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潜入夜

一

作为本地农民作家最后的代表，张庆和老师，是何退休那年，得知八十六岁的他，逝世的消息后，同市文联副主席县作协主席一行人，驱车从黄州赶到三角山下绿阳乡，那个叫作冷水井的小山村，将他送上山的。

那是张老师漂泊半生，梦牵魂绕，落叶归根的地方。那葬礼与普通山民没有什么区别，是解放后一代农民作家最后的葬礼。何去参加那葬礼，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去的人都是张老师的后辈。古往今来，文以载道，文以人传。如果没有文，何以载道？如果道上没人，何以传人？

何有幸转成国家编制调到市里后，成了地级市作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盘点本地作家时，始终没有忘记张老师，把张老师铭记在心。何知道作为农民作家的后辈，不能数典忘祖。两岸青山无疑路，一溪风月有小桥。这是何在送给张老师花圈上的挽联。意思很明白，如果他们是桥的话，后辈们都是从那桥上走过来的。如果他们是路的话，后辈们都是从那路上走过来的。

那时候四位农民作家中的三位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张老师了。张老师仍然活着，是因为张老师在四位农民作家中，年纪虽然不是最小的，但他却是最豪放的。然而岁月无情，当年最豪放的，也随岁月终将老去，就像山冲后，他家老屋边的那棵老枫树，到了冬季，在寒风中飘尽了黄叶，褪去了身上所有的色彩，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混同于普通的山树了。不是圈子内的人，没人知道张老师是什么人。但何知道张老师是什么人，而且只要有机会就要告诉圈子内的后辈们，不要小看了那个老人，那个老人曾经是文学创作界，引领时代风云的人物。因为何的血液里，流淌着张老师的文学“基因”，希望张老师的文学“基因”，在圈子里后辈们的血液里继续流淌。

与其他三位文学前辈相比，在何的写作生涯中，对于张老师的记忆，是关于“豪放”的。想当年张老师年轻时，翻身农民得解放，响应党的号召，拿起笔来歌颂新生活，那是何等的豪迈。那时到了秋天，他在家乡三角山绿阳山里砍柴，逢集日走十几里山路，挑到洗马镇上去卖，卖完柴将所写的诗歌稿子卷着，用草绳子系着，放在冲担尖儿上，像一面飘扬的号旗，送到当时的洗马文化分馆，请县文化馆下乡来的辅导老师们看，那是何等的自信。人家卖柴，他除了卖柴，还卖诗哩。

那时洗马文化分馆设在一家祠堂里，一进三重，有天井漏着天光。天井边明亮处，设着桌椅，那是县文化馆辅导老师们现场接待业余作者的地方。那时候文学风气多么接地气，那现场看稿，辅导业余作者的场景，想起来就让人温暖。他见到县文化馆下乡辅导老师时，并不叫老师，从冲担尖上解下那些诗稿，说：“同志，你看看。这是我写的，都是新鲜的。看你们要不要，值不值两盒烟钱？”那时候文化馆下乡的辅导老师们，都比他年轻。他不叫老师，而叫同志，这就与众不同。他写的那些诗都是口语化的，鲜活押韵，符合那时候的形势，表达山里新一代农民喜悦的心声。县文化馆下乡来辅导的老师们，喜欢他写的顺口溜，现场看了之后，就与他商量，将有些句子略作修改后，就决定拿回去在文化馆编的演唱材料上发表。那时候经过现场修改定发的稿子，就有稿费，不多，三两角钱。也不用寄，现场登记在册子上，让作者签字盖章后，就可以领现钱。这就是那时激励农民作者们创作热情的最好方法。那时候三两角钱，就能买两盒好点的纸烟。他是吸烟的，就有成就感。他不心疼钱，拿着现钱，到街上将烟买回后，把那烟拆开，丢在桌子上，让围观的人，见者有份。文化馆下乡来辅导的老师们都不抽烟。他就将烟拿到门外的街上，见人就发。不管熟人生人，见人两支，发完算事。接烟的人问：“你有什么喜事？”他说：“这是我写诗得的稿费。请客。”接烟的人就笑：“你看发完了哩。”他笑着说：“没事。我回去再写。”所以那时候镇上的烟民们，到了集市的日子，就喜欢到文化分馆去围观，分享他发烟的喜悦。他的事迹就通过烟民们，在洗马镇上传开了。烟民们说：“绿阳冷水井出了个会写诗的人，写的诗得的稿费，可以买两盒好烟。”此事传到他的家乡冷水井，乡亲们问他：“听说你写诗可以卖钱买烟？有这事吗？”那是回来吃中饭的时候，他扛着冲担，站在太阳地里，人长影子也长，一眼的青山绿水，哈哈大笑，说：“你不相信吗？还剩两支，你拿去抽。”是不是剩的，不好说。他口袋里常年装着烟哩。这是传说。但这传说传神，传出他那时候的精神境界，“豪放”可见一斑。烟算什么呢？写诗不是同样可以卖钱买烟吗？柴不是一年四季能砍，但诗一年四季可以写呀！

