的作文越写越好，参加市里征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伯父得知后特地给我买了一支红色的钢笔，那是我第一次获得他的奖励。那支笔厚重、结实，从那以后我用那支笔给伯父写信，因为那支笔，我爱上了写字，我的字越写越漂亮了，我的文采也越来越好。伯父在信里对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知识改变命运。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努力读书，将来考个大学，并表示不要担心学费的问题，他可以资助我们。

伯父的话就像照进我家门缝的一缕光，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一九九七年，就是香港回归那年的暑假，伯父带着伯母以及朵朵回来探望我们了，他们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祭拜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我终于见到了朵朵，她说话的声音娇滴滴的，仿佛她呼出的气息都带着香气。伯母打扮得像电视里的港姐，一头黑色的卷发，一身摇曳生姿的旗袍，高跟鞋咚咚地敲打在贫困的土地上，她走得很小心，生怕踩着一坨鸡屎。我们在伯母身上闻到了另一种香味，父亲说那是城里人的味道，乡下人的味道是臭的，城里人的味道是香的。母亲却不服气地说，什么城里人的味道，那是香水的味道，浓得熏鼻儿。朵朵的名字听起来就像个公主，而我姐姐叫冯大妹，我叫冯三妹，多俗气，别人一听就知道是乡下人。朵朵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难听，听起来像阿猫阿狗似的，为啥叔叔和婶婶不肯给你们起个好听的名字？朵朵不知道他们读书少，字都认不得几个，连信都不会写。这些我没敢跟朵朵说，我怕朵朵笑话我们。朵朵那时九岁，长得水灵灵的，人打扮得像个公主，连邻居的小朋友都来围观她、赞美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谁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孩子。在她面前我和哥哥姐姐就像三个小矮人、丑小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