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老

一

当初，命运刚刚显露出冷酷的面目时，父母是如何辗转于医院，如何听医生的解释，如何抱着孩子、背着包袱上火车的。如何因为没有粮票了，而给食堂里要了一碗面汤喂我们。实际上，这些我在场的经历，我却都是缺席的。

只有两周岁的我，并不知道正在经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天快黑了，我们还不能回家。每经过一辆公共汽车，我都盼望父亲出现，不停地说：“是俺爹来了！”我每天傍晚都哭闹着要去等车，盼望着某一辆车门打开，父亲突然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另外一家人住在同一所地下室的房间里，我对那个陌生的每天哭泣的男孩（病友）很好奇，我至今记得他袜子上的花纹好看极了。更不知道为什么那长长的针每天要扎我，我会用家乡最粗鲁的语言，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脏话骂医生。医生听不懂，以为我在叫她阿姨，还夸我懂事、坚强。

关于那段经历，我大部分是通过母亲片段的回忆感受的，我知道，有一些母亲说出来了，还有很多母亲是无法说出的，只能留在她的内心深处。

母亲每次回忆，都会提到姥姥的死。

为了不耽误父亲上班和种地，母亲和我十五岁的表姐带着我们在北京治疗。上午打针，姐姐打八针，我打六针，在全身的关节处打药水。下午气功，候诊的时间要比治疗的时间长很多。每天经历过这些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去医院对面的小山坡上坐着，看天上的云，看路上的车。那是一个小土山，山坡上有许多小枣树，结着满树又红又小的枣，弯弯的树枝随风晃动着，一阵阵传来秋天的消息。母亲在这里的一个月，或许已忘记了季节，而此刻她是否有些想家了？然而回家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虽然治疗周期已接近尾声，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现在回家就是放弃。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母亲独自被风吹着。

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天父亲来了。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这样突然的重逢，让人欣喜却又不安。父亲说，姥姥病得重，让我们回去，车票都买好了。父亲刻意平静的态度，简练的语言，让母亲感到事情的严重。她顾不得多想，匆匆收拾行囊，抱着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当火车快到县城火车站的时候，父亲从他的腰间扯出一条白布，那是给母亲的孝，他说没她姥姥了。听到这个噩耗，表姐哇的一声哭了！悲痛的气氛瞬间蔓延了整个车厢。母亲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失声痛哭。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我们离家的时候姥姥还好好的。

下了火车，母亲便直接带着我们和行李回娘家奔丧了。有时候从一个悲痛中迅速脱离出来的方法是走入另一个悲痛。姥姥的去世，让母亲暂时放下了带我们看病时的失望。在姥姥的丧事上，她哭得最凶。那止不住的泪水中，有失去母亲的悲痛，有对母亲的愧疚，更有对命运不公、对内心委屈的宣泄。母亲压抑许久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姥姥是肺心病，常年咳嗽、哮喘，那次病情突然加重，去医院三天就走了。

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会说：“你姥姥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就盼着你们能好。你姨说，你姥姥临走的时候已经糊涂了，清楚一阵就说，谁知道小乔家的孩子好了吗？人走了，眼睛还瞪着。”

那一次去北京，就是姥姥从舅舅屋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北京某某干休所可以治疗我们的病，便满怀希望地告诉母亲，让我们再去看看。妗子还让表姐跟我们一块儿去，帮母亲带孩子。我们才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母亲临走之前回娘家和姥姥告别，姥姥把母亲送到了村口。姥姥穿着黑色的斜襟褂子，绑着裤腿，她的个头像母亲一样，或许因为年龄大了，更矮了一些。她反复叮嘱母亲：“能看好就看，看不好就回来，别让孩子们受罪，这就是你的命，你就认命，别疯了傻了的，让人家笑话。”

姥姥的这段话，在母亲心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找不到精神支柱的时候，这些话就是母亲苦难岁月中的中流砥柱。