后来他就被县文化部门看中，选到了文化分馆，也不是干部，叫作文化辅导员。做什么呢？写诗，也写小戏。写的诗先抄在墙报上，然后被县文化馆辅导干部们润色修改后，推荐给省里下乡来辅导的老师看。那时候省里的辅导老师们经常下乡来办点。来的不是一般人，都是大家、专家。省里的辅导老师们看中了他写的诗，就带回去，推荐到省里的报刊上发表。他渐渐有了名声。他写的小戏开始是为乡剧团服务的。写出后就先在乡剧团里排，排出来后，就在乡里巡回演出，然后作为优秀剧目参加县里一年一度的会演。那时候他作为文化辅导员，算得上全才。他会拉胡琴，那是受乡间算命瞎子的影响，无师自通的。先拉的是工尺谱。后来他也拉简谱。那就是他钻研好学得来的。他会写小戏，以一个人物或事件编故事，起承转合，晓得设计冲突，然后达到高潮。小戏写多了，他就自写自导。导的戏上台后，说的时候说，唱的时候唱，晓得突出重点人物，很像那么回事。他的毛笔字也写得不差。演出之前，不是要出海报吗？那海报上的字，就是他的手笔。可以说在四位农民作家中，他算得上多面手。他是个聪明人。生活中有了点子，能写诗的，他就写诗。能写戏的，他就写戏。写诗得诗，写戏得戏。只是不写小说。他是个激情四溢的人，会抒情文字，比方说诗歌，比方说唱词，他张口就来，拿笔就写。对于叙事文字，他就要差些。不是不能写，而是不耐那个细烦。他不像写诗的王英老师那样需要苦吟，也不像写小说的徐银斋老师那样需要严谨，他只需要快感哩。这一点与魏子良老师有些相像。

在何的印象里，张是很会将生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人。你就没有看到他在生活中有什么苦恼。他一天到晚总是笑哈哈的，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他。他大声说话，大手大脚做事，豪爽得像没有乌云的天空。那时候业余创作界的人，称他为“张太白”。

那时候何就深受他“豪放”的感染。比方说何第一次到他家做客。那时候何选到了家乡文化站工作，是县文化馆的副馆长南海带何去的。同行的还有本县业余创作界一帮人。那是春节过后，他坐落在绿阳山冲冷水井的家，门前山岗上绿树掩映，顺山路走上去，一路是松树的清香。他家大门贴的春联，就是他自己作的，自己写的。一边是：青松带露任人栽；一边是：绿竹随风由我排。横批四个字：紫气东来。他家的大门正对着东方。他领后辈们先进他的书房，先看他的书法。大幅的，也不是宣纸，宣纸太贵了，他用的是写春联的普通红纸，并不裁开，一书就是一张。书的是伟人诗词：才炊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粗犷、大气。虽然没有认真临帖，但也气韵生动，是他自己的体。看完书法，于是就领后辈们到他家的后院喝茶。他家就有后院，松竹相围，劈竹为篾，略加编辑就成。院子里也有茶花红，李花白。也有石凳石桌，可以坐下来喝茶。茶是他自家的产品，园里摘的，锅里炒的，用井里的水烧开泡的，经泡得很，喝得出山里的味道来。他的哑巴儿子，人长树大了，虽然眼睛会说话，却找不到媳妇，忙进忙出，鞍前马后，晓得给客人提壶续水。他那时候在外比较忙，偶尔回到家中，那哑儿与他格外亲，就像他的书童。那时候他的前妻已经因病去世了，女儿出嫁了，留在老家守屋的，只有他的这个哑儿哩。并不见他有戚色。于是就喝酒，得知客人要来的，酒菜早办好了，烧柴灶大火炒就行。哑儿将酒菜掇到后院的石桌上，他打开自己酿的米酒，带着后辈们喝。让后辈们喝得气畅了。他进书房拿出挂在壁上的胡琴调弦拉曲子。拉什么呢？拉《北京喜讯到边寨》。有风声，有鸟叫，有欢乐的流水声。竹园里都是他的节奏、他的欢乐。

