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心”事

再说一遍：“支架”只能“救命”，不能预防！

不该放的时候放了，还会成为“人为的血栓”！

为何“心脏支架”会被“过度使用”“滥用”？

你的“心”事你得懂！

立“侧支循环”，走“心脏康复”之路——

不要等到“濒死”了才去警惕，我们的“心”——比天大！

前言

中国人对“心脏冠状动脉支架”，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逐渐接受，到广泛使用，中间不过30余年。这30余年，“支架”忽远忽近、云里雾里，如神仙魔鬼，老百姓对它，知之甚少。直到2020年11月5日，首批国家“高值医用耗材”在天津开始了“集中带量采购”，“支架”才走下神坛，才被人知道它是救命的“神器”，但如果放错了，“救命”就变成了“毁命”，而且支架的价格，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和成本之间埋伏着巨大的虚高。有人借患者家属“卖房子卖地都要救人”的天然情感，乘人之危，从中牟利，坏了良心，让人怒不可遏、义愤填膺。

我想做一期《当心，别被错放了支架》的电视专题，这念头诞生于2019年年底，但转眼新冠疫情突发，武汉封城，全民宅家。2021年，小小的“新冠”依然横行，这一年极端天气又加上突然肆虐的大水，“支架”的选题不属于新闻热点，因此“非必要，不离京”，反反复复地，总完不成这一件“心”事。

可生命攥在上帝的手里，有时也会让魔鬼戏弄。每一天突发的心梗患者都浮沉于侧，有人心脏不适，检查发现“冠脉堵塞”，手里又接到急诊的“知情同意书”——“快，要不要装支架抢救？装，还是不装？”家属拿着单子，手抖着不知该如何下笔，耳畔尽是时钟在滴滴答答地往前跑，跟自己的亲人在比命。我们不是医生，不懂得支架，这“支架”究竟是该装还是不该装？过去，如果遇到如此的危急关头，多数人都会选择“那就听医生的吧”。无知、无奈，只能对医生充满了职业与良知的信任。但是今天，人们听说了“支架的故事”，生怕被“错用”“滥用”，那是拿自己亲人的命去赌，因此心中不安，行动也变得犹豫、迟滞。

回首2020年中国首次对“高值医用耗材”进行的“集中带量采购”，11家符合资格的中外企业曾带着26个支架产品前来投标，10个拟中选产品，占了医疗机构报送采购需求的80%，国家定下第一年意向采购的107.47万个支架，价格也从均价13000元猛降到700元左右。谈判听说紧张激烈，异常艰难。事后，我们《新闻调查》摄制组首先来到了国家医保局，就价格“跳水”问题采访了医药价格招采司招采处的董明辉处长。

“怎么会降幅达到了93%？很多人听了都吓一跳。”

董处长很真诚也很敢说话，证实“那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这次“集采”，国家要从“价格昂贵”入手，要打击中间环节的“灰色收入”，让患者堵塞了多年的认知也从“天花板”回落到地板上——舆论一时哗然。那“虚高的水分”究竟到哪里去了？“支架”的安放为什么会被“滥用”？医生的良心与暴利？行政的管理与利益驱动？

……

客观地讲：“支架”是个好东西，人的心脏三根冠状动脉血管一旦出现了大面积堵塞，支架“砰”的一下进去，撑起、开通，就能挽救心肌，救人于分秒。但如果不是用在急救，错装了，过度了，还不要说有人出于贪念故意为之的滥用，那支架就是“人为的血栓”。这种事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医界普遍接受：近些年我们的“心脏冠脉支架”12%是被“过度治疗”了，38%属于“可放可不放”，如此看来，一半的支架存在“使用的问题”。因此专家一再呼吁：“支架的植入，数量要硬性的标准，使用，更亟待规范！”

翻开日记：2019年1月30日，我在北京约好了要和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胡大一教授见面，请他就“心脏支架”的话题接受央视的采访，胡大一义不容辞。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是我国第一个把心脏介入手术（即不开胸的“心脏支架”手术）从外国引进国内的心脏内科专家，且一直呼吁“支架不可滥用”，为此在很多学术会议、在纸媒、在网络上著书立说，奔走呼号。

什么是“适用”？什么又是“滥用”？

三年来，随着采访的一层层深入，我听到很多的故事，知道了很多人的确是在急救时被正确地使用了支架，心肌回血，生命就和死神掰赢了手腕;但也有人糊里糊涂地就被乱装了一个、两个，甚至七八个，最高纪录，十三个。

多少人生死如“坐过山车”，几多惊险、几多被动、几多茫然。

慢慢地，在我眼前，出现了一面面镜子，晃在我疑问的世界，扎在我悲悯的心田，更激起了我压抑不住地要走近这些人，探求真相，论个短长，这冲动从升起的那一天，就没有再平复。

心脏支架之所以被“神化”，然后又被“妖魔化”，原因何在？

朋友提醒我：“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你一个局外人，可得当心。”

我开腔：“三年的采访，我还能说自己是‘局外人’？再说，就是找借口，就是想逃避，我的良心，那也让狗吃了？”

这就有了2021年5月22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的《支架降价之后》和现在我这篇意犹未尽的纪实写作——《我们的“心”事》。

尽管我做此事，真有可能要得罪人，或冤枉了一些一时认识不足的好心的医生，但抛砖引玉，亡羊补牢，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不是吗？何况，谁能保证自己这辈子就不血管堵塞，就不发作心梗，有一天不被医生也拿着一张单子让家属签字：“快，支架，装还是不装？”——我们的“心”事，我们自己得懂，生命无价，枉死了，那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