母亲每次回忆到这里都会说：“谁知道这竟是最后一面了。”泪水便在眼中转圈，有时候流下来，有时候流不下来。

她说：“两个老人我都没伺候过，我这个闺女白养了。”每到这时，这愧疚还会让母亲联想起我的姥爷。“你姥爷临走那一个月你正在医院呢，一死一活的，我哪走得开，只匆匆地看了一眼。那时候他就什么也咽不下去了，你妗子给他冲半碗茶汤，喂一小勺就吃不进去了，你妗子就倒进泔水桶里，刷了碗。”

母亲每次都要讲这个过程的细节，或许当她看到这个程序仅仅是程序的时候，每一个画面便像钉子一样，刺痛并深入了她的内心。

母亲和女儿这两个先赋角色，在我的母亲这里却成了冲突，命运让她不可调和地选择一种疼痛。选择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母亲的角色超越了一切角色。疼痛却也是深远的，因为它在生命的最深处。

对爹娘的愧疚，仿佛是母亲内心没有愈合的伤，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慢慢结痂，反而随着她的苍老而日渐扩大、加深。

或许就是因为这愧疚，母亲的兄弟姐妹中唯有母亲叨念姥姥最多。尤其是这些年，母亲总是时常说起姥姥的一些事，语气中充满了心痛。说姥姥一辈子受苦，纺棉花、织布到深夜。说姥姥死了一个女儿，便开始抽烟了。说姥姥经常挨姥爷的打，去世的时候脑袋上的包还没有落。说姥姥一辈子不会骂人，说姥姥给谁都是实心实意的，不知道藏奸。

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两周岁，姥姥在我印象中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黑色的身影。

小时候母亲说，我也只是听听，但多年过去后，等到我经历了该经历的，等到我足够成熟了，才真正听见母亲的诉说。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仿佛很熟悉姥姥的生活，跟随母亲的情感，我感受到了过去的事。褪色的往事在今天又鲜活了。有时候真感觉生命是一个圆，在远离的同时，是另一种接近。

姥姥的很多话还在我们家流传着。“哄死人不偿命”，是说对别人好没有极限，更没有错。“抓起灰来比土热”，意思是一家人总比外人强。这些家常的人生哲理，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母亲。

如果问母亲的精神依靠是谁，那无疑是姥姥。尽管她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但她仍然活在母亲的心中和生活里，陪伴着孤独的母亲。

二

十三年前，一个近五十岁的记者采访我们，他问母亲：当初知道孩子的情况了，你有过怎样一个思想斗争？

母亲说：没经过什么斗争。

他更直白地说：就没有想过放弃？

母亲说：没有。

他很不满意地说：不可能。

他觉得母亲不够坦诚。而母亲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无论做事还是聊天，我的父母都喜欢迁就别人。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个关注我们家的记者，可是我的母亲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应该有什么思想斗争。

母亲出汗了，她悄悄走过来问我，这该怎么说啊！

我说：他爱信不信，你实话实说就行了。

当时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幼稚的我真想中断这样的采访，我又何必让母亲遭受这样的质问。

不过，他的提问让我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疑惑，一个母亲，难道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孩子吗？没有考虑过放弃是不真实吗？难道考虑放弃才更真实、更容易让别人理解？

多年过去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残酷说出一个合理的逻辑，找到一千个理由，而一个人要想为自己的善良说出什么逻辑，找到什么理由，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善良，不在任何一个逻辑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母亲又哪来的思想斗争呢？

我们居住在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位，这里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母亲将孩子视为自己一部分的自私的情感;另一种是善良的人被需要她的弱者唤出的无私的大爱。因此，我们可以幸福地存活。

母亲这个称谓是高尚的，因为无论谁，当她成为一个母亲，一定会将她最多的爱给予她的孩子。但面对一个残疾孩子，这份爱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关系到单纯的亲子情感，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境界层面、价值认识、人格和良知。

在复杂的人性面前，我的母亲做着最简单的事。

然而，我的母亲又哪能只有纯粹的简单呢？

母亲有一个梦，做了上百遍了。很多早晨，她都带着昨夜那个梦的惶恐和不安醒来，仿佛还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她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还不肯睡醒的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有时候嗯一声。每次母亲都讲得非常认真，而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不听我也知道她在讲什么。