他的“豪放”山水相连，与生俱来。没有这样的“豪放”，他能写出“蕲阳有个涂家冲，共青水库修当中。龙女探亲回东海，错把水库当龙宫”吗？他能写出“山石多，占地多，快快给我滚下坡！不，滚也要听我发落，我要把你连成链，我要把你打成锁，锁住山，锁住河，锁住肥土不下坡”吗？他能两次进京开会，受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同毛主席两次握手吗？写得出：“只听掌声如鞭炮，只见满园闪红光，只看人人都在望，头上升起红太阳”吗？他能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吗？他是四位农民作家中，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时候偌大的黄冈地区加入中国作协的只有那么几个，其他三位农民作家，虽说也有名，但只是省作协会员哩。

当然还有他写的小戏《三考鲜梅》和《灯》，都演出得奖了，剧本都发表了。那可是当时全国叫得响的作品呀！多少评论家评过，轰动一时，传为佳话。如果不是让他当农民作家的典型，能够转户口，能够转成国家干部的话，那他的晚年肯定是幸福美满的。他当个国家干部有什么问题？会很出色的。他对于农村工作熟练于心，要口才有口才，要能力有能力，得心应手，退休之前，搞个副县级，那是没有问题的。他的文学后辈，许多开始从事业余创作的人，入门后，改行从政了。他们都志在必得，顺风顺水。可惜的是他与其他三位文学前辈，被典型了、固化了，成为时代的化石。但他随遇而安，没听他埋怨，活到晚年世俗的日子里，如鱼在水，快乐逍遥，自由自在。

二

何是那年春节过后，与文学后辈们到望江山下小桥边的那个山村，参加张老师“入赘”酒的。那时候张老师还没有完全退隐文坛。何调到县文化馆当副馆长。县里举办的文学活动，有时何也请张老师来参加，也安排时间请他为文学后辈们传授写作经验。

那时候张老师在会上，就不知道说什么好。说着说着就旧话重提，说他当年参加全国的文学盛会，毛主席同他两次握手的事。背他那时候写的诗《头上升起红太阳》。对于这些，文学后辈们耳熟能详，他一开口，会场的文学后辈们就一起背将起来，朗朗上口：“只听掌声如鞭炮，只见满园闪红光，只看人人都在望，头上升起红太阳。”背完了，于是笑成一团。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哈哈一笑，说：“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前风吹过有后风。老张是来听课的，当个学生也光荣。”说这些话他是行家。大家一起鼓掌，让他坐下来歇气。文学后辈们大多是吸烟的，有孝心，纷纷将各人带的烟散过来，让坐在张老师身旁的那个喜闹的学生，用指头整齐地摆在张老师的桌面上，不断地给他点火，让他一支接一支，有抽的。

张老师带着本子哩。后辈们发言时，他就将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作记录，记着记着记不赢，就打断发言的后辈，问：“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发言的文学后辈，都是抢口快的角，被他打断后，就接不起词儿来，望着他发愣。主持会议的何就说：“张老师，您不记算了。”他笑着说：“我一生开会不爱记笔记。当年发的笔记本，我一个都没写完哩。”他哪是开会做笔记的人？他是他说别人记的角，辜负了那些本子。

那时候他一点不关心他的待遇。他不像王英老师那样，一有困难就拄着拐棍，晓得层层找领导纠缠。他那时候待遇全是沾了王英老师的光。王英老师与他不同。王英老师有困难找县里的有关领导反映时，敢于写书面材料和报告送上去。县里的有关领导接到书面材料和报告后，就在上面签字，要县财政局解决他的困难，那么张老师的困难，也能一并得以解决。领导知道他俩是同一个命运的人，哪能厚此薄彼呢？于是王英老师有几多补助，张老师也有几多。王英老师就骂张老师：“哪个老壳子，就晓得吃搭食儿。”骂传到张老师的耳朵里，张老师也不计较。他知道没法与王英老师比。王英老师无儿无女，孤人一个。他有儿有女，有什么脸面去找领导？有，就搭着沾个光。没有就算了，自食其力吧。

张老师到绿阳桥河东李班主家“入赘”时，也是有“待遇”的人。那时候他与王英老师一样，一个月有几百元财政给的生活补助。加到一千多元，那是若干年后随着物价涨起来的。那时候张老师基本生活有了着落，老伴死了多年，他就想再找一个。这也不是难事，他是有名的人，年纪大的人提起来，都知道他。那时候张老师并不很老，六十多岁，身体健康，又是一表人才，他就物色到了一个爱人。这个爱人比他小十多岁，是早年他领导的乡剧团的演员，叫李鲜梅。张老师与她早年就熟。她就是张老师当年所写的小戏《三考鲜梅》中的原型。张老师就是依据她写的戏，戏中主角的名字，就是她的。可见张老师那时候就喜欢她。那时候张老师手把手教她演戏，把她当干妹子。她称他为老师，敬佩有加。张老师叫她鲜梅，她声叫声应。后来乡剧团解散了，她嫁了人，生儿育女去了。于是二人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日子里只要碰面了，那亲热劲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