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的故事

一

大表弟来电话，说姨父喘得厉害，在医院住了五天，回家卧床已半个月了，这几天时不时地提起我。他说疫情像一阵风，把全村刮了个遍，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走了好多个。他让我给姨父打个电话，聊聊天。

疫情三年了，一直未能回老家看看，父母坟上的草绿了黄，黄了枯，枯了又生。从哥哥发来的照片看，坟似乎瘦小了许多，心中顿有戚戚焉。

姨父和我们同村，我上中学时，他在县安建公司上班，我每个周末回六十里外的家中带一次干粮，若赶上他也回家时，他便骑自行车驮着我。回家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特别是其中二十多里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姨父个子不到一米七，身体敦敦实实的，骑在自行车上，车座被压得吱扭吱扭叫，他的头一鼓劲儿地往前拱着，背一起一落，哼哼嗯嗯粗重地喘着气，偶尔还发出吹哨一样的哮鸣。我从车后座上跳下来，去抢车把，争着要骑车带他，他坚决不让，两手死死攥着车把，眼睛圆睁，两腮通红，说话都结巴起来：“你、你、你好好坐着，别、别耽误工夫！”就这样，一路无语，风呼呼吹过耳际，姨父的喘息声、车座的吱扭声、车链子咔咔的滚动声混合在一起，姨父的背仿佛着了火，散发出烘热的汗味。姨父一直骑到我家门口，顺手提起我盛干粮的竹筐，把我送回灶屋中，向我妈咧咧嘴一笑，点点头，才返回自个儿的家。

如果姨父不回家时，他周末便在汽车站西面那条公路上给我拦辆搭乘的车。那条路叫张北路，当时是一条繁忙的主干道，轰轰隆隆的拖挂大卡车，车顶上杂乱地摞着五颜六色行李的长途客车，突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的枣红色拖拉机，不知从哪条小路上猛地窜出来的一辆手扶三轮车，偶尔静静划过的几辆小卧车，路边丁零丁零一摇三摆慢慢腾腾的马车、驴车、牛车，各种车辆像一波又一波的浪头涌过河道，呼呼隆隆驶过马路，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和汽笛声、人们的喊叫声、间或响起的高拔昂扬的马嘶驴鸣牛哞混成一团。仔细听时，那马嘶似笑、驴鸣像哭、牛哞如深情呼唤妈妈，让人禁不住愣怔一会儿。姨父塌背含胸站在马路牙石上，在弥漫的烟尘里，在嘈杂的市声中，两眼紧紧盯着由北往南的汽车。车过了一辆一辆又一辆，他和司机远远地招手，扯着嗓子打问，往往要联系十几辆车，才能让我搭上车。现在想来，那是一件多么具有挑战性的难事。一个人完全和路过的司机不认识，就敢于到公路上拦车搭车，司机竟也可以答应！我猜测，姨父也是有选择地拦车的，比如看那车牌号是我们县的吧，比如司机面相是憨厚慈善的吧，比如那师傅的乡音是老家方向的吧……和司机谈好后，我就被姨父用力托着屁股推到车后厢里。那车有的是拉家具的，车厢里桌子椅子满满当当交叉着摆放，一层层叠上去，高耸得吓人，每当要超车或是拐弯时，我的心都要从嘴里蹦出来，双手没抓没挠，身子在桌背和椅腿的缝隙里晃来荡去，不经意间头上便会撞个大包，那包摸上去像一层薄膜包着的一汪水，随时都会从戳破的一个小口迸溅出去。有时搭上的是拉化肥的车，我缩在遮盖的篷布里，刺鼻的气味呛得眼睛生疼，恨不得一直憋住不喘气，衣服上的化肥味儿十几天都散发不了。有时搭的是拉沙子的车，车上滑滑溜溜似乎总在运动的细沙，仿佛随时就要倾泻下去，我双手紧握着，手心里是黏糊糊的汗，两脚痉挛地蜷在灌进细沙的鞋里，就像被铁夹子夹住身子的僵直的鱼。好多年过后，我还会梦见从飞驰的沙车上滑下，从一身冷汗、张开大口却喊不出一丝声音的梦里惊醒。

汽车驶出好远，我透过雾尘，隐隐还看到姨父站在马路牙子上，往这边扬扬手，再扬扬手……

二

姨父是18岁那年当兵去的甘肃。

那个年代，农村青年想改变土里刨食的命，一是靠升学；二是去当兵。升学，由于取消了通过考试录取的办法，改为群众推荐，普通人家孩子想通过读书到城里工作的路就基本堵死了。能当上兵，便是农村青年一辈子的出头之日。

姨父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门心思种地，少与村民打交道，为了独生儿子的前程，他一狠心把养了不到一年的猪卖到公社生猪收购站，硬着头皮往大队干部家跑了好几趟，为姨父争得应征入伍的报名资格。验兵那天，听说前一年村里有个小伙子因为血压高没验过，又听说降血压的秘诀是提前多喝开水。可能是因为心情紧张，姨父感到有些头晕目眩，担心自己是血压高，出门前咕咚咕咚喝了一暖壶开水。谢天谢地，在紧张不安和热切期盼中，姨父接到了被批准入伍的好消息。