梦中，母亲抱着我们，背着包袱，从娘家回来，天快黑了，还下着雨，路很难走，母亲找不到道儿了，往哪里走啊？母亲不知道问谁。地上的水不知有多深，不敢下脚，只有一条容一个人过的泥路在水的中间，母亲说，这还不得掉下去了哩！她硬往前走，因为没有别的路了。那路特别软，根本站不住。包袱掉下去了，孩子也掉下去了，又是泥，又是水，越陷越深，可是我们软得像面条一样，怎么扯也上不来。母亲就一边喊叫一边扯。母亲这个时候会说梦话，很多时候天已经有些亮了，母亲带着哭声的喊叫，一句也听不清，但那急切和无助却从梦中溢了出来。我会叫她两声，她嗯一声，我们继续睡。我以为这样就打断了母亲的痛苦，但只是让她的梦不连贯了。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中，每到这时，她总会着重描述当时的场景，那棵枣树还在呢，院中晾晒着好多祖父的衣裳，祖母在烧火做饭，祖父在扫院子，可是谁也不搭理她。父亲在屋里算账（那是他多年来做会计常见的场景），也不搭理她。母亲给祖父祖母说好话，给父亲理论，母亲就这样又哭醒了，一整天也不会逃脱这焦灼的心情。

这样的梦，我小时候她就做，现在还做;发愁的时候她做，不发愁的时候也做。这样的噩梦伴随了母亲三十多年。

小时候听母亲讲梦，只觉得可笑，梦还当真？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便开始暗暗拿母亲当实例来分析，才发现，母亲的梦怎么能是无稽之谈呢。那和母亲的生活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然不是和外在的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我的父亲、祖父、祖母远不是那样无情的面孔，而是母亲以及她创造的生活内在的呈示。

用多年的时间，像缠一团线一样，慢慢地，通过母亲这个一再重复的梦，我隐约看见母亲的内心深处有这样几个词，拯救、惶恐、冷漠、无助。而母亲每天所做的事，又何尝不是在这些词的推动下，变化着模样地，讨好和斗争呢？

母亲的心是纯粹的，就像一只小船，只承载着我们，然而它却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路搏击。小船内是柔软的光明的，而小船外却是无边无际的狂风暴雨、天昏地暗。

母亲用巨大的恐惧，保护了微小的幸福。

三

孤独的母亲独自面对属于她的灾难，即使是我，也无法分担，就像我的灾难母亲无法分担一样。不一样的是，在这灾难中母亲想的是我，而我想的却是我自己。

那是一个最寒冷的日子，天就要黑了。我刚刚输完液，母亲把我抱上轮椅，给我先拌了碗疙瘩，我却无法吃了。我感觉到生命的危机在我体内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来临。越来越憋气，气管中的浓稠痰更加多了，仿佛无数的石头和淤泥堵在那里，气流通过，发出艰难的呼噜声，每一次呼吸变得无比吃力。心跳加速，濒死感瞬间淹没了我。五天输液后，我的肺炎加重了。

母亲也看出来了，焦急让她呼吸急促。父亲和姐姐也紧张了起来。一个抉择堵住了我的路，要么等死，要么全力挣脱，去赢得那微弱的生机。我选择了后者。我说娘打120，去省二院（虽然县医院更近，但没有气管切开的技术，危急时刻是不能进行抢救的）。母亲匆匆打了电话。她其他的已经听不进去了，只听着我的决断，她知道那对我最有利，因为我是自私的。

我被抬上担架时，天就黑透了，这次出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很可能就是永别了，所以我郑重地说：姐姐我走了。姐姐被母亲安置在床上，这个夜晚她该怎样度过，但母亲却必须丢下她了。

在救护车上，母亲的情绪极度紧张，她要求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她要下车透气。我看见她的嘴那么白、那么干，她痛苦地恳求车上的人们，大家都劝她忍耐一下，而我却沉默地看着母亲。她哭着说：你不管娘了。那声音让我的内心至今疼痛，让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无助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