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老

作者: 刘厦

当初,命运刚刚显露出冷酷的面目时,父母是如何辗转于医院,如何听医生的解释,如何抱着孩子、背着包袱上火车的。如何因为没有粮票了,而给食堂里要了一碗面汤喂我们。实际上,这些我在场的经历,我却都是缺席的。

只有两周岁的我,并不知道正在经历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在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天快黑了,我们还不能回家。每经过一辆公共汽车,我都盼望父亲出现,不停地说:“是俺爹来了!”我每天傍晚都哭闹着要去等车,盼望着某一辆车门打开,父亲突然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和另外一家人住在同一所地下室的房间里,我对那个陌生的每天哭泣的男孩(病友)很好奇,我至今记得他袜子上的花纹好看极了。更不知道为什么那长长的针每天要扎我,我会用家乡最粗鲁的语言,也是我学会的第一句脏话骂医生。医生听不懂,以为我在叫她阿姨,还夸我懂事、坚强。

关于那段经历,我大部分是通过母亲片段的回忆感受的,我知道,有一些母亲说出来了,还有很多母亲是无法说出的,只能留在她的内心深处。

母亲每次回忆,都会提到姥姥的死。

为了不耽误父亲上班和种地,母亲和我十五岁的表姐带着我们在北京治疗。上午打针,姐姐打八针,我打六针,在全身的关节处打药水。下午气功,候诊的时间要比治疗的时间长很多。每天经历过这些后,母亲便带着我们去医院对面的小山坡上坐着,看天上的云,看路上的车。那是一个小土山,山坡上有许多小枣树,结着满树又红又小的枣,弯弯的树枝随风晃动着,一阵阵传来秋天的消息。母亲在这里的一个月,或许已忘记了季节,而此刻她是否有些想家了?然而回家不是容易作出的决定,虽然治疗周期已接近尾声,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现在回家就是放弃。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母亲独自被风吹着。

在那样的日子里,有一天父亲来了。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这样突然的重逢,让人欣喜却又不安。父亲说,姥姥病得重,让我们回去,车票都买好了。父亲刻意平静的态度,简练的语言,让母亲感到事情的严重。她顾不得多想,匆匆收拾行囊,抱着我们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当火车快到县城火车站的时候,父亲从他的腰间扯出一条白布,那是给母亲的孝,他说没她姥姥了。听到这个噩耗,表姐哇的一声哭了!悲痛的气氛瞬间蔓延了整个车厢。母亲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失声痛哭。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我们离家的时候姥姥还好好的。

下了火车,母亲便直接带着我们和行李回娘家奔丧了。有时候从一个悲痛中迅速脱离出来的方法是走入另一个悲痛。姥姥的去世,让母亲暂时放下了带我们看病时的失望。在姥姥的丧事上,她哭得最凶。那止不住的泪水中,有失去母亲的悲痛,有对母亲的愧疚,更有对命运不公、对内心委屈的宣泄。母亲压抑许久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姥姥是肺心病,常年咳嗽、哮喘,那次病情突然加重,去医院三天就走了。

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会说:“你姥姥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就盼着你们能好。你姨说,你姥姥临走的时候已经糊涂了,清楚一阵就说,谁知道小乔家的孩子好了吗?人走了,眼睛还瞪着。”

那一次去北京,就是姥姥从舅舅屋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北京某某干休所可以治疗我们的病,便满怀希望地告诉母亲,让我们再去看看。妗子还让表姐跟我们一块儿去,帮母亲带孩子。我们才再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母亲临走之前回娘家和姥姥告别,姥姥把母亲送到了村口。姥姥穿着黑色的斜襟褂子,绑着裤腿,她的个头像母亲一样,或许因为年龄大了,更矮了一些。她反复叮嘱母亲:“能看好就看,看不好就回来,别让孩子们受罪,这就是你的命,你就认命,别疯了傻了的,让人家笑话。”

姥姥的这段话,在母亲心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找不到精神支柱的时候,这些话就是母亲苦难岁月中的中流砥柱。