运送新兵的火车是一列闷罐车，每节车厢开着几个小窗，车门离地面足有一米半高，需要攀着一架短小木梯上去。闷罐车里生着炉子，炉子上方悬挂着一盏煤油马灯，散发出昏黄的光，随着火车行进的节奏微微摇动着。车开得很慢，呜呜、咔嚓咔嚓、哐当哐当，姨父心里兴奋得要命，至于他们要去哪里，车程多长，一律不知。白天透过窗子可以望见铺展无际的田野，夜色里一道道山影掠过车窗。跑了三天三夜，火车开进莽莽苍苍、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停了下来。

姨父清清楚楚记得，到了部队吃第一顿饭时的场景。当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和一箩散发着麦香的大白馒头端上来，他激动得心都颤抖了，这是梦里也会流口水的伙食啊。大口吞着馒头、喝着菜汤，姨父说那会儿心中真是充满了感恩，又想到几千里外的老爹老娘享不到这福分，便增添了愧疚之情，泪水禁不住漫上眼角。“咱以后不好好干，对得起谁啊！”

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从接到入伍通知那天起，姨父就在心底暗暗立下了志向。农村孩子最不怕的是吃苦，最不服的是落伍。姨父说，在新兵连那会儿，每天早晨天不亮，战友们就争先恐后悄没声息地起床去打扫营区的院子。可是只有两把扫帚，如何抢到扫把就成了大家拿愁的事。有的战士动了心思，晚上悄悄把扫把藏了起来，第二天早起的战友找不到扫把，急得团团转也没有办法。姨父是个“闷葫芦”，但“闷葫芦”有“闷葫芦”的主意，训练结束，他连续几天到营区周边四处踅摸，想找到打扫卫生的替代品。山坡上、沟壑里，漫山遍野是高高低低的树木，塔形的油松，尖顶的桧柏，高挺的白蜡，舒展的刺槐，榆叶梅下落满干枯的叶子，忍冬树枝条上晃动着几个扁圆的果子，还有刚刚知道名字的山荞麦、珠芽蓼、马先蒿、火绒草……他尝试着用落在地上的松枝缠上黑麦草扫地，不好用；用柽柳的细长枝条制作，又难以成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林子深处，一条近乎干涸的河边，他发现了一丛芦苇。翌日，训练完毕，姨父独自带上工具，赶到那里，割了二三十根芦苇，摆到山坡上晒了几天，扒除苇叶，抖去芦花，密密实实将苇竿集束缠绑起来，一把结实的扫帚做成了。就这样，姨父制造了自己的专用扫把，拥有了抢先打扫院子的“法宝”。当争强好胜的战友凌晨起床打扫卫生时，天井里早已干净如洗，只有隐隐几道细细的帚痕和新鲜的泥土气息，告知他们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拼上血命去努力，有时候并不能改变什么，而偶然的一个念头，却可能决定了某个人的命运。姨父所在的连队属于基建工程兵部队，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修隧道，架铁路，每日里与石头、沙子、钢筋、水泥打交道，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劳作一天，回到宿舍连说话的气力似乎都没有了。但对农村兵来讲，这活计并不是多么不堪。一觉醒来，他们就会满血复活，继续争着上最苦的岗，抢着干最累的活。参军后第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指导员深入营房与战士谈心，到了姨父所在的宿舍，与战士们谈工作、拉家常，嘘寒问暖。闲谈中，他似乎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你们谁会干木工活？”大家彼此相互对视，房间里一时沉静下来。指导员哈哈笑道：“没事，我只是随便问问。”起身就要离开时，姨父突然站起来，红着脸，嗫嚅道：“我会……”姨父平时话少，一说话就脸红，听妈妈说，姨父在村里外号叫“大闺女”，是出了名的憨娃子，笨嘴拙舌，为人实诚，从不说云天雾罩的话，不干虚头巴脑的事。这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脱口而出：“我会。”其实，入伍前，他仅仅见过当木匠的叔叔干木工活，自己连个刨子也没摸过。我猜想，对于胆小甚至有点懦弱的姨父来说，可能是感到指导员提出了要求，大家没人应答，怕让首长失望，因而不忍？或是当初制造扫把的经历使他对做木工活平添了自信？多年后，我打问姨父当时是咋想的，他挠着头，脸有些发红，嘿嘿道：“早忘了，反正头脑一热就说冒话了”。

这一“冒”不要紧，第二天，姨父就被抽调到隧道木工队。一个看似莽撞的行为，却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入了党，成为优秀的木结构工程师。也就在那时，经人介绍，我妈做主，我漂亮善良的姨嫁给了他。作为部队急需的技术人员，姨父很快转为志愿兵。大表弟6岁、小表弟3岁那年，基建工程兵建制撤销，组织上照顾姨父的实际困难，批准他转业回到故乡，安排到县安建公司。

