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棉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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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W爱穿袍子，直襟直统，衣长过膝。她经常穿的一件是黑底红花，交领，右衽，扣子是一字盘扣。袍子的黑底并非深黑，而是厂家着意做旧，仿佛是穿过多次，经过反复洗涤后的颜色，黑中带黄，这就显得特别有历史感。袍子也的确被W穿过多次，W说买下来至今已经有些年份了。听W这么介绍，再看这件袍子，就感觉到了时间的力道。

W略比我年长，是已经过天命之年的人了。很早时候，我在乡下教书，爱写作，她是省城某文学刊物编辑，自然，她就是我的老师了。后来我调入省城，与她成了同事，依然是我敬重的老师。与我爱瞎折腾不同，W是个安静而有定力的人，说得文气一点，是一个心中有道的人。她独来独往，少交际，无意惹尘埃，所谓办公室政治、市井恩怨，于她是无关的。单位领导换几任了，但对她有了解的真是少。她却对阅读与写作始终如一，爱用一双冷眼暗察人世。她的文字，写草木，写虫鱼，写街头所见、巷弄悲欢，常于无声处听惊雷，于灰烬中见珍宝，于寒凉中藏温热，在凡常间现深情与大义。她还真写过一篇《珍宝的灰烬》的文章，写她经常路遇的一个有着傻儿子的白发母亲。她如此写这位母亲在寺庙里的神色：“她的背影肃穆得就像是只有她一个人，她是一个人站立在空阔的原野上，站在离上苍那些能够洞察人世苦难并可解救他们的菩萨最近的地方。”“生活的火焰并不能够总是燃烧得旺盛与鲜艳。尤其对于小人物而言，更多的时候，它是灰烬的代价和化身。然而，当你于灰烬里埋头寻找，尘灰扑面呛人的刹那，你能发现的，总有一块心一样形状的钻石或珍宝，让你怦然心动。”

她这样的人，与袍子结缘，是早晚的事——这件源自久远、相比其他服饰十分严实并有凛然力道的袍子于她就是一堵墙，或者是一座让她获得安全感的微型庙宇，而她是这庙宇里的信徒。靠着这袍子，她隐于市井，隐于凡尘，得到了自在，成了不被打搅的、遵从内心秩序的人。她在《珍宝的灰烬》里写的寺庙里的，“背影肃穆得就像是只有她一个人，她是一个人站立在空阔的原野上”的老人，何尝不是她自己。

2

“百度百科”如此解释“袍”：直腰身、过膝的中式外衣。一般有衬里。是中国传统服装——汉服的重要品种，男女皆可穿用。

袍在中国的历史很长，东周时期的墓葬品中就有袍的记载。中国《诗经》《国语》中已出现“袍”的名称——《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子见证了战友的生死之交。《国语》：“袍以朝见也。秦始皇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指出袍是官员与百姓共同的服饰，却以颜色区分等级。袍分龙袍、官袍和民袍。龙袍为皇帝专用，袍为官家朝服乃是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后的事，以所佩印绶为主要官品标志。民袍乃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所穿。

这里专说民袍，也就是直襟直统的长袍。

东周开始，袍活了两千多年。有过两千多年历史的袍，自然就有了性格，有了魂。我们说到袍，除了衣襟之用，肯定还与文化之类有关。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如此放浪不羁的王子猷，想必是穿着袍的。袍子还得是新的，色泽还深，袍领和袖口甚至还缀了保暖的兽毛。

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那晚苏轼与张怀民的穿着，必须是袍子，而且是色浅而薄层、风吹起来有飘荡感的袍子才对。

张岱《湖心亭看雪》中，张岱自然也是穿袍子的，而且是厚袍子，衬里缀了很厚的棉絮，否则抵御不了西湖的风雪，担不起文中的天云山水和湖心之亭：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

在古代中国服饰文化里，袍子关乎斯文、教养、态度、责任，乃至更广阔的精神指向。换句话说，袍子即人。一个灵魂没有分量的人，是担不起袍子的。

3

近百年前的中国，当是袍子的世界。

蔡元培、胡适、林语堂、朱自清、钱穆、沈从文、陈寅恪……他们都是穿袍子的。他们袍子上的立领，从来都凛然竖立，领下和右肩上的布扣，从来都严严实实。袍子是他们的民族、国籍、语言、时代，也是他们共同的性格、风度、操守与运命。穿着袍子的他们，就像是一个家族的子孙。

中国现代文明启蒙先驱胡适曾是师从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的留美学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他后来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他毕生着力倡导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称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洋派的人，也是最有资格穿西服的人。

胡适先生当然经常西装革履。穿着白色衬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戴着圆框眼镜的胡适先生，挥洒自如，风度翩翩。他以西装为标榜，站在时代前沿，批判中国传统，在世界外交舞台驰骋。

可是他经常穿着袍子。西装和袍子，两种完全不同价值观的服饰，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百度上看他的诸多照片，袍子穿在他的身上，竟和西装一样妥帖——不，比西装更妥帖。

与他同样有很深西学背景的是林语堂。林语堂的父亲是个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最早接受的是西式教育，17岁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后又在美国和德国留学，先后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所教科目也多是外文。他还任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外交部秘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英文教授等。他后来的经历，也与西方文化有关：1948年，他赴巴黎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文组主任。1954年，他到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75年，他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林语堂几乎一辈子与西方文化打交道，他说英语比母语还要流利，懂欧美胜过中国，有一个故事充分说明了他这一点：他直到30岁执教北大才知中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如此西化程度厉害的林语堂，按理应该是长年穿洋装的。可网上搜索林语堂，其穿袍子的照片数量竟远远超过穿西装。就连其祖籍地福建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五里沙村的林语堂纪念馆前他的塑像，也是穿着袍子的造型。