母亲每次回忆到这里都会说:“谁知道这竟是最后一面了。”泪水便在眼中转圈,有时候流下来,有时候流不下来。

她说:“两个老人我都没伺候过,我这个闺女白养了。”每到这时,这愧疚还会让母亲联想起我的姥爷。“你姥爷临走那一个月你正在医院呢,一死一活的,我哪走得开,只匆匆地看了一眼。那时候他就什么也咽不下去了,你妗子给他冲半碗茶汤,喂一小勺就吃不进去了,你妗子就倒进泔水桶里,刷了碗。”

母亲每次都要讲这个过程的细节,或许当她看到这个程序仅仅是程序的时候,每一个画面便像钉子一样,刺痛并深入了她的内心。

母亲和女儿这两个先赋角色,在我的母亲这里却成了冲突,命运让她不可调和地选择一种疼痛。选择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因为母亲的角色超越了一切角色。疼痛却也是深远的,因为它在生命的最深处。

对爹娘的愧疚,仿佛是母亲内心没有愈合的伤,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慢慢结痂,反而随着她的苍老而日渐扩大、加深。

或许就是因为这愧疚,母亲的兄弟姐妹中唯有母亲叨念姥姥最多。尤其是这些年,母亲总是时常说起姥姥的一些事,语气中充满了心痛。说姥姥一辈子受苦,纺棉花、织布到深夜。说姥姥死了一个女儿,便开始抽烟了。说姥姥经常挨姥爷的打,去世的时候脑袋上的包还没有落。说姥姥一辈子不会骂人,说姥姥给谁都是实心实意的,不知道藏奸。

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才两周岁,姥姥在我印象中留下的只是一个模糊的黑色的身影。

小时候母亲说,我也只是听听,但多年过去后,等到我经历了该经历的,等到我足够成熟了,才真正听见母亲的诉说。

在母亲的讲述中,我仿佛很熟悉姥姥的生活,跟随母亲的情感,我感受到了过去的事。褪色的往事在今天又鲜活了。有时候真感觉生命是一个圆,在远离的同时,是另一种接近。

姥姥的很多话还在我们家流传着。“哄死人不偿命”,是说对别人好没有极限,更没有错。“抓起灰来比土热”,意思是一家人总比外人强。这些家常的人生哲理,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母亲。

如果问母亲的精神依靠是谁,那无疑是姥姥。尽管她已经去世三十年了,但她仍然活在母亲的心中和生活里,陪伴着孤独的母亲。

十三年前,一个近五十岁的记者采访我们,他问母亲:当初知道孩子的情况了,你有过怎样一个思想斗争?

母亲说:没经过什么斗争。

他更直白地说:就没有想过放弃?

母亲说:没有。

他很不满意地说:不可能。

他觉得母亲不够坦诚。而母亲也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无论做事还是聊天,我的父母都喜欢迁就别人。现在她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这个关注我们家的记者,可是我的母亲却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应该有什么思想斗争。

母亲出汗了,她悄悄走过来问我,这该怎么说啊!

我说:他爱信不信,你实话实说就行了。

当时如果不是有熟人介绍,幼稚的我真想中断这样的采访,我又何必让母亲遭受这样的质问。

不过,他的提问让我有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疑惑,一个母亲,难道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她的孩子吗?没有考虑过放弃是不真实吗?难道考虑放弃才更真实、更容易让别人理解?

多年过去后,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残酷说出一个合理的逻辑,找到一千个理由,而一个人要想为自己的善良说出什么逻辑,找到什么理由,是困难的。因为真正的善良,不在任何一个逻辑之内,不需要任何理由。母亲又哪来的思想斗争呢?

我们居住在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位,这里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母亲将孩子视为自己一部分的自私的情感;另一种是善良的人被需要她的弱者唤出的无私的大爱。因此,我们可以幸福地存活。

母亲这个称谓是高尚的,因为无论谁,当她成为一个母亲,一定会将她最多的爱给予她的孩子。但面对一个残疾孩子,这份爱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这不仅关系到单纯的亲子情感,更关系到一个人的境界层面、价值认识、人格和良知。

在复杂的人性面前,我的母亲做着最简单的事。

然而,我的母亲又哪能只有纯粹的简单呢?