也就在这时，在县城上学的我和姨父有了密切交集。

三

安建公司与县委、县政府同在县城中心大街上。安建公司大楼是县城最高的建筑，整栋建筑主体框架是由大理石砌成，穹顶之上一根巨大的避雷针指向蓝天，挺拔的乳白色立柱之间，半弧形的瓦蓝的钢化玻璃在阳光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那个星期五上午四节课后，我急匆匆冲出教室，气喘吁吁地向安建公司大楼跑去，我要让姨父给妈妈捎话，学校周末开运动会，我不能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座大楼，满头大汗、兴致勃勃步入大厅，我向传达室一个黑红脸膛的中年人说出姨父的名字，他一听立即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摆手：“他不在这里上班！”我怯生生地问：“那他在哪里呢？”“二号工地！”“二号工地在哪里？”“农装公司不知道吗？”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此前远远地望见这座大厦，想到有个亲人在里面工作，心里便会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崇高感、满足感，甚至还有几份骄傲和得意，没想到姨父竟然不在安建公司大楼上班！更没想到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平白无故受了一顿抢白。卑微、怯懦、委屈、愤怒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我感到头嗡嗡的，扭头冲出大厅，差点撞到一个穿制服的人怀里。我定过神来，忙不迭道歉，又小心翼翼地向他打听农装公司的方位，然后一溜小跑向“二号工地”奔去。

农装公司院子全然是一个狼藉的建筑工地，两座红色的塔吊巍然耸立，脚手架纵横交错，搅拌机、升降机、钢筋弯箍机嗡嗡然轰轰然作响，钢筋、水泥、砖块、沙石到处堆放。正是午饭时分，我辗转问了几个人才找到姨父。啊，姨父！他正蹲在工地北面一排简易板房前吃饭，左手抓着两个馒头，地上摆着一个白色搪瓷缸子，缸子腰部印着“保卫祖国”四个字，缸沿和把手好几处露出星星黑点，缸子里晃荡着半缸子西红柿鸡蛋汤，旁边是一个圆圆胖胖的盛着萝卜咸菜的罐头瓶子。那时，姨父右手拿着筷子，正小心翼翼地从瓶子里夹出一块半圆形碧绿的咸菜。我喊了一声姨父，他抬起头，脸上露出略带惊异的表情，咸菜掉到地上。他腰歪扭着转动着往上起，但终于没有站直，两腮鼓鼓地啊啊了两声，抻直脖子把食物吞咽下去，喉咙才清爽了些，“你怎么找到这里了？我到食堂给你打饭！”我连连摆手，说我在学校吃过了，然后三言两语讲了给家里捎话的事，就转过身，从成堆的建材形成的狭长夹道里穿过，快速跑上大街，抹一把脸，满是热热的汗和泪。

我考上大学那年，安建公司实行改制，原来的经理摇身一变成了董事长，由国家干部变成了民企老板。坊间说他称得上绝顶“高明”，仅仅用了半年工夫，就把一个热气腾腾的国有企业，做成了破产企业。听姨父说，这个老板通过事务所大做手脚，经过所谓的资产评估，公司账面上的资产竟然成了负数，大量应收款做成了呆账，应付款列入破产程序……改制完成后，所有债权变成了大把大把收入，而那些虚假的债务也变现成“新”的资金增长，一个“亏损企业”突然就一举“起死回生”。在全县企业家表彰大会上，他风度翩翩走上主席台，在热烈的掌声中微笑着接过“功勋企业家”的金色奖牌和100万元奖金。

“他就是个皇帝，比皇帝还霸道！”姨父愤愤地说。董事长把公司当作自家的企业，一应大事小事个人说了算。改制后，他首先整顿班子，一个一个清除公司原有领导层人员。有个副总和他发小，啥事也逢迎他，没想到55岁那年，他将发小所占的股份按原价退给本人，让发小退休出局。另有一个副总，受不了他的独断专行，和他弄掰了，拍着桌子和他争吵了几次，有天夜里在家门口附近被来历不明的人打成骨折进了医院，从此一蹶不振。公司监事长不知什么问题被检察院传唤，不久就被公司开除，据传监事长曾向上级纪委举报过董事长。此后，董事长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部安排进公司领导层，公司各部门和子公司负责人也都换成“自己人”，要么是他的侄子、外甥，要么是兄弟、哥们儿，甚至每个工程队都有他安置的人。姨父平时沉默寡言，埋头干活，大家议论公司的事，他只是听，不插言，有一次连续俩月没领到工资，实在憋不住，就发了几句牢骚，没过几天，工程队长就找他谈话，说念他腰病缠身，干不了重活，提前让他办理退休手续。姨父坚决不同意，提出要通过劳动仲裁解决，但胳膊哪里能扭得过大腿？五十岁不到就离了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