一个人的着装往往暗示着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我想胡适、林语堂虽然有各种身份，但他们认定袍子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或者说，他们同样热爱西装，但西装于他们不过是一场场旅行，而袍子才是他们出发和最终要抵达的故乡。

在现代中国文化的语境里，鲁迅绝对是个异数。他是被解读最多的人，也可能是误读最多的人。认同他的人们，把他当作以笔为刀的思想者、革命者、民主斗士，当作“民族魂”。不认同他的人，说他性格偏执阴郁，对中国传统（包括中医）的批判过于凌厉无情，对与他论争过的人，“一个都不宽恕”。

真正的鲁迅是怎样的，只要看他留下来的许多照片就知道了。照片里，他都穿着袍子，中国的袍子。

他只有赴日本留学时穿着制服。那该是学校的校服，短装，铜扣，衣着挺括而生涩。但那时候，他还不叫鲁迅，叫周樟寿。

袍子应该是鲁迅认知中国的起点，也可能是终点。他几乎终生穿着袍子，也终生审视袍子。袍子是他的精神母体，也是他要反抗的敌人。袍子是他渴望突围的囚室，也是它驰骋一生的战场。袍子于他，也可能是思想的悬崖——袍子耸峙，他的目光与思考，正建立在这布帛的危险的悬崖之上。

袍子也是他的铠甲。他一生得罪人无数，是袍子护卫着他，让他免于伤害。

鲁迅穿着袍子，参加朋友的宴会，给穿着校服的学生讲课，看戏，回故乡，在书桌上完成各种报刊的稿约，给年轻作者的新作写序，订正准备付梓的书稿，躺在摇椅上与前来拜访的萧红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天气很热，他也不松开脖子下的那粒布扣，忙的时候，却会挽起宽大的袖管，露出青筋爆出的、指间被烟卷熏得焦黄的手。烟灰落在袍子上，他会手忙脚乱地拍打袍子。一辈子，他与袍子相生相克，直到最后，袍子也就成了他的墓碑。

有一张照片是他与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合影。那是1933年初萧伯纳到上海访问时的合影。照片里，77岁的萧伯纳身板硬朗，个子魁梧，风度翩翩。他白发、白眉、白胡子，穿着一套笔挺的西服，打着领带，左手握住右腕，样子俨然一位战功卓著解甲归田的老将军。这个老头子，气场真是强大得很！

而相比萧伯纳，鲁迅太矮了，也委实普通。从照片看，鲁迅只到萧伯纳的脖子处，相当于比萧伯纳矮了一个头。鲁迅平头，一字胡，发须皆黑，两手叉开，右手指间夹着烟，分明就是一名中国寻常老伯的样子。与相貌堂堂的萧伯纳同框，鲁迅的风度，眼看着要被萧伯纳比下去了（如果能找到作家自己关于袍子的论述就更有说服力了）。

可是鲁迅穿着袍子。那件袍子浑朴绵厚，却又威风凛凛。穿着袍子的鲁迅，样子就像是一座石塑的雕像，一块古老的碑。萧伯纳个子再高，发须再酷，也根本压不住他。

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逼迫，民众如同蝼蚁，国家衰弱到了极点。袍子们纷纷奋起，从课堂、书斋走向街头，走向面目模糊的民众，走向无尽的远方。他们眉头紧锁，目光机警，步履匆匆。在街头临时搭起的演讲台上，他们慷慨陈词，袍子宛如风中高举的旗。在风声鹤唳的巷道里，他们匆匆走过，衣袖里可能藏着秘密的情报，一张通知某个群体秘密转移的纸条……为防被人认出，他们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为防风雨，他们把油纸伞握在手里。有奋起就会有牺牲，关于袍子让人悲伤的消息纷纷传来：一件叫陈独秀的袍子，被投进了监狱；一件叫李大钊的袍子，被绞死在绞刑架上；一件叫闻一多的袍子，被子弹打出了十几个窟窿……

4

1938年2月，一群袍子领着千名学生从长沙出发，开启了终点为云南昆明、路途为近两千公里的远征。

他们的身份，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的教员。他们怎么从北方流落到了长沙，却又为何要领着学生从长沙前往昆明？

事情的前因后果关乎国运：1935年，北京的局势日益危急，为了防止突发的不利情况，清华大学秘密预备将学校转移至长沙，拨巨款在长沙岳麓山下的左家垄修建一整套的校舍，预计在1938年初即可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并在该年冬秘密南运几列车图书、仪器等教学研究必需品，到湖北汉口暂时保存，随时准备运往新校址。

1937年不仅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也是中国教育的多事之秋。该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月29和30日，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考虑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安全，鉴于清华大学此前为预备转校在长沙所作的努力，以及长沙当时的太平局势，教育部分别授函三所学校的校长，令三校在长沙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

三所学校的1600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陆续抵达长沙，开启了乱世中的文明重构之旅。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学校租借圣经学院和涵德女校，本部择于长沙城东的韭菜园——韭菜园，多好的名字，正对应着人们的期盼：即使烽火连天，中国的人才，依然可以像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地生长出来。

可是局势在几个月后发生急转，南京失守，华北沦陷，中原动荡，画着红色膏药旗的飞机一次次往长沙市区扔炸弹，学校是办不下去了。1938年初，教育部决定，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

师生们出发了。他们的迁徙何其艰难：他们分成三路，第一路走水路，部分老教授领着女同学从长沙小吴门的粤汉铁路上车，坐火车南下广州转道香港，再从香港上船，坐船到越南海防，再坐火车经过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路师生坐汽车，从长沙走湘桂公路，经过桂林、南宁、镇南关，到达越南河内，再从越南河内上火车，经过滇越铁路达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