第一章 “支架”降价之后……

1.急性心梗，正在抢救……

2021年3月23日晚上9点多，我们《支架降价之后》摄制组在长春刚刚完成了对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采访，饭后坐车正要回酒店，一个电话急吼吼地打来，是心内及心脏康复中心的护士长梁聪颖：“介入室正送来一位心梗的病人，应该是需要装支架的，你们要不要回来拍一拍？”我心头一紧，又有人出事了？这是个坏消息;但采访在长春正在下沉，眼下就来了一个突然发病的案例，对拍摄来说实属难得。

我立刻跟编导王晓健、主摄老师毕英汉商量：“怎么办？咱回不回去？拍不拍？”

大家微信，你言我语，最后一致决定，“快，必须赶回去”，累没什么，做好节目，用事实说话，比什么都值得。

于是两辆车（通常我们《新闻调查》的拍摄小组是由两位摄像、一位录音师、一位编导，加上我这个记者——五人标配组成）掉头赶回了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家属正推着病人往介入室跑，两位摄像师在另一辆车，还没到，时间紧，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手术室、电动门，病人被紧急推入，眼前“手术中”三个鲜红的大字手臂一样地伸出，分外醒目……

按规定，咱不是医生，更不是抢救人员，这会儿怎么都不能停留在抢救现场，但没过多久，白天刚刚接受完采访的心内及心脏康复中心主任孟晓萍女士匆匆赶到了，她把我们带进了与抢救室只“一窗之隔”的一个隔间，我在这里透过大玻璃窗，能把手术室内的一切尽收眼底，因此举着手机也一段一段地视频个不停。

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病人，一位男性，年龄应该在六十上下，已经从担架上被转移到手术台上。他身上盖了一块绿色的无菌布，右侧一只胳膊却裸露着，那是为了便于介入科的副主任张兆志大夫给他快速消毒，然后做心脏造影，这一步的目的就是首先要确定病人的心脏冠脉血管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堵塞，堵了多少，又堵在了具体的什么位置。

果然，经检查，病人的三根血管有一根，也就是“前降支”的中段，已完全闭塞（就是100%地堵死了），我们在隔间看到的电视屏幕与正在手术室中进行抢救的张大夫看到的画面同步，黑白影像下，血管纤细得就像小树杈的末梢，“白掉”的一截就是堵塞。

那马上就要进行介入治疗了吧，就是放支架？我低声地问孟主任。

孟主任说：“对，正在做，我们应该马上就能看到。”

手术，一如战斗。

枪法好的战士，敌人刚冒头，就能一枪消灭！

我为什么猜测“应该是要放支架了呢”？那是因为在过去，介入抢救，病人堵塞的冠脉肯定会先被推入血管的球囊进行迅速扩开，跟着“心脏支架”就会被安放进堵塞的部位。

但是过了8分钟，病人的血管就被打通，电视屏幕上一度中断了的“前降支”堵塞被除，血液立刻向病人的心肌流去。

哇，成功啦！

第一次亲临其境，第一次亲眼所见——我的喊声就在嗓子眼儿。

但此时，张主任一反常态，他并没有给病人装支架，而是处理好了一切，立刻宣布“手术结束”——这可是出乎我的、甚至是孟主任的意料。

为什么没给病人放支架？

难道，“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沉重打击了支架的价格虚高，医生们能不做的就不做了？

这是一场救人于呼吸之间的“战斗”，张主任难道知道身旁正赶上央视记者在现场进行着拍摄，因此表现出格外的谨慎？

答案都不是我揣度的。

当张主任从手术室推开通往隔间的侧门来到我和孟主任的跟前，我疑惑未解，张主任这样解释：“作为一个介入科的医生，我们手术的目的何在？就是让病人的血流能恢复到三级就OK了。啥时候拿捏不准，就想想躺在床上的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亲戚，而且这个病人以前曾放过支架，可放了，后端又出现了闭塞，这是为什么？我得先找出原因，不能盲动。所以今天就没给他装，反正人先缓了过来，恢复了身体以后再看看情况吧……”

医者仁心，一切从需要出发。

我做电视，当然也包括现在写这篇报告文学，都必须从内心竖起大拇指：不管你一根支架是13000元还是700元，大多数医生都会根据病人的需要，该装的装，不该装的不装，哪怕装一根能挣很多的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又何必呢？

当然，所有的患者都能赶上这样“好心的大多数”？现实有时不得不让人摇头。

少数医生见利忘义，无视病人的身体，该装的尽量装，不该装的有时也给你装上，这种情况并非鲜见，患者和家属根本不知，也无从分辨。

其实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19》显示的数字：中国目前“心血管”患病的人数已达3.3亿，每4个人差不多就会有一个。而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冠心病手术量已经从23万例发展到过100万例，年增长速度在10%以上。面对这个巨大的市场，过去国家也不是没有“心脏介入手术”的资格限定，只不过从三甲医院扩大到县级医院。后来有报道指出“全国有2400多家医疗机构都在做支架”，每台手术如果使用的个数以平均1.5枚来计算，那中国要用掉的支架每年就有150万支——“这个数字暴涨的背后，有暴利。”对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加以否认。

“会不会有医生真的不知，还认为装了支架保险，至少是能预防心梗？”

第一次见胡大一，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过质疑，胡大一教授当时的回答是：“会有，但明知没必要，利益驱使，这样的‘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肯定也不排除。”

于是，最硬核的问题，我把它置顶：“支架，究竟能不能预防心脏病、预防心肌梗死？”

胡教授斩钉截铁，毫不犹豫：“缘木求鱼，根本不能！”