母亲有一个梦,做了上百遍了。很多早晨,她都带着昨夜那个梦的惶恐和不安醒来,仿佛还分不清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梦。她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还不肯睡醒的我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有时候嗯一声。每次母亲都讲得非常认真,而我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不听我也知道她在讲什么。

梦中,母亲抱着我们,背着包袱,从娘家回来,天快黑了,还下着雨,路很难走,母亲找不到道儿了,往哪里走啊?母亲不知道问谁。地上的水不知有多深,不敢下脚,只有一条容一个人过的泥路在水的中间,母亲说,这还不得掉下去了哩!她硬往前走,因为没有别的路了。那路特别软,根本站不住。包袱掉下去了,孩子也掉下去了,又是泥,又是水,越陷越深,可是我们软得像面条一样,怎么扯也上不来。母亲就一边喊叫一边扯。母亲这个时候会说梦话,很多时候天已经有些亮了,母亲带着哭声的喊叫,一句也听不清,但那急切和无助却从梦中溢了出来。我会叫她两声,她嗯一声,我们继续睡。我以为这样就打断了母亲的痛苦,但只是让她的梦不连贯了。母亲带着我们回到家中,每到这时,她总会着重描述当时的场景,那棵枣树还在呢,院中晾晒着好多祖父的衣裳,祖母在烧火做饭,祖父在扫院子,可是谁也不搭理她。父亲在屋里算账(那是他多年来做会计常见的场景),也不搭理她。母亲给祖父祖母说好话,给父亲理论,母亲就这样又哭醒了,一整天也不会逃脱这焦灼的心情。

这样的梦,我小时候她就做,现在还做;发愁的时候她做,不发愁的时候也做。这样的噩梦伴随了母亲三十多年。

小时候听母亲讲梦,只觉得可笑,梦还当真?后来,我接触到了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便开始暗暗拿母亲当实例来分析,才发现,母亲的梦怎么能是无稽之谈呢。那和母亲的生活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然不是和外在的生活有什么直接联系——我的父亲、祖父、祖母远不是那样无情的面孔,而是母亲以及她创造的生活内在的呈示。

用多年的时间,像缠一团线一样,慢慢地,通过母亲这个一再重复的梦,我隐约看见母亲的内心深处有这样几个词,拯救、惶恐、冷漠、无助。而母亲每天所做的事,又何尝不是在这些词的推动下,变化着模样地,讨好和斗争呢?

母亲的心是纯粹的,就像一只小船,只承载着我们,然而它却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路搏击。小船内是柔软的光明的,而小船外却是无边无际的狂风暴雨、天昏地暗。

母亲用巨大的恐惧,保护了微小的幸福。

孤独的母亲独自面对属于她的灾难,即使是我,也无法分担,就像我的灾难母亲无法分担一样。不一样的是,在这灾难中母亲想的是我,而我想的却是我自己。

那是一个最寒冷的日子,天就要黑了。我刚刚输完液,母亲把我抱上轮椅,给我先拌了碗疙瘩,我却无法吃了。我感觉到生命的危机在我体内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来临。越来越憋气,气管中的浓稠痰更加多了,仿佛无数的石头和淤泥堵在那里,气流通过,发出艰难的呼噜声,每一次呼吸变得无比吃力。心跳加速,濒死感瞬间淹没了我。五天输液后,我的肺炎加重了。

母亲也看出来了,焦急让她呼吸急促。父亲和姐姐也紧张了起来。一个抉择堵住了我的路,要么等死,要么全力挣脱,去赢得那微弱的生机。我选择了后者。我说娘打120,去省二院(虽然县医院更近,但没有气管切开的技术,危急时刻是不能进行抢救的)。母亲匆匆打了电话。她其他的已经听不进去了,只听着我的决断,她知道那对我最有利,因为我是自私的。

我被抬上担架时,天就黑透了,这次出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很可能就是永别了,所以我郑重地说:姐姐我走了。姐姐被母亲安置在床上,这个夜晚她该怎样度过,但母亲却必须丢下她了。

在救护车上,母亲的情绪极度紧张,她要求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她要下车透气。我看见她的嘴那么白、那么干,她痛苦地恳求车上的人们,大家都劝她忍耐一下,而我却沉默地看着母亲。她哭着说:你不管娘了。那声音让我的内心至今疼痛,让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无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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